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阳光照进中心的房间里，刘承洛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阿钰的干预记录，阿钰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阿钰的父亲对待她很严格，而且教育方式很粗暴。阿钰在内心里很不喜欢父亲对待她的方式，却又无力反抗。阿钰开始表现出叛逆的个性，经常在班级的课堂上表现得很活跃，和同学打闹玩耍。和朋友相处中情绪不是很稳定，经常会因为小的事情和朋友翻脸。
阿钰进入中学后，脾气变得更加急躁，经常和妈妈发生争执，妈妈的话她也不放在心上了。她在班级上的行为变得我行我素起来，经常不顾及同学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想法。阿钰对老师的态度也不是很尊重，经常会在学业问题上和老师发生冲突。在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前和老师发生冲突后，阿钰的妈妈因为这件事狠狠地责骂了阿钰，导致她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异常表现。
阿钰在家庭、学校中经历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逐渐出现情绪异常的症状，初中就休学了。阿钰看过不少精神专家，有的诊断抑郁症，有的诊断双相障碍，有的说是精神分裂症。她吃药都持续了至少1年，但效果不太理想，甚至有加重迹象。阿钰的父母非常恐惧、崩溃，觉得孩子要废了。后来，阿钰妈妈预约了中心的面诊，刘承洛分析了孩子的病情，并指导她和丈夫科学地帮助孩子加快康复。阿钰父母很快就作出了改变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现在，阿钰的情绪比较稳定，暴躁激动、失神、幻觉的症状都消失了，还顺利减了药！但目前面临着复学和人生规划的问题。
刘承洛分析来访者病情时，不只是基于单一的精神医学，而是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经验，还会结合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的突破性发现，所以，以下有些意见也会与主流精神专家的有所不同。
首先，阿钰到底得了什么病呢？阿钰看过好几位精神专家，有其居住的新一线城市的大夫，也找过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但大夫们的诊断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她是焦虑症、抑郁症，有的说是双相障碍，有的甚至说是精神分裂症。一大堆诊断，尤其是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这可是重性精神疾病，能把父母和来访者吓个半死，一家人都很恐惧、焦虑。在精神科临床中，不同精神专家的诊断意见不完全相同，这很常见。那到底哪个诊断相对比较准确？我认为阿钰肯定不是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状包括妄想、幻觉、言语紊乱、行为运动紊乱和阴性症状等，但阿钰只有幻觉这一项。所以这个很可能是误诊。
诊断的那位精神专家有可能相关的知识、观念还没更新，一看到来访者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就考虑精神分裂症。其实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严重时，也会出现妄想、幻觉。而有的精神专家诊断阿钰是双相障碍，有可能是阿钰有过暴躁、愤怒的表现，精神专家大夫认为这是轻躁狂/躁狂发作。对此，刘承洛是不认同的，这不是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而应该是“激越状态”，其实是来访者的叠加性病理性记忆被激活了。不过，这在临床上仍有争议。
也有可能是精神专家发现阿钰不属于典型的抑郁症，虽然有抑郁症状，但与人交流时情绪比较正常，出去玩的时候甚至表现得很开心，所以认为这是“非典型双相”、“软双相”。对此，我们也不认同。我们认为，如果从精神医学的角度看，对于阿钰来说更准确地诊断应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伴精神病性症状，而且还有敏感多疑的偏执型人格改变和明显的学习障碍。
后面这两个问题，绝大部分精神专家识别不出来，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但阿钰的抑郁症确实不是典型的那种，她本来表现出来的性格就开朗活泼，生病后的大部分时间仍表现得比较外向，尤其是头一年，不但学习、考试正常，还一如既往地喜欢出去玩、社交，平时跟人有说有笑，父母都觉得她好了。但其实她有时还是会非常不开心，尤其是晚上睡觉前、独处时，会控制不住地抑郁、难受、想哭，还一度瞒着父母有过自杀行为。
