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洛看着中心外面树上的片片黄叶飘落在马路上面，脑海中浮现出阿霖刚来中心时的身影。阿霖一直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对于爸爸的印象很模糊。阿霖的身体在小时候的检查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让他的内心里对这件事情一直很自卑，同学对他的态度越好，他的这种自卑感觉越强烈。
阿霖爸爸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平时都是和阿霖进行视频通话，阿霖和爸爸通话的时候经常会感到有些尴尬，不知道和爸爸说些什么，经常是他沉默地看着镜头听着爸爸的诉苦，有的时候还会安慰爸爸，阿霖经常调和父母之间的矛盾，自己的家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阿霖的能力和外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他的周围经常会有同学关注到他。在中学的时候，阿霖妈妈似乎还是把他看作小孩，对于阿霖心态的变化并没有在意，对于妈妈来说阿霖对于自己外貌地在意是件很好笑的事情。阿霖的身体已经慢慢地恢复了很多，有的时候他经常和要好的朋友一起打篮球，但妈妈并没有留意这件事情，依然还是让他在学校里不上体育课。阿霖有的时候会压抑自己不去想这件事情，虽然他很渴望自己能够和同学一起进行体育活动。
能够让阿霖在学校感到有些温暖的时候，就是在班级的教室里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过来陪他，这也是他可以继续忍受下去的原因吧。但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线上的课程让他们的沟通方式产生了变化，线上交流的敏感和不适应让阿霖和同学有了生疏的感觉，当他们又重新回到教室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气氛会变得有些尴尬。
阿霖上了重点高中后，因为学校的规定很严格，不断施压，还有他以前遭受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他逐渐出现精神心理症状：他焦虑、抑郁，一上学就发烧、头晕，但到医院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不得不休学后，他说什么不肯回到学校，但在家里也悲观消极，有失眠症状。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诊断标准，他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是双相障碍。但因为他父母及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了解到刘承洛之后，又对我们非常信任，很快就带儿子前来接受心理干预，抓住了最佳康复时机；最后，阿霖只接受了20个小时的记忆重组干预就走向了康复，回家一个半月后考上了大学，现在还考研成功了。
总的来说，阿霖目前表现优秀，康复得非常好，但这不代表他完全没有复发的风险。他的妈妈在自述文章里说，阿霖从大一到大三都上进、自律，但到了大四，面临考研难关和毕业论文答辩时，他非常焦虑，一度连饭都吃不下，而且总是担心“万一考不上那怎么办？”
幸好，阿霖基础扎实，也非常努力，最终他考上了研究生，论文答辩也顺利通过了，危机解除。可是，万一他没有考上研究生，他无比担心的结果真的发生了，他会不会精神、心理崩溃，出现重度抑郁发作，甚至复发？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阿霖妈妈也很担心这一点，儿子考研的那些天，她在家也睡不好。阿霖妈妈说，儿子平时各方面都挺好的，人也懂事，但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时，明显比大部分人更容易焦虑，总是打电话跟妈妈说压力很大、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容易把结果想得很糟糕，睡眠、食欲也明显变差。
她也意识到阿霖在这方面还需要多提升，毕竟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坎儿，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愿达到目标的。其实，很多抑郁症、双相障碍来访者的家长都有这个困惑。孩子经过治疗后，情绪明显好转了，有的还逐步恢复了学习能力，好不容易看到康复的希望了，一家人都很高兴。
可每当孩子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时，比如重要的考试、分班等等，孩子就非常焦虑，失眠、坐立不安，总觉得万一结果不如愿，天就塌下来了，有的还退缩、逃避甚至出现躯体化症状。而且有时候孩子的实力明明没有问题，可以说十拿九稳，但他们就是焦虑，不停地往坏的方面想。就像阿霖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时，辅导员说他不可能不过的，但阿霖还是不踏实，还想会不会是辅导员搞错了。说实话，这时候的家长不太在意事情本身的结果，他们是怕万一结果达不到孩子的预期，孩子的情绪会崩溃，然后病情复发，甚至可能产生自杀念头。他们担心的不是这件事，而是担心孩子。所以很多家长会使劲这样安慰孩子：“没事的，不过也不要紧，下次再努力嘛”“没考上有啥关系，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啊”“这个难度很高，很多人都搞不定，你失败了也正常嘛，不要太大压力”但父母们发现，这些话对于孩子的安慰作用几乎为零，孩子还是那么焦虑。就像阿霖妈妈说的，“我都搞不明白了，考研不行就不行呗，他总是想得很严重，跟我永远想不到一块去”。为什么这部分孩子遇到事情那么容易焦虑，总是把结果看得太重？父母又该怎么应对，引导孩子放平心态，增强抗压能力？首先，家长要意识到，从科学精神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这部分孩子往往有强迫型人格，甚至是强迫型人格改变。他们谨小慎微、追求完美，接受不了自己的表现有瑕疵，容易担心失败或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种人格的形成往往与其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方式有关。
