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在中心内的温暖房间里刘承洛看着手中的干预记录，回忆起之前的来访者阿霖。阿霖的性格很内向，对待朋友的态度很温柔。记得和阿霖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有些回避，声音很温柔。阿霖在学校里也和同学相处得很开心，每天都和同学在一起玩闹。
阿霖也有烦恼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身体经常出现问题，让他觉得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些自卑。有些同学对阿霖的态度很好，很想和他成为好朋友，阿霖很难拒绝别人的要求，他的内心很矛盾害怕让同学生气，于是他就把对方的好意想象成是对自己的攻击，这样会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
进入中学后，阿霖的能力和外貌让他在学校很受欢迎，他的心里既感到骄傲又有些担心。他的身体问题比之前严重了一些，这个情况他并没有和班级同学说，他担心说了之后，他的形象会让很多同学失望。班级上有几个同学对他特别好，每天都围绕在他身边，他特别想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独处，但又有些渴望同学对他的关心，这让他的内心的矛盾无法化解。
阿霖想对每一个关心他的同学都保持相同的距离，但是却又无法控制对同学的好感，他只好想方设法回避对方。不知不觉中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方式，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可以让他安静的一个人待在家里，他甚至在上网课的时候也会故意离开，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平静下来。
阿霖来北京面诊的时候，那时刘承洛的记忆重组干预模式不如现在的完善，家庭指导和认知强化干预不够深入，阿霖也着急回去参加高考，干预时间只有一个疗程。所以，那时我们没来得及把阿霖的真实心理状态、以及我们发现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伤都详细告诉他的妈妈，阿霖妈妈也不太了解儿子的心理干预过程。
在她眼里，儿子只是不愿上学，其他方面没啥问题，在北京待了大概6周，接受了大概20个小时的记忆重组干预，问题就解决了。可其实，虽然阿霖当时的精神心理问题比我们接诊的绝大部分来访者更轻，但远比他妈妈以为的更严重。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诊断标准，阿霖完全有可能被诊断为抑郁症，甚至是双相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承洛又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阿霖顺利复学，考上大学的呢？阿霖在高二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他只要上学就发烧，表现为低热（不超过38.5度）、头晕脑胀、食欲不振、四肢无力，根本无法学习。可只要不上学，他的低热症状很快就消退了。阿霖父母很纳闷，他们带孩子到医院就诊，看过神经内科、消化科、感染科甚至是血液科，在各个科室间辗转，都没查出躯体上有任何问题。阿霖成了“疑难杂症”来访者。
有的精神专家考虑他是“功能性躯体不适”，还有的精神专家认为他可能有精神心理问题，建议去精神心理科就诊。但阿霖不愿意，也不认可精神专家这个判断，而且说什么都不愿再上学。无奈之下，阿霖父母只好办理了休学，这时已经是高二下学期了，随着高考越来越近，阿霖父母就越来越焦虑。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阿霖的爸爸甚至差点打了儿子，但阿霖就是不肯上学。
焦急之下，阿霖的妈妈向一位闺蜜求助，在闺蜜的推荐下，阿霖的妈妈看到了刘承洛在官网上的文章。阿霖妈妈把儿子的情况跟助理沐溪讲了一遍，还说阿霖两天前闹过绝食，但后来想通了，又正常饮食了。父母问他为什么闹绝食，他也说不清楚原因。除此之外，阿霖没有明显的情绪问题，与父母的关系尚可。但阿霖妈妈认为在文章中我分析得很有道理，对我高度信任，还是决定带儿子过来就诊。
阿霖妈妈在官网预约了面诊的时间后。阿霖随妈妈到了北京，爸爸没有陪同。阿霖和妈妈详细讲了他的症状表现、成长经历，尤其是学校里发生过的事。我发现，阿霖遭受了很多来自校园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他就读的是北方一所军事化管理的高中，以极其严厉的教学方式闻名全国，也惹来不少争议。虽然这所学校升学率很高，但扭曲而不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对很多学生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
