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刘承洛看着手中阿玲的干预记录，阿玲的身影浮现在眼前。阿玲在上小学的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和同学的相处变得比较困难。很多同学害怕阿玲妈妈把自己的表现告诉班主任，所以很多同学疏远了阿玲。阿玲以为是自己的社交能力出现了问题，就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应对方式，结果让同学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就会更加远离她了。
阿玲进入中学之后，她面临的学业压力比之前增加了很多，阿玲和同学相处中也出现了困难。阿玲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和同学交往，在班级上经过一段时间后，同学发现阿玲对待其他人的方式都不一样。这让同学觉得阿玲比较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真诚地和人相处，同学就都和阿玲保持一定距离。因此阿玲就不能和同学互相交流学业的问题，导致她的学业下降，无法在班级保持之前的名次，当阿玲回家的时候看着妈妈失望的眼神，心里的感到非常痛苦，但又无法和妈妈倾诉，她的情绪到了无法自控的边缘。
我们深入分析了来访者阿玲的一些病情要点，如果大家看过阿玲的详细案例分享，会非常明显地发现，她妈妈给她带来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非常多。光是重组她和妈妈的亲子关系，就进行了至少3次记忆重组；处理她其他症状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也有很多与其妈妈的教育方式有关。所以阿玲之所以得病，她妈妈的教育方式负有重大责任，这样说并不为过。可是，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其实不只有负面影响，也会带来正面影响，就像一个人的性格也有两面性一样。
虽然阿玲妈妈在无意中给女儿带来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但在她的影响下，阿玲有一颗善良、积极向上、富有责任感的心。哪怕是在她病情最痛苦时，她对待陌生人都礼貌得体，虽然这是类似于“微笑型抑郁症”的掩饰，但也是她良好素质的体现。而且，阿玲现在能康复得这么好，她的妈妈其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长的愚昧无知，会极大地增加孩子的患病风险；但家长的及时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也能帮助孩子加快康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青少年抑郁症、双相障碍的真正康复，离不开真正的、深入的家庭指导。阿玲妈妈的性格要强、急躁，做事风风火火。
在家里，阿玲妈妈掌握了主要决定权。在工作上，她是小学校长，是领导，习惯了对下属们发号施令。虽然我们不了解阿玲妈妈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但根据临床心理干预经验，她这种性格的背后，肯定也与她小时候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关。可能她的父母对其也比较严厉，爱拿她跟别人对比，不断督促她要更加优秀。
尤其是她的焦虑，一想到跟孩子有关的要紧事，就生怕晚了一点会忘记、会有灾难化后果，她马上冲到孩子房间发出命令，或者是批评，甚至不顾孩子当时是不是在休息。这不一定达到焦虑症的程度，但其实体现出她妈妈有明显的强迫型人格，追求完美、容易焦虑，在家庭教育上缺乏耐心和包容心。当然，这种强迫型人格也确实令她在事业上比较优秀，她工作认真、细致、负责任，力求做到最好，最后当上了校长。可这时，因为她遭受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事业上又有所成就，她的偏执型人格改变就越来越明显了，表现为偏执、固执、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并容易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
可能有的读者对于“人格改变”比较陌生，其实可以把这看作“人格障碍”的前阶段，没有人格障碍那么严重，但具有一些特征。比如阿玲妈妈是比较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在女儿患病前，她从不觉得自己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她也比较缺乏同理心，女儿从小就压抑、痛苦，经常被突然冲进房间的她吓到，可她是几乎感受不到的。当然，阿玲妈妈的行为没有超出社会规范，她的出发点确实是为了女儿好，也的确付出了很多，只是方法不当，对女儿造成了很多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其实，阿玲妈妈的一些特点也是很多父母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带有这一代父母成长时期的时代影响。她特别好面子，为了让女儿考试成绩好看一点，利用职务之便提前得到考卷，先让女儿做一遍。阿玲当时才小学，就连她都发现了，妈妈这样做是为了虚荣心，她心里特别抗拒。
其实那一代的父母很多都这样，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自尊心极强，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为了面子而不断努力，甚至可能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这背后肯定有相关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又比如，她对孩子的学习要求很苛刻，认为孩子考上一所好高中、好大学才代表优秀。当然，这与她是老师、校长的身份有关，但其实很多普通父母也是这么想的，拼命“鸡娃”，不断强调学习成绩的重要性。