这虽然不是典型的抑郁症，但属于非常典型的“微笑型抑郁症”，来访者的真实情绪、精神心理状态，甚至连家人都难以觉察。当然，以上是从精神医学角度出发的症状学诊断。如果从我们的记忆重组干预角度出发，阿钰其实属于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而且非常典型，她的症状明显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的。
这就讲到阿钰得病的原因了，她遭受过哪些方面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阿钰得病的心理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原生家庭和学校。在家庭里，阿钰父母的感情本来就不和睦，在孩子幼儿园到小学时，两人容易争吵。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事由，如果夫妻频繁争吵，那说明双方的三观是不一致，而且没有意识去积极磨合。这不但让夫妻俩的感情受损，家庭气氛压抑，也会对孩子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小学5年级那次，阿钰目睹爸爸对妈妈家暴，那个情景深深地留在了她脑海里，对其造成了很大的病理性记忆。另外，妈妈对她的学业要求比较严格，辅导作业时比较严厉，有时语气会比较“凶”，尤其辅导数学作业时，还逼迫她上课外辅导班。
妈妈的初心是好的，但没有掌握科学办法，也会对阿钰造成负面影响。虽然每次都不是很严重，可次数多了，就形成了一定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还促使阿钰出现学习障碍，或者是加重了她原有的学习障碍，尤其是数学方面。而爸爸呢，大部分时间对阿钰还是比较疼爱、宽容的，但有时为了管教孩子，说过“再如何如何就不要你了”这样的话。我们大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小孩就很容易往心里去，形成病理性记忆。
所以在家庭方面，妈妈虽然陪阿钰比较多，但比较严厉，过度追求学习成绩；爸爸对学习的要求虽然宽容一些，也疼阿钰，但经常跟妈妈争吵，还打妈妈，陪伴女儿可能也比较少，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阿钰很可能在6年级之前就有一定的心理问题了，她习惯性地压抑自己的情绪和真实感受，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只流露出快乐的一面。有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意识。
一方面这可能是迫于妈妈的严厉，另一方面是她发现爸爸总指责妈妈甚至打妈妈，她心里想保护妈妈，想让妈妈开心一点。那妈妈重视学习成绩，她就会更加要求自己努力学习，自我施压，觉得考个好成绩才能对得起妈妈，心理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是学校。虽然阿钰妈妈没有说，阿钰在小学阶段应该是那种品学兼优、开朗大方的学生，是个“别人家的孩子”，前面都比较顺利。但小学6年级，她遭遇了同学排挤，但当时不想告诉父母，是后来生病了，父母有意识地跟她修复亲子关系后，她才愿意说的。当然，在此之前，她可能还遭遇过其他在学校里的病理性记忆事件，甚至不排除有来自小学数学老师的病理性记忆，导致她对数学很抵触。
再加上家庭里累积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在这时，阿钰就出现情绪问题了，她自己有意识，但父母还没有觉察。到了初中，学业压力进一步加重，父母这时也还没有意识去改变，各方面的病理性记忆仍在不断叠加。阿钰本来就对数学有抗拒和畏惧，当数学老师再强硬施压时，她就爆发了，非常愤怒、激动地拒绝服从。妈妈很惊讶，说以前从来没有过！其实，这是阿钰长期以来关于数学、乃至于学习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被大量激活了。妈妈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事件只是导火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孩子之前早就出现问题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老师。为什么吃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了？
阿钰后续的求医经历就比较普遍多见了，很多孩子都这样，先在当地看，再去找北京、上海的大专家看，一直吃着药，也尝试心理咨询，但效果都不太好。孩子一开始还带病上学，但慢慢就不行了。而且，阿钰生病后，父母对于是否就医、吃药又产生了巨大矛盾。爸爸觉得不用看、别吃药，妈妈觉得就必须要遵照精神专家的要求。
