半年前，阿丽的弟弟突发流感去世，据阿丽描述，她目睹了弟弟在家抢救的过程，这是她第一次感到去世离自己很近。面对去世，那种无力感让她接近崩溃。弟弟去世后，阿丽开始控制不住地掉眼泪，一开始她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毕竟弟弟跟自己的关系最好，活脱脱的一个大活人没有了，让谁都接受不了。后来，阿丽发现只要提及弟弟的任何事情，都会让她崩溃大哭，悲伤的情绪好像蔓延起来。
直到最近，她在学校里出现了一次惊恐发作，那种发作时的感觉让她恐惧害怕，好像去世随时都会在她身上发生。她才意识到，这个悲伤好像已经不是简单的伤心了，她总感觉弟弟去世这个坎在内心深处已经无法逾越了，她很难安心地在学校里上课了，阿丽妈妈带着她来到中心进行面诊。
去世，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活着的人不得不接受生命终将逝去的现实，接受生命中重要他人的离去。就像阿丽一样，她要接受弟弟已经去世，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在她生命中的事实。阿丽弟弟的去世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离去，对阿丽个体而言，弟弟在她生命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他人，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连接，突然而意外的离去，意味着阿丽失去了这一部分特殊的情感，构成了关系中的病理性记忆。面对病理性记忆，阿丽好像一直在表达悲伤情绪，但似乎总是有某种力量卡在这里，让她无法结束悲伤，内心的悲恸源源不断地涌现，无处安放。
在心理学中，我们认为哀悼是面对离去必然要发生的一个过程，用来处理、消化离别、分离和悲痛等情绪反应。在记忆重组干预中，刘承洛逐渐发现阿丽似乎在拒绝接受离去这个事实，哀悼的过程没有完成。在她的内心里面，一直用悲伤来防御与弟弟要分离的事实。在抱持性的态度下，刘承洛与阿丽一起去探索关于分离的主题，发现在早年经历里，阿丽一直存在分离与依恋的病理性记忆。
重男轻女，多子女的家庭环境，让阿丽从小就被寄养在离家很远的姥姥家里，一周一次与母亲的见面让阿丽很期待，但同时每次的分离都让她撕心裂肺，而这种分离感让孩童时期的阿丽有一种深深地被抛弃的不安全感，这种体验和感受并没有因为她重新回到家庭而得到缓解，她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外人。为了让这个家庭真正地接纳她，她开始为这个家付出，牺牲自己，同时，为了赢得持有重男轻女思想的母亲的关注，她对弟弟尤其好，尽管弟弟自私，仗势欺人，她仍然无怨无悔。
在付出的过程中，她逐渐被这个大家庭所接纳，她好像也找回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这种附加的身份和角色似乎与她很和谐，在次生家庭中，姥姥对待老伴也是如此，甚至对待儿媳妇，也是一味付出，不求回报。阿丽好像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付出方式，直到弟弟去世，她内心的那个自我身份好像崩塌了，她必须要去面对那个真实的自己了，一切好像回到了原点，孩童时期那个真实的自我出现了，那种在姥姥家的经历，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她内心世界中，她感到弱小而无助，每天都在担心和惊恐中度过，那种被抛弃的感受又一次卷土重来。
刘承洛对这些病理性记忆进行了高效重组，刘承洛陪伴着她，一点一点去探索内在的感受，澄清复杂的情感，慢慢地，她逐渐可以靠近自己的内心。认识到这个心结其实在于自己内心深处对分离的恐惧，她开始想要结束这个哀悼过程，去象征性地经历死亡。去完成人生中更重要的依恋与分离的主题。
经过两个月的记忆重组干预后，刘承洛最后一次在中心见到阿丽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她好像变得稳定多了，不再是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也不再莫名悲伤，而是很平和地面对生活。她自己也感受到内心在发生一些细微的改变，能够更关注于当下的一些感受。阿丽现在越来越能稳下来，因为她觉得那是过去的一些经历给她的感受，虽然很真实，但却不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她现在也越发地相信，通过经历丧失和分离，生命才显得厚重和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