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桌面上阿琴的干预记录，阿琴的面容浮现在刘承洛眼前。阿琴的成绩在小学并不是很突出，在班上属于中等偏上的学生。她的学习很努力，和同学的交流也比较少。在班上也很少参加集体活动，阿琴的体能比较好，经常在运动会上获得好的名次。这让她在学校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阿琴进入初中以后，发现课程的难度增加了很多，自己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了，一个学期下来感觉到了精疲力尽。同时学校里的体育活动非常单一，自己喜欢的项目都没有，这让阿琴的心情感到很低落。在课堂上的注意力经常没法集中起来，班主任会因为这件事对她进行批评，阿琴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恨，父母又无法进行倾诉，只能淤积在心里。
我们记忆重组的干预模式不是传统的、主流模式的精神科，也不是传统的心理咨询，对待应激障碍时，我们主要以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为主，临床中，我们接诊的应激障碍来访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访者遭受的重大创伤事件很明确，也较单一，患病时间不长，症状还不复杂，主要诊断就是应激障碍。另一类来访者则是出现应激障碍已经比较久了，病情不断发展、变化，已经慢性化，而且除了重大事件之外，还遭受过其他方面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这类来访者除了应激障碍之外，还往往有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成瘾疾病的症状，甚至可达到这些疾病诊断标准；这里面有些是应激障碍继发的，有些则与其他病理性记忆有关。还有，如果应激障碍拖的时间长了，很多来访者会出现人格异常。未成年人来访者多见是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改变，仍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成年人来访者则可能达到偏执型人格障碍的地步，严重缺乏自我反省，非常偏执。
当然，如果是学生来访者，很多还会出现严重的学习障碍，不得不休学，甚至尝试过复学但失败。学生的要务是学习，如果学习都无法进行了，这会严重打击他们的自信，对康复非常不利。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分析来访者属于哪种类型，也就是做出明确、准确、尽可能全面的诊断。因为两种类型的病情严重度、复杂度不同，具体的干预方式也会有所区别。
另外，这些来访者在找到我们之前，往往都已经看过很多精神专家，不乏北京、上海、四川等国内顶级的精神专家，并接受过药物治疗。如果来访者还在服药，那刘承洛会建议他们保持，这有利于情绪相对稳定。对于第一类应激障碍来访者，因病情相对简单，刘承洛会直接利用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技术（MRP）重组重大病理性记忆，大幅度缓解甚至消除相应症状。
而根据刘承洛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病理性记忆至少可分为4个方面：强烈的负性情绪，扭曲的认知，创伤情景和画面，不适的躯体感受。而同一个病理性记忆往往会带来几种强烈的负性情绪，如低落、愤怒、恐惧等。每种负性情绪背后又对应有不同的扭曲认知，这都要一一处理。
所以，对于同一个病理性记忆，尤其是比较严重的，一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往往还解决不了，可能需要进行数次，才能处理得更加深入。而每一次深度潜意识后还要进行认知强化干预，在意识层面引导来访者更深刻地认识到病理性记忆带来的影响，要有意识地用积极、理性的认知去取代过去的扭曲认知。除此之外，后续我们还要进行家庭指导、消除学习障碍、塑造高逆商等，帮助来访者更好地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并建立越挫越勇的性格。
可对于第二类应激障碍来访者而言，因为有很多伴发/共病的症状，心理干预过程更加复杂。首先，如果来访者有人格异常，尤其是偏执型人格改变，或者偏执型人格障碍，他们会表现得敏感多疑，固执、偏激，不容易真正相信别人。来访者的家属也可能存在这个问题，甚至更严重。那我们就需花较长时间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可度、配合度。因为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技术（MRP）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来访者一定要对心理干预高度认可、配合，否则很难达到良好效果。
而家长高度相信、认可我们，才能把我们的督促和建议听进去，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孩子才能康复得更快、更好。所以，我们一般只收治面诊时就对我们比较信任、认可的来访者家庭，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前期建立信任的时间，对双方都有利，效果也更佳。
那初步取得来访者、家长的高度信任和认可后，我们还要梳理那些伴发/共病症状与应激障碍的关系，判断不同症状的处理顺序。如果某些症状与重大病理性记忆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来访者目前有很大困扰，比如严重失眠、经常莫名地失落、焦虑，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先利用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技术（MRP）处理这些问题。
当这些症状迅速缓解甚至消除后，来访者和家长往往会非常高兴，对我们的信任度、认可度会进一步增加，来访者的情绪更加平稳，也更有康复的信心。这会让后续的心理干预更加顺利。就算是先处理应激障碍症状，重组了重大病理性记忆之后，我们还要对这类来访者的伴发/共病症状进行处理，包括学习、家庭冲突等很多现实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记忆重组的长期效果会明显受到影响。
比如家庭矛盾，如果父母不能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继续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孩子的情绪剧烈波动时，出现灾难化思维，重病理性记忆已经被重组的效果就很容易被孩子否定，导致病情的波动。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算是上面说的第一类应激障碍来访者，就是病情比较单一的那种，我们临床实践发现，他们遭受的病理性记忆也不是单一的。
因为重大病理性记忆事件发生后，来访者还要面对随之带来的现实压力，比如跟父母倾诉时父母不理解，甚至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维权的时候不顺利；遭到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嘲笑排挤；因为应激障碍的症状而无法上学……这些后续的事情都会带来新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还有，重大病理性记忆事件很多人都遇到过，但为什么有的人慢慢缓过来了，有的人却得了应激障碍？这与来访者的性格特点、抗压能力有关。而所谓的性格内向胆小、抗压能力弱，这背后往往也与来访者成长时期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关。如果心理干预时间充足的话，我们也会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快速帮助来访者重塑积极的性格，后续不再那么容易形成病理性记忆。换言之，从这个角度看，其实并不存在单纯的、单一的重大病理性记忆，而是创伤事件前后都有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伤。只是有的人累积得多一些、久一些，伴发/共病的症状就更多；有的人少一些，就主要只表现为应激障碍。
在上述记忆重组的同时，当来访者的病情有明显缓解，干预过程中来访者可能有情绪波动，这往往意味着有更深层次的病理性记忆浮现出来了，刘承洛会继续深入重组、处理。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有的负性伤害性事件对于很多人来说都算不上大事，也达不到传统的、主流的精神科对于重大创伤的标准，但从症状和心理冲击上说，其就是对来访者造成了极大的病理性记忆，导致应激障碍。
所以，有些负性事件很多人觉得伤害不大，不太在意，但对于某部分人来说“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甚至导致应激障碍。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还是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不同，面对同样事情的感受就会有巨大差异。这其实涉及三观的问题。三观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但如果非常陈旧落后、不合时宜或走极端的话，就很容易在现实中遭受心理冲击。
而个人的三观又跟父母的三观、家庭教育方式、时代局限性等有很大关系。所以如果父母希望降低孩子出现应激障碍的风险，除了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塑造高逆商以外，还要觉察反省自己的三观是否理性、积极、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