对阿钰来说，两人的争吵又造成了二次心理伤害。所以，阿钰不太情愿看大夫，一去医院就情绪暴躁，这很有可能与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有关，她内心也觉得看病没有用。其实，阿钰的爸爸一开始觉得孩子没有病，这种认知在男性中是很多见的，尤其是家境贫寒、但靠自我奋斗后事业比较有成就的那些。他们觉得孩子只是压力太大，心里有些坎儿，是青春期、叛逆期的表现，慢慢就好了。这时，阿钰妈妈就展现出有智慧的一面了，她重视女儿的求助，坚持带女儿去看病、吃药，还积极地网上搜索很多资料。但她一开始了解的主要是主流精神医学的知识，以为孩子的病要终身服药，所以也很绝望。
后续，阿钰的症状加重，出现了幻听，精神专家得知后开了奥氮平。这是临床中非常常用的抗精神病药，主要的用途之一，就是治疗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所以精神专家给阿钰用了这个药，这完全是正常的，就是想迅速消除她的幻听症状。可为什么根据阿钰父母的观察，阿钰吃了以后，幻觉还增加了呢？一方面，这确实有可能是奥氮平导致的副作用，部分来访者服用后可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加重的表现，但这并不常见。就像抗抑郁药有可能导致来访者更烦躁、自杀风险增加的副作用一样，这是精神科药物在应用中比较尴尬的问题，但发生率并不高。
很多有经验的精神专家给来访者开抗抑郁药后，会叮嘱父母要密切关注孩子，尤其是服药初期，慎防出现意外。另一方面，有可能是阿钰的病情仍在不断加重，因为当时她父母对于吃药治病还是容易争吵，父母的焦虑她也肯定看在眼里，她的负性情绪不断增加，症状也就容易变多、变复杂。总之，在这个阶段，阿钰父母是非常崩溃的，吃药也不行，心理咨询也不行，症状还很严重，两人的意见又不一致。但妈妈没有放弃，仍在网上不断找信息，后来看了我的文章，了解到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的概念，还预约了我的面诊时间。听了我的分析和建议后，阿钰父母的改变速度很快，他们心里知道孩子的病是怎么回事了，不那么恐惧了，也马上有意识地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气氛，夫妻关系也有所好转。
阿钰的病情明显好转，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改善，其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是关键因素。所以，阿钰后来减少药量后，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停药反应，这不完全是个人运气，也不是鼓励大家都擅自减药，而是因为已经在重组孩子的病理性记忆了，父母从多方面去改变了，遇到孩子敏感易怒时，还懂得及时处理。希望其他来访者家属可以吸取阿钰父母的经验，不管孩子是否服药，还是在精神专家指导下逐步减药，或是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父母的“自我家庭指导”都非常重要！
阿钰现在睡前兴奋、难以入睡的问题。她白天情绪等各方面都正常，晚上还会去散步、运动，可一跟父母一起进卧室，就高兴地跟父母分享网上看到的搞笑段子视频，高兴得手舞足蹈，总要到12点、1点，甚至2点才睡。这有可能与阿钰之前白天情绪正常，但晚上睡前失落、难受、流泪有关。很多“微笑型抑郁症”的来访者都有这样的表现。他们白天面对外界甚至家人时，会有意无意地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按照一直以来的“人设”生活，所以看起来仍然活泼开朗，非常正常。
但到了晚上一个人时，周围安静下来了，他们也不用伪装了，负性情绪和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就容易冒出来，很难受、很想哭。像这虽然不是典型的抑郁症，但属于非常典型的“微笑型抑郁症”，来访者的真实情绪、精神心理状态，甚至连家人都难以觉察。当然，以上是从精神医学角度出发的症状学诊断。如果从我们的记忆重组干预角度出发，阿钰其实属于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而且非常典型，她的症状明显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的。
之前干预过的初中来访者阿玲，就更加明显。她白天的情绪比较稳定，但到了晚上就容易莫名的情绪低落，泪流不止，甚至哭得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枕头套上都是泪痕。现在阿钰父母有意识地改善亲子关系，让女儿跟他们在一个房间睡觉。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一方面可以继续拉近亲子之间心灵距离，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阿钰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频繁地在睡前被激活，陷入灾难化思维，万一情绪崩溃时又尝试自杀。那阿钰在睡前喜欢看搞笑的段子，想乐一乐，这有可能是她释放压力、想从负性情绪中抽离出来的方法。再加上她觉得现在父母能理解自己了，所以想跟父母分享。
