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的夜色，对面高楼闪烁的灯光让刘承洛想起了来访者阿玲。阿玲妈妈的性格比较强势，在学业上对阿玲的期望很高，她经常在阿玲的班级中出现，监督阿玲的学业情况。阿玲在班级里经常被同学孤立，但又要在妈妈面前表现出相处融洽的状态，她会把自己难过的心情藏在心里面。阿玲在和同学的相处中会不自觉戴上了面具，始终保持一种友好的态度。
阿玲在进入中学后，同学在学业上的竞争让她感觉到很大的压力。阿玲妈妈对重点高中的期望也让她喘不过气来，阿玲已经把课后的时间都放在学业上了，她的学业一直都在班级中处于前几名。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能让阿玲妈妈满意，她从妈妈眼神中看到了失望。班上和她能力差不多的同学会有意地孤立她，虽然她已经尝试压抑自己的情绪，去缓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但往往结果都令人失望。阿玲在一次和同学的冲突中，感到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很难再平静地面对班级同学了。
以下对阿玲病情里比较重要的、也是很多来访者家长都关心的要点进行分析。希望广大来访者父母能从别人的案例中，发现与自己孩子相似的点，看了我们深入的分析和建议后，能帮助孩子加快康复。阿玲当时的症状很多。除了有情绪低落、压抑、自卑这些常见的抑郁症症状以外。
还有头疼、强迫行为（反复关门、摁马桶冲水按钮等）、幻听，以及2个罕见的症状——味觉失调、病理性学习成瘾。在找到我们之前，阿玲被精神专家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有的说她是强迫症，甚至有的怀疑她是精神分裂症早期。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们接诊过的病情最严重、复杂的来访者之一。但我们跟阿玲深入交流后，我们认为她并不是真正的双相障碍。她没有过心境高涨、思维奔逸、自高自大的表现，但曾经与父母发生严重冲突，被父母骗到精神医院住院后，还一度情绪爆发，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可能之前的精神专家认为这是易激惹，是轻躁狂/躁狂发作，所以诊断为双相障碍。但我们认为这其实是激越状态，是阿玲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被大量激活了，尤其是父母曾给她带来的病理性记忆，她非常愤怒、痛苦，所以情绪激动，暴躁易怒。至于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早期，我也不认同。
抑郁症来访者严重时，也可以伴有强迫症状和妄想、幻觉，特点是这些症状会随着情绪症状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与来访者过去的某些经历有明显关联。刘承洛认为，如果按照现行的精神医学诊疗标准，阿玲可被诊断为：第一轴：抑郁症伴激越状态；病理性学习成瘾；学习障碍；第二轴：偏执型人格改变、强迫型人格；第三轴：功能性躯体不适。“功能性躯体不适”主要指阿玲具有的味觉失调，以及不明原因的头痛等症状，这都属于躯体化症状。当然，抑郁症、双相障碍来访者也可以伴有躯体化症状。
常见的比如恶心、腹泻、便秘、躯体疼痛、心慌、胸闷、喉咙有堵塞感等等，很多来访者一开始辗转于各个科室，都查不出问题，最后才发现背后是精神心理问题。阿玲这么复杂的病情，用常规的精神科药物进行治疗，甚至是住院治疗，效果不佳是很正常的。何况她之前看过的精神专家，从没有识别出她有味觉失调的躯体化功能不适，以及病理性学习成瘾。不过这也不能怪精神专家，很多精神专家专攻某个领域，比如情绪障碍。
但对成瘾医学不了解，确实很难识别出来。而且临床上并没有“病理性学习成瘾”这个诊断，只是阿玲的症状确实符合成瘾行为。有的精神专家可能还会将此看作轻躁狂/躁狂发作，认为阿玲拼命学习是精力充沛、心境高涨的体现，这就与她的真实心理活动更加南辕北辙了。而常规的精神科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类似于头痛治头、脚痛治脚，不但无法解释来访者出现症状的具体原因，也难以提供整体的、高效的、深入的治疗。所以当阿玲出院复学、病情复发后，其父母才终于意识到常规的精神科治疗，其实没法解决孩子的问题。
如果按照我们的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阿玲符合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她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症状，其实都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的，主要来自原生家庭和校园。当我们利用记忆重组技术（MRP）去处理时，不但能发现症状的具体原因（相关病理性记忆事件），作出解释。
而且进行重组之后，症状也能快速缓解，甚至消失。这颇有中医的“异病同治”的意味。还有，阿玲的病理性学习成瘾非常罕见，这是我们多年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第一例。她很重视学习，甚至把学习看得比命还重，而且一旦开始学了，就不想停下来，否则烦躁、痛苦，简直是对学习有强烈的“执念”。很明显，她对学习是有扭曲认知的，不懂得学习的真正意义，而这背后肯定经历过一些创伤，有病理性记忆。所以在她的第二阶段心理干预中，我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处理，重组了相关的病理性记忆。