尤其是父母的教育，有些孩子的父母本身也容易焦虑，也有强迫型人格、或强迫型人格改变，那孩子当然就容易受影响了。具体来说，孩子之所以有强迫型人格，通常有两种病理性记忆、又或者说成长经历起到主要作用。第一种是遭遇过与失败、挫折、结果不如意等相关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比如成绩考得不好时，多次被父母、老师严厉批评，被同龄人嘲笑，大人总是向他们强调一定要学习成绩好，前途才能一片光明的观念。
比如阿霖的妈妈，她其实非常在意孩子的学习，总跟阿霖说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还把他送进了当地有名的重点高中。当阿霖不愿上学了，她急得团团转，其实担心的主要还是孩子的学习。那在阿霖从小到大的求学过程中，只要成绩下滑了，她肯定免不了会对儿子批评，督促孩子追上去；阿霖的爸爸对儿子的成绩非常不满意时，可能会动手，或者威胁儿子要打他。
而且阿霖上的重点高中是一所“唯成绩论”的学校，老师不断向学生灌输“高考考得好才代表成功，否则就是失败”“适应不了我们学校，转学的同学都是人生的失败者”的扭曲观念。学生成绩好就捧着、立为榜样；学生成绩差就不断对其施压、指责甚至辱骂。这种教育方式本来就很容易培养出过分追求完美、心态失衡的学生。
以上这些经历，都容易对阿霖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另一种病理性记忆是孩子表现优秀时，多次受到外界的过度夸奖，形成过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这些孩子在某个阶段时，比如小学、初中时，确实比较优秀，成绩名列前茅，在老师面前也懂事、乖巧。尤其是当他们的强迫型人格刚开始形成时，他们自己也会给自己施压，要求自己必须认真细致、做到最好，这自然有利于他们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当他们表现优秀时，父母、老师曾对他们过度夸奖，夸他们聪明、厉害、以后肯定会如何。这些孩子被夸的时候很开心，也很想继续维持外界对自己的赞誉和期待；甚至会认为自己以后必须实现某些目标，否则就是失败、丢人。他们就会进一步自我施压，继续要求自己做到完美。所以，父母们首先要看到，孩子害怕失败的背后，其实有以上两方面的原因。
如果与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有关的话，父母一定要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要深入寻找自己以往哪些话、哪些行为导致孩子出现了强迫型人格，甚至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父母说，对，我们以前对孩子的要求是很高，总念叨成绩，但自从他们出问题了以后，我已经放低要求了，只要孩子心身健康、能养活自己就好，为什么他们还是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呢！父母要意识到，强迫型人格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追求完美、不能失败的观念已经深入到孩子的内隐记忆层面了，也就是他们自己把这套观念“内化”了，要想扭转过来，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临床心理干预中，刘承洛会利用记忆重组干预技术（MRP），深入到孩子的内隐记忆层面。
找到这些孩子强迫型人格、或强迫型人格改变背后的病理性记忆，予以高效化重组，这个问题能快速得到纠正、解决。那家长就要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理解背后的心理根源，然后利用良性沟通三部曲“共情、倾听、积极引导”，尽量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那具体来说，父母怎么引导呢？第一，父母先评估一下，自己跟孩子的亲子关系是否足够良好？只有亲子关系好，接下来你的引导，孩子才有可能听得进去，否则无异于自说自话，甚至可能把孩子激怒。在这一点上，阿霖妈妈就做得不错。她跟孩子的关系本来就不算差，阿霖休学后，虽然不愿在妈妈面前流露真实情绪，但还是愿意拉着妈妈一起看电影的。
而在阿霖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时，我们也对他妈妈进行了一定的家庭治疗，虽然当时进行得不够深入，但也促使他妈妈更有意识地改善与儿子的亲子关系。所以阿霖上大学后，遇到令其非常焦虑的事情时，他愿意打电话给妈妈倾诉，听听妈妈的想法，甚至打得有点频繁，妈妈直呼她都焦虑了。这对减轻阿霖的焦虑有一定的帮助，而且他知道妈妈的要求其实不高，在理性上，他会稍微感觉好一点，意识到可能是自我要求过高了。
第二，父母与孩子深入沟通，引导孩子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强迫型人格、或强迫型人格改变，并意识到这背后的心理根源。家长要自己先深入理解了，有一定理性思考了，甚至也找到一些具体的心理根源了，再去跟孩子沟通，这样更加有说服力，令孩子有所触动。有些孩子有一定的自我觉察能力，说不定他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为啥我总是容易焦虑，容易给自己压力？”那父母再抛出话题一起分析，孩子就容易有共鸣，更容易把父母的引导听进去。