这其实是好事，不见得一定是个问题，我建议阿钰的父母在这个阶段最好接受，并利用这个机会继续改善与女儿的亲子关系，进一步疗愈女儿的病理性记忆，晚睡就晚睡一点呗。但的确，如果这样时间久了，尤其是孩子以后要上学了，这可能就是个问题了，太晚入睡容易影响第二天的学习，父母上班也容易疲惫不堪。那么父母可以考虑把进入卧室、准备睡觉的时间往前提，让孩子有时间跟父母分享，也不至于睡得太晚。而且，这背后的根本之策还是重组阿钰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阿钰是希望回校读书的，她是非常积极向上的孩子。但得病和请假了近1年，她的学习状态下滑了，学习进度落下了，回校后肯定会出现与别人有较大距离的情况，阿钰对此感到害怕。
而她父母主要关注的不是学业，经过那么多磨难，他们只要孩子心身健康就可以了，上个职高也没问题。可他们担心孩子回去后，面对学习压力和竞争，心理有落差，病情会不会反复。
这其实涉及复学和阿钰的人生规划问题，孩子和父母都比较纠结。
刘承洛跟阿钰妈妈说过，我能理解她“只愿孩子心身健康”的想法，很多来访者父母都是这样的，他们被孩子的病吓怕了。但对于这些自我要求比较高的、曾经也比较优秀的孩子来说，他们是很难接受这个想法的。他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都是要努力学习，成为更加优秀的、有价值的人，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三观了，甚至是信念了。所以他们得病后，发现这条路被打断了，自己学不进去了，心里会特别崩溃、自我否定。
那如果父母这时也几乎放弃对孩子在学习上的期待，孩子很容易从负面角度去理解，“我完了，在父母眼里我已经废了，他们对我没有任何期待了”。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二次心理伤害。
所以，更理性的做法是父母掌握了高效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改善了亲子关系后，然后告诉孩子其得病的原因，让他们意识到病理性记忆逐渐得到重组后，疾病是可以痊愈的，并仍然可以保持我们想变得更优秀的人生目标。
只不过，记忆重组的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如果通过家庭和自我调整的方式的话，会相对慢一些，那我们实现人生目标的速度和途径就要相应作出调整。等孩子对这个问题有理性觉察后，家长再跟孩子一起分析目前面临的不同选择，最后由孩子做出选择，而不是父母替孩子选择。刘承洛感觉阿钰父母现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想帮女儿做决定的，这种意识最好要调整。当然，在给孩子分析利弊、提供选择的同时，父母也要对不同选择的最坏情况有所预见，要有能“兜底”的能力。
比如阿钰现在就面临很多选择。9月份是跟其他同学一起开学，还是再请假2个月才去上学？上学后是以尽量参加中考、考到高中为目标，还是放弃中考，以拿到毕业证为目标？是继续留在国内提升学历，还是走出国留学的路线？父母可以跟孩子一起分析不同选择的利弊，有可能面临的难题，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方法去应对。
如果选择了9月份就上学，那只要能上学，就是一个进步和胜利了。但孩子要降低学业上的期待值，别想着回到学校就能像以前一样上课都能听懂，作业都会做，这是不现实的。就算上得断断续续，有时要请假，这都是很正常的。那如果上学之后感觉无法适应，情绪又波动了，又没法坚持了，这也不代表我们失败，只是尝试了其中一个选择并发现行不通而已，那就再调整路线。
刘承洛建议，如果阿钰和父母是打算仍然回去上学的话，那最好现在就开始有意识地准备。比如，在亲子关系良好的情况下，父母可以跟孩子沟通，尝试在家里先学习，看看书、做做题之类的，但不要定目标。如果孩子在家能比较平静地学一会了，有一定的效率了，那复学的困难会明显减少。这时，可以再征求孩子的意见，是否要在开学前适当上一些辅导班，补上一些知识，但要让孩子选择他们乐意接受的、喜欢的。如果孩子上辅导班的状态也比较好，那复学的困难又会进一步降低。
那如果父母一提在家学习，孩子就烦躁、生气，而且也学不进去呢？这说明孩子的学习障碍还是比较严重，那就要放慢速度，父母继续努力重组相关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并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将积极情绪与学习情境相结合，慢慢地让孩子恢复一定的学习能力。所以，阿钰妈妈想给女儿提前报辅导班，追上一点进度，这不是不可取的。但阿钰爸爸担心又给女儿压力，引起病情波动，这也可以理解。可光是父母纠结没有用，还是要跟孩子深入地去聊、听取孩子的意见、分析利弊，最后孩子做出选择了，那就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同面对，解决这条路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其实，阿钰的情况，跟我们干预过的来访者阿玲特别像。