这种家庭教育方式给阿玲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她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成绩优异，言谈举止规范得体，是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大家都说她不愧是“校长的女儿”。但她内心其实很压抑，总是觉得不是在做自己，非常排斥外界给自己贴的标签和过多的关注。而且无论她做得多好，妈妈总是批评、否定多于认可，还经常拿她和表弟、表妹对比，说“你必须承认你不如表弟”。阿玲要是彻底躺平，不管别人的评价，放弃成为父母心目中的乖孩子，那也就算了，这样她的成绩可能会差一些，但有可能反而不会得抑郁症。
但因为母亲和学校老师长期的要求、灌输，还有来自外界的关注，阿玲逐渐将这一套观念内化了，“我必须好好学习，必须参加高考，考到一所好学校，不然我就是失败者，对不起父母的付出”。这是她把学习成绩看得比命还重，甚至有病理性学习成瘾的重要原因。来自妈妈的重压、来自重点高中的重压，还有她不断地自我施压，她终于承受不住，精神心理崩溃了。甚至她在接受我们心理干预之前，她说精神医院的治疗和她的努力自我调整。
都没法让她回到学校学习，所以才来找我们。她接受记忆重组不是为了康复，而是为了能参加高考，这样才能对得起父母，完成父母的夙愿，“但我实在太痛苦了，所以高考后我就自杀”。很多抑郁症孩子都有类似的心理，他们认为我的命是父母给的，那我达到你们的要求后，就把命还给你们，两清了。家长听了心都凉了，非常恐惧。所以，希望父母们在家庭教育中一定要多反思、多加强自我觉察，有没有一些不理性的执念？
有没有把自己未竟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如果有，这容易导致孩子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阿玲的例子还提醒我们，如果家长发现孩子非常重视学习成绩，甚至把学习看得比命还重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好事。这孩子肯定遭受过相关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对学习有扭曲的认知，后续出现精神障碍的风险非常高！
那阿玲的妈妈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自我反省的呢？有可能阿玲得病后，她妈妈就有一点自我反省意识了，但不强烈。她那时更多的是想着，我到底该上哪里、找哪个医生才能治好孩子的病？所以，她一开始坚持带女儿过来面诊、决定接受干预，确实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可，但也有“赌一把”“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因为她知道主流精神科的治疗模式解决不了阿玲的问题。
当然，从客观上讲，特别是从现在阿玲的康复效果上看，她妈妈当初的决定是理性、明智的，也是及时的，阿玲要感谢妈妈。深度心理干预开始后，阿玲的病情逐渐有明显缓解，她妈妈对刘承洛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了，也学会理解女儿的心理活动。阿玲父母一直向单位请假，陪着女儿接受干预，那他们的领导肯定有意见。但只要阿玲坚决不同意父母回去，他们就都力除万难，硬着头皮继续请假，在女儿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坚持陪伴。
阿玲妈妈还说，父母要回去上班了，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这很好理解，但女儿现在病了，我们不能用健康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她，还是要多给她一些包容，“工作可以不要，也要陪孩子”。
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她对女儿的同理心是有明显进步的。不过，一旦女儿的情绪有波动，特别是复学时又遇到困难时，她妈妈又陷入焦虑了，过去的性格模式又出来了。她曾用近乎命令的语气，让刘承洛尽快给阿玲安排心理干预，并最好在一周之内彻底解决问题。这暴露了她其实还没有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一焦虑就“原形毕露”。试想想当她面对老公和女儿，面对下属和同事，尤其是她心急如焚的时候，语气就更加强硬和不容置疑了。如果她再不加强觉察。
即使我们把阿玲治好了，她回家之后，仍很有可能继续遭受来自妈妈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然后再次病情波动，表现为复发。那时候，阿玲妈妈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可能就崩塌了，她可能会把之前的干预效果全盘否定，把责任都归咎于外界，甚至可能会攻击我们。关键是，如果是这样，阿玲真的很难彻底康复。刘承洛临床上就遇到过类似的父母，他们在事业上虽然很优秀，但非常偏执、自以为是，严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对待朋友都能够掏心掏肺，但对待孩子却固执己见、一意孤行，这不但不能帮助孩子加快康复，反而成为绊脚石。
