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晴的妈妈很用心地照顾阿晴，她在妈妈的呵护下长大，对于人性的复杂并未深入了解，形成了很自我的性格。在和同学的相处中，也并未关心过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小学的时候在妈妈的照顾下，相对而言比较顺利，同学表面上都和她相处得很好，阿晴也并未觉察到自己的行为让其他人有了很大的意见。
阿晴在上小学的时候，妈妈给她带来了一个弟弟，从那以后妈妈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弟弟身上，这让阿晴感觉到了失落，对于自己的弟弟她并没有好感，因为他分享了妈妈对自己的关爱，每次看到弟弟的时候，阿晴的脸色都不会很好，她和弟弟的沟通平时也是很少的，在她的心里还没有弟弟的位置。阿晴在家里的地位慢慢出现了变化，弟弟会把自己的玩具摆得满地都是，阿晴也只是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净，对外面的情况不管不问。
阿晴在初中的时候，她之前的好朋友对她的态度很不友好，这让她对于人性感到了害怕，对于自信开始一点点崩塌，每次和同学沟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声音对她说未来的结果会很不好，她看不清隐藏在对方笑容后面的想法，会让她和同学深入下去的时候都会出现之前被伤害的画面，这个时候她本能地选择了退缩。
阿晴之前的烦恼都会和妈妈倾诉，自从有了弟弟之后，妈妈陪伴弟弟的时间多了起来，有好几次阿晴在找妈妈倾诉的时候，弟弟总会凑过来想知道她们在说什么，这个时候阿晴的心情变得更加烦乱，有些想倾诉的话语也被她隐藏在心里，她感到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
阿晴在2年前出现情绪低落、焦虑，一度有幻听，后来又觉得幻听变成了一种思维在控制自己。她的学习状态大幅度下降，难以坚持上学，频频请假。父母带她去看过不同精神专家，先被诊断抑郁症，后来又诊断双相障碍，服用精神科药物，还接受了多次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可是，父母和她都感觉没能彻底消除症状，阿晴还是容易痛苦、难过，“控制”她的思维也仍在。阿晴得病，与她父母的不当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只是她父母以前缺乏意识。而阿晴父母的做法，其实也是很多父母的做法，容易在无意中对孩子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孩子日后出现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增高。以下结合对阿晴的成长经历和患病原因，总结一些值得其他家长警惕和反思的教训。
刘承洛经常说，如果孩子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家长最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抓住最佳的干预时机，在问题刚冒头的时候就解决它。可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佳干预时机？答案是，往往是在孩子的学习状态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也就是出现严重学习障碍的时候。因为很多青少年遭受了一些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后，有一定的情绪波动，但不太明显，父母往往难以留意。可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学习障碍，甚至有躯体化症状了，那就说明心理问题比较严重了。
当然，就算父母这时带孩子去看精神专家或心理咨询师，他们也未必能意识到这背后的心理根源问题，尤其是精神专家，可能还是只关注症状。所以，最好是父母掌握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通过改善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尽快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比如说阿晴，她小学时成绩很好，说明虽然这时她已经有一定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了（有小学同学排挤她、父母缺乏关注和偏心等），但心理压力尚不严重。但上初中后，她的成绩跟不上了。阿晴爸爸说是因为她学习方法不科学，学业压力增大了，这固然很可能是客观事实。
但如果单纯只有这些因素的话，阿晴不会一上学就肚子疼、头疼，甚至一度不肯上学，老师同学轮番来劝她都死活不进校门。这其实是严重的学习障碍，如果按照主流精神医学的角度，可以诊断为“校园焦虑症”，甚至“校园恐惧症”。她肚子疼、头疼不是装的，是高度焦虑下出现的躯体化反应。这时候，就是阿晴最佳的干预时机。如果阿晴父母那时就能掌握一定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