阿玲从小活泼开朗，但其母亲管教严厉，学业压力也逐渐增大，到小学高年级时，她晚上容易情绪低落、难入睡。但父母未重视。升上重点初中后，学校里特别“内卷”，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次数学考试不及格后，阿玲情绪崩溃了，在学校胸闷、头晕、坐不住，转学了还是如此。很快，她就被确诊了抑郁症。阿玲父母不赞成孩子服用精神科药物，希望通过心理方面去解决，后来辗转找到了我们。经过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阿玲现在已经顺利复学了，成绩还赶了上去。所以，阿钰父母不必对女儿的学业之路过于悲观，也不见得一定要放弃中考。其实他们现在做得很好，阿钰很多在家庭方面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已经逐渐得到重组了，但在学习上仍有不少病理性记忆。
如果他们能抓紧机会，让女儿建立高效学习的状态，阿钰完全有可能快速回到成长轨道去，甚至参加中考，就算成绩不是特别好，但考上普高也不是没有可能。还有，希望阿钰父母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边界，与时俱进，否则很难给予孩子积极引导。包括我们反复强调的跨学科学习，这涉及孩子的人生规划和长远目标。如果父母能对社会发展趋势看得更广、更深入，给孩子提供跨学科学习的建议，孩子知道自己的未来有更多选择，自然也更容易淡定、乐观，并愿意持续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一下阿钰康复路上仍存在的隐患，以及我的一些感受。第一，阿钰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仍需要更加深刻，尤其是在夫妻关系上面。阿钰妈妈说，现在她和丈夫有时仍有矛盾，但为了孩子，她会采取忍让的方式，不在孩子面前吵。在当下，这确实是比较理性的方式，有助于孩子的康复，但这不是最有智慧的方式。
因为很明显，阿钰妈妈愿意忍让，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女儿现在的情况大有改善。她是为了孩子忍，不是为了丈夫忍。而且“忍”字是“心”上一把刀，还是带血的刀，我们在“忍让”的时候，其实是把负性情绪压抑下去了，它们不会消失，而是累积，形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那后续如果阿钰病情波动了，情绪又不稳定了，甚至遇到一些刺激，幻觉又出来了，阿钰妈妈一焦虑，就很可能就忍不住了，创伤被激活，情绪大爆发，又跟丈夫发生剧烈冲突。那又会对女儿造成心理伤害。所以，建议阿钰父母要深入地看到两人三观上的不一致，深入地看到对方身上“缺点”的深层次原因，然后积极地去磨合、交流、互相理解，达成这个小家庭的、一致的三观。
第二，阿钰父母可能有一定的崇洋心理，但对国外精神医学和心理治疗缺乏真正的认识。当然，对于后面这一点，一般人都不懂，这太正常了。阿钰妈妈说，她的姐姐曾建议她带孩子去美国接受治疗，阿钰妈妈也有考虑过。他们及其在美国的家人有可能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是最发达的，精神科诊疗和心理治疗的水平是最先进的。可以说，这个认识是片面的，跟国内对比，国外的整体精神医学实力是更强，但在心理治疗技术方面，国外也主要仍然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
我们接诊过很多曾出国留学的来访者，他们出现精神心理障碍后，也曾在国外求医，但效果都不明显，也确实存在语言、文化隔阂的问题，最后还是回到国内找精神专家。所以，希望阿钰父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更加深入，否则有可能影响到后续的决策。
但不管如何，还是非常感谢阿钰妈妈对我们的关注、信任，并无私地分享亲身经历。而且，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病有侥幸心理，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没那么严重，就是孩子压力大一点，慢慢就好了，先观察吧。结果越拖越严重，越拖越复杂，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希望父母们一旦发现孩子的情绪、心理出现问题了，或者孩子发出求助信号了，一定要高度重视，及时改变家庭教育方式。父母要及时、深入地掌握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如此才能看清楚并努力解决心理根源上的问题，最好别让孩子发展到要去看精神科的地步。就算确诊了，也要趁病情还不是很重的时候，赶紧去做出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