这一步有利于帮助孩子更好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及形成的原因，这本身就能增强孩子的理性和觉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虑。第三，进一步引导孩子积极、理性地理解目前面临的重大事件，包括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出现不同的结果，对我们的人生可能有哪些影响？甚至更深层面上，我们如何积极理解学习的意义、成功的真正定义？很明显，这一步引导很关键，也很考验父母的能力、感悟和认知边界，父母自己必须先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的、积极的思考，做过一番准备。
这远比轻飘飘的一句“考不上也没啥大不了的”难得多，但对孩子来说也有用得多。比如高考、考研有什么重要意义？为啥那么多人为之付出努力？孩子感到有压力、紧张，是不是也不无道理？首先我们要理解孩子。可是，高考、考研成功了，就一定意味着人生走向成功吗？反之，考失败了，就一定意味着人生失败、无法翻盘吗？
就算这次考失败了，我们有哪些可行的预案？有哪些道路也可以走，最终仍能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别人的尊重？建议家长们要深入地跟孩子聊一聊这个话题，而且最好不要光说，还要多找些正面的、反面的真实例子，孩子身边的真实例子就更好。尤其是万一孩子这次失败了，还有哪些道路可以实现目标，父母要多去了解具体的信息，比如“我们可以先这样，然后那样，获得什么什么资格后，再如何如何，最后就能怎样怎样了，像谁谁谁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相当于给孩子做简单的人生规划，或者说求学规划。很多孩子之所以容易焦虑、容易慌，除了因为心理根源上的问题外，其实还因为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很少，只知道眼前这条“独木桥”可以走，不知道原来还有其他实现目标的路径，而且有不少人走通了。当他们的认知边界拓宽了，自然就更容易淡定。因此，这一步的目的是引导孩子明白，我们遇到一些人生的重要节点时，有压力和轻度的焦虑情绪是正常的，去重视它们也是对的，但我们不能把它们看得过分重要，更不要灾难化思维，因为一次失败就自我否定甚至全盘否定未来的希望。
我们应该树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面对这些坎儿，我们在战术上重视它，但在战略上“藐视”它，从一生的高度看待，全力以赴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最后坦然面对结果就可以了。很多事情的结果除了与我们自身的努力有关，还会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难以左右。如果成功了，我们及时给自己一个肯定，但也要看到客观有利因素，前路仍有困难，不要盲目自满；如果暂时失败了，我们要检视问题出在哪里，尤其是自己有哪些不足，是不是努力的方法、方向有问题，然后及时改进、提升，为下一次冲击目标做准备。
如果能想到这一点，有“坏事变好事”的强烈意识，暂时的失败是离真正的成功更进一步，我们的焦虑自然会大大下降。第四，家长跟孩子做以上深入沟通之后，孩子在理性上会更加坦然，焦虑程度会降低，但有时候病理性记忆被激活了，还是他们忍不住会焦虑，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全解决的。最后一点，如果孩子克服焦虑，勇敢地面对了难关，不管结果如何，父母都要给予孩子及时地肯定。
如果最后的结局是如愿的，比如像来访者阿霖那样，他成功地考上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也通过了，父母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复盘这个经过。比如当时焦虑的感觉是怎样的？有哪些灾难化思维？后来是怎么缓解的？
还有，我们成功考上的原因有哪些？在我们努力的过程中，哪些地方值得肯定，要继续发扬，哪些地方还要改善，可能有隐患？这样的复盘有利于孩子进一步加强自我觉察，下一次面对难关时，相对没那么容易过分焦虑，并能更理性地评价自身的能力，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这才是真正的淡定、自信。那如果结果是不如意的，孩子这次尝试失败了，孩子一时难受、情绪低落是难免的。
但有了父母之前的引导和分析，他们更容易走出低谷，重拾希望，不容易形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在这时，父母也要给予孩子及时地肯定，并引导孩子将挫折转化为提升抗压能力的难得机会。某种程度上，以上就是帮助孩子塑造高逆商的部分方法，是大大降低病情复发风险的关键。 另外，家长最好还要引导孩子具备终身学习和跨学科的意识和能力，这能够显著增强我们的综合竞争力和适应能力，能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走出一条独特的创新路线，成为难以被替代的人才。这是我们淡定和自信的底气！
最后，感激阿霖一家人对刘承洛的信任和认可，也感激阿霖妈妈无私的分享。阿霖的经历不但给很多来访者家庭带来的启发和康复希望，我们也借此谈了一些塑造逆商的方法。当然，还有更多的方法，后续有机会我们再结合一些案例展开分析。希望阿霖的妈妈不要怕打扰我，后续阿霖遇到一些重大难题，比如学习困难、跟导师、同学有人际矛盾，或者面对职业规划难以定夺，以至于出现情绪波动时，她和阿霖都可以及时向我求助。
刘承洛可以从自己的专业和人生阅历角度出发，给阿霖提供一些有建设性的建议，甚至不排除需要实施紧急的心理干预，帮助其渡过难关。对于我们实施过心理干预的来访者，在他们真正康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理性和自信的人之前，刘承洛非常愿意在这个阶段继续给予他们引导，成为他们重要的社会支持体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