诚恳地询问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他们很可能就会发现，女儿其实在初中里遭受了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所以她讨厌上学。而如果亲子间能再深入一聊，阿晴父母甚至可能会发现，女儿之所以容易在人际关系上受到伤害，又孤独、又自卑敏感，其实与父母的不当家庭教育有关。如果那时父母就懂得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拉近与阿晴的心理距离，再引导她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自信、理性，甚至考虑转学等，那阿晴很可能后来不会得病。她后来也用不着说，“我跟爸妈熟起来，就是因为这个病”。等孩子真正病了，甚至病得严重了，父母才跟孩子“熟”起来，才去重视，那最佳的干预时机往往就过去很久了。
当然，严重的学习障碍症状有多种，有些孩子不一定像阿晴那样激烈地排斥上学，还有可能是孩子在考试前非常焦虑、恐惧，每天上学前或放学后容易哭或发脾气，上学时里容易头晕、眼花、发烧、恶心、呕吐等，成绩对比以前一落千丈，逃学翘课等等。这些都是家长要赶紧重视的心理问题信号。阿晴有一个听起来很奇怪的症状，她觉得自己被一种思维控制了，已经持续1年多了。阿晴说，这种思想大概是这样的：“比如我面前有3杯水，我会有种思维，如果不喝其中某一杯，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比如做题有4个选项，这个思维就会告诉我如果不选某个的话，接下来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这确实符合强迫行为或强迫思维特征，如果这个症状已经严重损害了她的社会功能，让她很痛苦的话，那就基本符合“强迫症”的诊断了。那强迫症状的背后是什么？是中度到高度的焦虑。那她为什么焦虑？这跟她玩了一个病毒传播的电脑游戏后、新冠病毒真的来了，这让她感到恐慌、焦虑有关。这个症状就是在那之后开始出现的。
可是，电脑游戏和疫情只是外部因素，心理整体健康的人即使遇到了，一般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说明阿晴那时候已经有敏感胆小、容易焦虑害怕的性格特征了，而这背后肯定与她从小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关。而且，阿晴的妈妈因为缺乏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甚至在无意中继续对女儿造成心理伤害，增加了女儿的焦虑和强迫症状。
阿晴曾跟心理咨询师说，她情绪糟糕的时候想过自杀。但阿晴并没有过真正的自杀行为，这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父母，但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但她妈妈知道后非常担心，要求她以后不要说“死”这个字。刘承洛能理解阿晴妈妈的感受，她很害怕女儿在她面前说到“死”，更害怕女儿真的自杀。
而且很多家长对这个字就很忌讳，不允许孩子说“死”字，不吉利，阿晴妈妈很可能本来就属于这类家长。所以，她用命令的方式让女儿不要再提这个字，本意是想为了女儿好，也是为了让自己没那么焦虑、害怕。但在客观上，阿晴妈妈的做法是错误的。她没有与孩子就“想死”的想法进行良性沟通（良性沟通三部曲：共情、倾听、积极引导），没有与孩子的强烈负性情绪共情，也不听听孩子说说是什么时候想过自杀、具体想了什么、以及现在对此有什么想法，更没有对孩子做出积极引导，她强行让孩子不能说，往往只会增加孩子的负性情绪。
如果阿晴跟妈妈的亲子关系不好甚至很敌对的话，妈妈这个要求很容易让她更痛苦，并激起她的逆反心理，“你就光听到我说死，但你知道我啥想到死吗？你在意我的感受吗？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然后亲子之间很可能继发强烈的冲突，阿晴可能真的决定去死。幸好，阿晴生病后，爸爸妈妈都变得更关心她了，她跟妈妈的亲子关系明显改善，她内心对妈妈是比较信任的。所以妈妈让她别说，她愿意遵守。
但她明显感受到妈妈说这句话时的焦虑，甚至可能还有责备的语气，她也理解妈妈暗示的不吉利。她还有可能联想到自己想到自杀时，内心所涌现地对死亡的恐惧，再次体验到这种可怕的感觉。所以阿晴更焦虑了，真的担心说了“死”就真的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甚至泛化到了谐音“4”，做什么事情都尽量避免重复4次，强迫行为和思维更严重了。也就是说，阿晴妈妈当时不经意间说的那句话，实际上对阿晴造成了病理性记忆。也许很多父母可能无法理解：只是一句简单的话，怎么就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了呢？
这至于吗？其实，我们不是说父母说的每一句不妥的话，都会对孩子造成病理性记忆。可是，如果亲子关系已经不良了，或者孩子已经有一定精神心理问题了，这时父母还不掌握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的话，那父母不经意说出来的话，就很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因为这时的孩子往往很敏感，很容易从负面角度去解读别人的言行举止，甚至被激活了以前的其他心理创伤，出现强烈的负性情绪，然后形成新的病理性记忆。