阿霖也被这所学校的严厉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每天一起床，就感到焦虑、难受，尤其一想到上学，就更加紧张焦虑。”他还说物理老师曾经公开羞辱他，当着全班人的面骂他；“你简直就是猪脑袋！”那个情景令他印象深刻，带来了很大的心理伤害。逐渐，阿霖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差，出现一上学就低烧的奇怪症状，而且说什么也不肯上学了。父母很无奈，但也意识到这所学校的压力太大了，打算把儿子转学到另一所稍微宽松的学校。
可阿霖又有点后悔离开了那所学校，“我觉得自己挺失败的”，以至于家人一提那所中学，他就控制不住地暴躁、发脾气，还是不愿上学。那在家自习、上补习班行不行呢？阿霖说他也办不到，“我想全神贯注学习的时候，就有一种自我抽离的感觉，注意力集中不了”。阿霖休学后情绪低沉，严重失眠，“他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愿出门，在家里也不爱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们都担心坏了”，阿霖妈妈说。
不过，阿霖内心还是很想学习的，他也想赶紧找到办法克服当前的困难，调整好状态，参加那一年的高考。按照以上信息，阿霖如果就诊于主流的精神科，由于他有一定的压抑、失落情绪，而且父母提到上学时，有时会发脾气，甚至跟爸爸发生严重冲突，这很可能会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当然，刘承洛从记忆重组诊疗（MRP）的角度认为，阿霖地发脾气不属于易激惹，不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因此也不属于双相障碍。他发脾气是因为休学后非常压抑，提到原来就读的高中，病理性记忆被激活，表现得比较激动，属于激越状态。所以，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诊断，更符合阿霖的诊断是：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功能性躯体不适；偏执型人格改变（有一定的敏感多疑）；学习障碍。
如果从我们记忆重组诊疗（MRP）的角度，阿霖是比较典型的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他在学校里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很可能就是他一上学就发烧的主要原因。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出现体温升高的症状。很多压力山大的学生、成年人也有明显的躯体症状，比如恶心、呕吐、腹泻和头疼等等。
要快速地解决阿霖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深度潜意识下找到具体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并予以高效化记忆重组。阿霖和妈妈很认可我的分析，很快就决定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而且因为阿霖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他们不想排队，提出了加急心理干预的请求！刘承洛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刘承洛知道阿霖高三了，这个时期确实很关键，我们便抓紧为阿霖进行心理干预，希望帮助他尽快回归校园。面诊后的第3天，先由我为阿霖进行第一次认知干预，大概进行了2小时。刘承洛主要向阿霖分析了他不能上学的深层次心理根源，让他对自己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更强的觉察和意识。刘承洛还引导阿霖要从一生的高度去看待当下的学习，千万不要以为休学就代表永远的落后。经过记忆重组干预，他的主要病理性记忆得以重组后。
他很快就能重新上学，尽力参加高考，就算最后来不及参加高考，或者考得很不理想，明年再来1次也无妨。阿霖听的心情澎湃，他的妈妈后来告诉我，阿霖觉得这次认知干预很受益，还在手机上整理了备忘录，说多年来从未有人这样推心置腹地跟他交流过。妈妈的反馈让我也很欣慰，第二天，刘承洛再次对阿霖进行认知干预，主要介绍我们核心的记忆重组技术，告诉他怎么做才能令心理干预效果最大化等等。