比如她在学习时能全心投入，不用戴着“假面具”生活，还能逃避外界的关注。而且她从重点中学转学之后，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对不起父母的期待，只有加倍努力地学习，心里才不会那么内疚。这一阶段结束后，阿玲能复学了，但很快又陷入了焦虑，无法自制地疯狂学习，病理性学习成瘾症状又浮现出来了。
说明这背后其实还有其他病理性记忆事件，刘承洛又对此进行了一次记忆重组。除此之外，刘承洛还利用深度潜意识下场景重建技术（SRS）帮她建立对于上课、及时停止学习的积极条件反射，引导她在学习和停下学习时都保持愉悦的情绪，并学会及时自我肯定。现在，阿玲的学习状态和学习心态都很好，她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为了不辜负父母的自我施压。她学习时效率高、情绪好，该停下的时候就停下，懂得休息和放松，这是良性的“学习上瘾”状态。所以，阿玲的这个症状给我们带来启发，如果今后再遇到病理性学习成瘾案例，我们除了要修复这背后的病理性记忆，让来访者对学习恢复理性之外，还要引导来访者培养良性的“学习上瘾”的状态，享受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跟能力，这会令其一辈子获益。
很多青少年来访者得病后，在当地看病效果不好，父母会带他们去北京、上海找精神专家，
阿玲也一样，她爸妈带着女儿去北京精神医院时，心里也是满怀希望的，并认为“权威专家的诊断是不会错的”，采用了欺骗的方式，把女儿留在医院住院。阿玲得知真相后非常愤怒，当天就情绪大爆发了，结果被采取了保护性约束措施。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被绑在了床上。她哀求父母让她出院，但不成功。
她开始伪装病情，摸索出了一套骗过医生、护士的方法，让他们都以为自己的病情明显缓解了，最后还成了当时医院里最快“康复”出院的病人。阿玲对我们说起这段经历时，语气轻描淡写，甚至有点调侃，但其实这种伪装带来的心理压力很大，她既要压抑自己的愤怒、抑郁情绪，又要刻意做出迎合医生、护士的样子。而且她住院时见过很多比她严重得多的病人，比如严重的精神分裂来访者，他们病情发作时的情景令阿玲觉得诡异、可怕，但她仍要刻意掩饰。她的“演技”这么好，很可能与她从小就学会察言观色、看妈妈的脸色生活有关，压抑和表演是她的“强项”。
而且，阿玲本来就习惯压抑自己的感受，她从小学起就被贴上“校长女儿”的标签，哪怕不情愿，也要注意言谈举止，不能给妈妈丢脸。但是，前面有多压抑，后面情绪爆发时就有多痛苦。阿玲“康复”出院后，父母都觉得她好了，她尝试复学。但学校环境再次激活了她大量的病理性记忆，她的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症状，甚至想自杀。
阿玲父母说，这是他们家的“至暗时刻”。而且就算再带去复诊，医生也只是说要再次住院、调整药量。阿玲父母意识到，这种办法治不好女儿。阿玲也产生了灾难化思维“医院都治不了我，我肯定好不了了”。有的读者可能觉得很奇怪。按理来说，阿玲的病情那么严重，根本就没好，怎么就轻易骗过了精神医院的精神科专家和护士呢？难道是这些医务人员的水平有问题吗？其实这真不是这些精神专家、护士的水平问题，而是整个精神科临床的局限性，国内外都是如此。
因为目前绝大部分精神疾病的诊断仍停留在症状学诊断，精神专家主要靠听来访者、家长的描述，观察来访者的言行举止来判断病情。虽然精神专家也会开一些生化检查、照CT之类的，但那主要是用来排除其他器质性疾病，是辅助性的。也就是说，不管就诊时是装的，还是真的，只要来访者的表现符合某些诊断标准，精神专家就容易诊断来访者是病人。反之亦然，只要来访者的言行举止符合某些康复标准，精神专家就容易认为其好转了。
现在大众越来越熟知的“微笑型抑郁症”就是典型。其实，精神专家、护士对“微笑型抑郁症”的了解也就是这几年来开始的，严格上临床里没有这个诊断。这些精神专家和护士发现，有的来访者经过住院治疗后，情绪越来越稳定，谈吐变得理性，对家人的态度也好多了，甚至还会谈起出院后有何积极、具体的计划，看起来比正常人还积极、乐观。结果，就在医生、护士、家长都非常欣慰、放松警惕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来访者就不见了，有些来访者偷偷带了刀在厕所里割腕，幸好被发现得早；有些情况来访者直接跳楼了，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我们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我们分享过的来访者阿琳，她前来面诊时情绪很稳定，只是一提学习就焦虑、烦躁，学不进去。问她其他方面怎么样，都说挺好的。我们当时初步认为阿琳主要是学习障碍，预计心理干预的难度不大，所需时间也不用很长。结果，开始临床心理干预后才发现她病情实际上很严重，晚上睡觉前情绪波动很大，有时亢奋，有时烦躁，有时失落，以至于长期失眠，其成长过程中遭受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上学时白天压抑自己的情绪，晚上则是哭着睡着的。
所以，“微笑型抑郁症”真的很可怕，如果来访者精心隐瞒，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既懂精神医学又懂心理的精神专家都未必看得出来。希望来访者父母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孩子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尤其是住院治疗后，看上去病情明显好转，情绪稳定，这时不要乐观地认为孩子就是好了。