所以，父母们要有所意识，在一些情况下，父母无意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眼神，都有可能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或者让孩子形成扭曲的认知，增大日后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风险。尤其对于年幼孩子，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可是，父母跟孩子相处时也不能整天如履薄冰，担心自己说错话啊。所以，最好的预防方法是父母本身的三观是正确而积极的，整体的言行举止是理性的，情绪是平稳的。
然后有意识营造出温馨、良好的家庭氛围，跟孩子建立真正亲密的亲子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看到父母时是打心底里高兴的、温暖的、熟悉的，那就算父母偶尔责骂几句，或有一些不当的言行举止，也不容易对孩子形成病理性记忆。我们常说，青少年之所以出现抑郁症、双相障碍，与其成长经历中所遭受的病理性记忆有关，尤其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其中，原生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往往是最主要的。但在不少多子女家庭中，经常出现“某个孩子得了抑郁症，另外的孩子却心身健康”的情况。
明明他们的家庭环境一样，父母的教育方式也不会差很远，所谓的遗传因素也非常相似，可为什么同一家庭的不同孩子之间，差别会这么大呢？就拿阿晴来说，后来我们得知，她家一共2个孩子。老大是阿晴，老二是一个比阿晴小几岁的小弟弟，还在读小学。那为什么，起码从目前的来看，偏偏只有阿晴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这与子女出生先后有着微妙的关系，面对排行不同的孩子，父母的教育方式其实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差得很远。
阿晴最早出生，虽然她父母有一定的重男轻女思想，但毕竟这是第一个孩子，他们肯定还是非常疼爱和关注的，在这其间，阿晴独享来自父母的疼爱，父母也尽心尽力地呵护着她。后来她的弟弟出生了。这时候阿晴父母的重男轻女思想就比较凸显了，好不容易终于生了儿子，他们在家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儿子身上，将阿晴交给老人家带。这导致阿晴和父母的亲子关系一度断裂，只跟外婆亲，而且明显感觉到父母的冷落和偏心，凡事都疼弟弟比疼她多得多。这种鲜明的对比让阿晴的心灵备受伤害，长期被父母忽视，令她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自卑感，敏感多疑，甚至可能还有被父母抛弃的不安全感。这都为她后续形成讨好型人格，容易遭到同学欺负、容易跟“渣男”在一起埋下了隐患。而她的弟弟们备受父母宠爱，暂时还没有显露出精神心理问题。
当然，如果阿晴父母对儿子过度宠溺，又或者对儿子的学习要求格外严厉、但在物质上有过分满足的话，或者平时经常过度夸奖的话，阿晴的弟弟也很“危险”。不排除以后可能出现一些精神心理问题。如今，国家放开了三孩政策，越来越多父母生2个、3个孩子。希望这部分父母要摒弃“重男轻女”的思想，要尽量给予每一位孩子充足的心理滋养，避免让某一个孩子感到自己被冷落、忽视了。否则，一来孩子以后容易出现精神心理障碍，二来容易“恋爱脑”，在恋爱关系中缺乏理智。
像阿晴这样，她非常渴望与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只要有人向她表白、表现得殷勤，她就容易答应与对方在一起，不管男女，也不细致去了解对方的人品。这其实是一种不理性的状态，所以她很容易跟“渣男”“渣女”在一起，因为这些人很会利用花言巧语、小恩小惠获得她的欢心。结果她屡屡被劈腿，遭受心理伤害。
幸好她还是有一定理性的，发现对方劈腿后赶紧分手了，有些更加不理性的女孩甚至会飞蛾扑火，仍然不顾一切地与别人在一起，属于“重度恋爱脑”。所以，希望父母要有意识成为孩子成长时期最亲密、最信任的人，避免孩子过度、过早渴求与同伴建立亲密关系。
当父亲得尤其要注意，如果父女亲子不良，女儿很可能长大后会“恋爱脑”，又或者女儿长期对父亲怨恨、排斥，这容易泛化到对所有男性都感到厌恶，演变成不婚主义者或继发同性恋者。我们并非否定同性恋者，如今社会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但是仍有部分大众对同性恋群体持歧视态度，同性恋者在社会中难免有可能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有可能会导致一定的精神心理问题。如果父母发现自己的女儿跟阿晴相似，性取向暂时还没稳定下来，那希望父亲能够及时、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修复与女儿的亲子关系，孩子的性取向才更有可能稳定下来，并符合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