紧接着，我先跟阿霖深入交流，总结了以下急需解决的症状：他莫名地感到焦虑、压抑，一起床就难受，而且总是很消极；虽然他休学了，但一想到上学还是会紧张，不过来北京接受心理干预后，这种感觉明显减轻；他还严重失眠，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已持续了2个月。阿霖还想起一些具体的病理性记忆事件，比如高二分班时，他与熟悉的同学分开了，感到非常不开心，在新的班级里他对谁都不想说话。少了能倾诉的知心好友，阿霖的心理压力更无法排解了。
阿霖还说，他曾经看到有一个老师当众踩某个同学的头，他非常反感这种行为，并认为老师都是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还有一次，他的生物老师在班里说，“只要期末考试考到全班前十名，暑假作业就不用做。”其实，生物老师只是开个玩笑，其他同学都没当真，唯独阿霖当真了，他真的没写暑假作业，开学就被老师罚站了，老师还经常拿这事嘲笑他，阿霖又委屈、又愤怒。阿霖还想起来在幼儿园时遭受过老师的粗暴对待，那些情景还历历在目，他说起来也很生气。
经过这次交流，刘承洛对阿霖的病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后续的心理干预也有了更清晰的计划。2天后，我对阿霖进行第一次记忆重组干预，处理的问题是莫名的焦虑。阿霖在深度潜意识下，脑海里浮现的大部分是光怪陆离的画面，夹杂着真实的病理性记忆事件。第一个画面是在一片森林里，他“看见”5、6岁的自己正躺在草地上，突然发现迷路了，找不到家了，心里非常害怕。但他不敢表现出恐惧心理，担心有坏人来抓他，于是故作镇定。
后来得知，阿霖小时候真的走丢过，当时他很恐慌。但父母找到他以后，他又故意做出淡定的样子，压抑自己的焦虑和恐惧。他说他从小遇到困难，都会故意表现得很冷静、沉着，这与他的妈妈一直教育他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有关。
第二个画面是在海滩上，天气晴朗，树木葱郁，但阿霖划的船翻了，他被海水冲到了岛上。他抱着双腿傻坐在岸边，担心自己无法回家了，心里很彷徨，但又不想寻求帮助，“我要是死在这座岛上，也挺好”。第三个画面中，他坐在了高楼屋顶上，周围的整个世界都被黑暗笼罩着，他感觉没人在乎自己，还经常被人欺负，干脆坐在楼顶上，哪都不去好了。此时，一个真实的病理性记忆事件浮现了，他“看到”自己大概读初一时，曾被同学欺负过，同学辱骂他，还威胁放学后要找人打他。后面还有3个画面，画面里的阿霖主要都处于焦虑、迷茫的情绪，我都一一进行了处理，这里就不赘述了。根据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这些虚幻的画面很可能是阿霖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和他接触过的书本、影视剧作品等发生了结合、连接，进入了他的内隐记忆层面，形成了令其压抑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4天之后，刘承洛对阿霖进行第二次记忆重组干预，处理的问题是悲观、消极的态度。这次在深度潜意识状态下，阿霖想起了很多现实中的具体病理性记忆事件。第一个病理性记忆是在阿霖上高中的时候，他1个月才能回家1次，只能睡1个晚上。他躺在卧室床上，想到很快又要上学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骤然涌上心头，“我真的很不想去上学，好难受”。第二个病理性记忆是在阿霖上小学4、5年级时，他当时站在操场上，内心消沉，甚至有种度日如年的感觉。我觉得奇怪，怎么才小学就那么压抑呢，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他没认真完成作业，上课又走神，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他，扇了他一耳光，还威胁着要请家长。
第三个病理性记忆事件是阿霖上初中时，放学后他跟同学一起走，他想去超市买零食，可身上没钱，就问同学能不能先帮忙买。但同学拒绝了，还骂他“穷鬼”，他委屈极了。第四个病理性记忆事件是在阿霖上初一的时候，有同学骑单车从他身边经过，往他头上弹了个烟头，扬长而去。他感觉自己被羞辱了，内心很消极、低沉。
在这次记忆重组下，我们可以看到阿霖遭受了很多来自同学、老师的病理性记忆，而且有很多他都没跟家长讲过。他一直把这些事压抑在心里，负性情绪得不到及时释放，也得不到大人积极的引导，这导致他慢慢变得消沉、悲观，而且出现了敏感多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坏意的偏执型人格改变。以至于后来老师对他的一些教育方法，固然是有点过于严厉了，但出发点是好的，他自己也有一定的错误，但他缺乏自我觉察和自我反省能力，把责任都归咎于老师。这一点后面会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