在这些父母的影响下，孩子一直深陷在痛苦中走不出来，甚至成为与父母一样的人，非常偏执、缺乏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越走越偏，这连我们外人看来，都非常痛心。根据我们多年的记忆重组疗（MRP）实践经验，我们深刻意识到父母是否有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遇到挫折时是否具有理性的综合性归因模式，而不是简单的外归因，这是影响孩子是否能够顺利康复、康复的最终程度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家庭治疗、重塑家庭关系。
因此，刘承洛非常理解她的心情，也知道她几十年来的性格难以一下子扭转，但我也严肃地指正了她，提醒她其实还没真正的改变，如果她再那样下去，阿玲可能康复过程会遇到重大挫折！阿玲妈妈猛然醒悟，她意识到自己又掉入之前的模式，她马上给我发短信道歉，反思自己的言行。后来，阿玲仍提出过几次认为妈妈的改变不够，还是没有亲密无间的母女情，我们又继续督促阿玲妈妈加强自我反省，融洽与女儿的亲子关系。阿玲的妈妈也一直在努力，尝试满足女儿的心理需求，努力成为孩子的“闺蜜”。
而且她发自内心地对我们认可，阿玲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几次波动，暴露出更多病理性记忆，妈妈都及时与我们联系，请我们及时处理。如果家长信任度不够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质疑，中止心理干预方案，那前面的努力很可能就功亏一篑了。现在阿玲说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在她和爸爸眼里，妈妈是个领导，是女汉子中的女汉子，跟柔情丝毫沾不上边。但现在，她说妈妈逐渐有女性的那种温柔了，细腻了很多。
母亲的积极改变，对于整个家庭氛围的影响是巨大的。阿玲家以前的氛围是严肃、严谨，讨论家庭事务都像开政协会议一样，人人正襟危坐。但妈妈改变后，家庭氛围也随之变得温馨、有爱、轻松，爸爸妈妈的关系也好了很多。对于这一点，连一向比较沉默寡言、在家比较“弱势”的阿玲爸爸也深有感触。而且，他说以前把孩子送去精神医院时，相当于把孩子完全交给了精神专家。父母除了经济上支持，其他几乎什么都做不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有非常强烈的无助感、内疚感。但阿玲开始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后，他和妻子意识到，父母不再是孩子康复过程中的“旁观者”，而是帮助孩子康复的重要力量。
这种参与增强了他们的参与感，减轻了过去的无助感和内疚感，因为不但孩子在努力，他们也在努力行动和改变，在持续付出。刘承洛相信，在一家人的努力下，当孩子走向康复时，父母内心也是很有成就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抑郁症、双相障碍等青少年来访者来说，家庭指导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帮助孩子消除症状、恢复社会能力之外，还必须引导父母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改变家庭环境，重塑家庭关系。
很多孩子心理干预时状态很好，对生活也重拾希望，觉得我要重启了，要勇敢面对现实了。可一回到家，发现父母基本还是老样子，还是会继续对自己造成心理伤害，他们马上会有种强烈的无力感、挫败感、压抑感：我爸妈根本就不会改变，所有东西都没变，就我一个人想好，这有什么用？我真是幼稚！白费力气！一想到这，熟悉的感觉立刻涌上心头，过去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再次被激活，即使已经重组过，负性情绪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失落甚至绝望感觉仍然会很明显，甚至情绪再次强烈波动，父母就认为孩子复发了。如果此时父母仍然没有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继续指责孩子。
给孩子带来新的病理性记忆，那孩子可能就此自暴自弃了，再也不想去改变了，直接“躺平”了，“啃老”了。所以，如果父母发现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心理干预明明好好的，一回家、一复学就不行了，那父母一定要深入分析孩子患病根源是否得到重组外，还要思考是不是自己的反省和改变还不到位，又在无意中伤害了孩子。
现在的阿玲父母，可以说是天底下幸福的父母了。女儿不但已经完全康复了，还变得更加理性、成熟、睿智，并即将从大学毕业，投身于喜爱的教育行业。阿玲现在特别懂事、贴心。她意识到，虽然父母过去对自己造成过很多病理性记忆，但父母那时也是出于无知。她生病后，也是得益于父母的坚持和支持，她才能康复得这么好。
而且在她康复的过程中，父母的付出和压力她其实看在眼里，也真切地感受父母对她的爱。她还非常难能可贵的意识到，其实她患病以及康复过程的波动也对父母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了，父母也很痛苦。即使她后来康复了，父母仍像惊弓之鸟，跟她相处时如履薄冰的，送她去上大学了也非常不放心，担心她情绪不稳定。所以她说她要“反向疗愈”父母，在家时就给妈妈做饭，给爸爸当司机，上学了就多跟父母联系，把最近的进步和想法及时告诉父母，一次次地让他们放心，向他们证明女儿真的好了，真的强大起来了。
现在，阿玲的患病经历真的变成人生财富了。她说，曾经这么大的困难自己都克服了，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会想“就这啊！”毫不夸张地说，现在阿玲的高逆商，她对学习和人生经历的理性和积极感悟，甚至比大部分成年人都好、更深刻。只要父母及时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持续努力，孩子有可能逐渐康复，但康复后父母的成就感会更加强烈。这里面的关键因素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更在于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