这有可能是一种孩子的伪装，也有可能是在住院部较封闭和单一的环境下、大剂量的药物下，孩子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暂时未浮现。可无论是哪一种，只要孩子症状背后的深层次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孩子重新回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中时，其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会被大量激活，情绪会再次爆发，表现为病情复发。这时孩子甚至可能像阿玲一样，觉得精神专家根本就治不好自己，放弃治疗，甚至决定自杀。所以，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好转、康复，父母一定要长时间地、细致地去观察，并同时积极改善亲子关系，了解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争取让孩子愿意对父母打开心扉，有助于孩子更快地、真正地走向康复。
确实，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治好一个症状这么复杂、病史这么长的抑郁症来访者，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可其实，如果阿玲当时没有着急复学、参加高考的现实因素，能连续地待在北京集中地治疗的话，尤其是现在接受我们的记忆重组的话，速度会更快。但现在，我们的记忆重组干预技术迭代了。目前，一般情况下，我们对每位来访者最多只安排1周2次的记忆重组。
然后，刘承洛会详细地找到的、重组的病理性记忆，第二天对来访者进行认知强化干预，跟来访者更深入地分析那些病理性记忆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对来访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来访者从中能得到什么启发。我还会单独跟来访者父母说这些病理性记忆事件，如果是与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的，会引导他们意识到自己当时错在哪里，后续应该如何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
这个步骤对于来访者父母来说非常受用，因为孩子得病后，他们其实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可能有问题，但具体是哪里有问题？应该怎么改？他们也很迷茫。所以，当他们知道原来当年自己的一些行为对孩子造成巨大心理伤害，他们是非常震惊的，继而后悔，甚至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非常痛心，觉得对不起孩子。虽然刘承洛告诉他们不要过于自责，他们当时也是出于无知，但这种震惊和触动无疑会令他们更加深入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真正地“洗心革面”。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再次接诊到像阿玲这样的病例，其心理干预过程也不会像她那么波折，现在的处理更加高效、深入。当然，我们当时知道阿玲结束心理干预后，仍有病情波动的风险，所以后续一直密切关注她的状态，多次及时提供远程的心理指导。在她的整个康复过程，我们一直都在，成为其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部分，也给她的父母提供指导和支持。
阿玲对刘承洛非常信任，甚至一度提出每年都想跟我们见面，把我们当成人生引路人，我们也答应了。但其实我们心里明白，当来访者真正康复和成长后，他们基本就用不着我们了，我们也无法对其一辈子的生活和选择都提供指导。但至少在其还没真正康复之前，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我们这种做法有点像“生命全周期服务”。虽然现实中，我们尚无法真正做到对来访者全部生命周期都提供服务（我们的来访者康复后迄今为止还很年轻），所以具体时限因不同来访者的康复速度有所不同。当然，这与传统心理咨询的特点有关，由于疗效比较低效，效果也不稳定，如果来访者和家长总是对心理咨询倾诉、询问，确实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
但是，如果疗效低下这个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心理干预能高效解决来访者问题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跟来访者、家长保持联系，甚至成为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我们不是传统的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而是心理干预。由于篇幅所限，这篇文章还没有分析阿玲患病的一个重大因素——她妈妈带来的大量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而且她妈妈还一度缺乏觉察，仍自以为是。这是很多来访者父母都曾犯下的错误，如果再不及时改变，孩子的病只会越来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