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涵和妈妈到北京的时候，阿涵看上去有些腼腆，身形有些胖，说话的声音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阿涵在初中的时候表现优异，在班级很受老师和同学的喜欢。阿涵经过努力进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进入高中后，阿涵发现周围的同学能力都很强，自己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内心有了很大的压力。
阿涵的脾气温和，和女同学的关系很好，经常和她们在一起玩。班级上的男同学开始有意地疏远阿涵，并传出阿涵的流言。阿涵感觉到了愤怒和委屈，但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并没有和同学出现冲突，内心的感觉被深深地隐藏起来。阿涵并没有把自己的苦恼和父母沟通，这让他的脾气开始变得低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和目标。
很多得了抑郁症、双相障碍的来访者，有些来访者干预顺利，有些来访者却一直很困难？这固然跟每个孩子的病情不同有关，康复速度难以一概而论。但另一方面，这跟来访者确诊后，父母具体的做法有很大关系。刘承洛临床中主要接诊青少年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成瘾疾病的来访者。由于刘承洛的记忆重组模式（MRP），尤其是以系统化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为主的诊疗模式。
刘承洛会花较长的时间和来访者、父母深入交流，了解他们的求医过程和心路历程。这是刘承洛跟主流大医院精神科非常不同的地方之一。在这过程中，刘承洛发现康复得比较顺利的孩子，其父母的做法和性格特点有一些共性。那反过来，那些康复得相对较慢、较曲折的孩子，其父母往往就缺乏了这些特质。
当然，刘承洛这里说的并不一定非得是来访者的父母2人，而是父亲或母亲，也就是至少其中一名家长。而且，这些积极的特质不一定是家长本来就有的，很多人是在孩子患病后才逐渐具备的。这对孩子加快康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真的做到了家长和孩子共同提升。这些特质到底是什么？希望能帮助家长们积极反省：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是不是因为我们当父母的还没做到这几点？第一点，家长对孩子有较强的同理心。孩子患了抑郁症之后是非常痛苦的，内心十分压抑。
他们一想到过去就失落、愤怒，一想到现状就自卑、绝望，一想到将来就迷茫。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想将来。还有那些因暴躁易怒、大发脾气而被诊断双相障碍的青少年。从刘承洛的记忆重组模式（MRP）来看，他们并不是典型的双相，而是被过度诊断的泛双相化。对比起没有明显暴躁易怒的孩子，这部分来访者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更多、程度更严重，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更加剧烈。如果父母能更有同理心，能感受到孩子这种表现背后的极端痛苦，他们也就更容易做出正确地应对。
比如利用语言或肢体动作与孩子共情，倾听孩子的心声，帮助孩子尽快把情绪平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修复亲子关系。刘承洛分享过一篇来访者母亲的自述，她的孩子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吃药效果不理想，休学在家很长时间，但认真看了刘承洛的文章后，接受了刘承洛的心理干预，并且她和丈夫学会了与孩子共情，很好地平复了孩子的情绪波动。有一次，她儿子独自在家，其大量病理性记忆突然被激活，想起以前父母对自己的忽视和否定，激动起来把电视砸了。
孩子父亲回家后，什么话也没说，默默把现场收拾了一下，又给儿子端了杯水。孩子问父亲，我砸了东西，不生气吗？因为换了以前，他早就挨揍了。可孩子父亲说：“你摔东西的时候，肯定是你心里很难受的时候。如果砸东西能让你好受些，这些东西算什么，我儿子感觉好点就行。”儿子一下感动得抱紧了父亲。后来这父子俩的关系好得像铁哥们一样，孩子的康复也很快，不久就顺利复学了。所以，家长的共情能力非常重要，非常有利于孩子的负性情绪快速地平静下来，恢复理性。那缺乏同理心的父母会怎样？他们没法理解孩子的情绪和行为，还可能错误解读，认为孩子得病之后更叛逆、更反常了。有的故意无视，有的更加严厉的批评、指责孩子。孩子得病了，所有的父母都很痛苦、很着急，很想孩子快点好起来。有同理心的家长往往是朝着对的方向努力，改善亲子关系和孩子的心理创伤。
而缺乏同理心的家长在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孩子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表现出各种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在同理心方面，母亲出于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很可能会稍强一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上面例子中的父亲就很懂得共情。除了个人成长经历导致的性格特点之外，同理心与科学精神心理学的知识储备也有关。
家长懂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孩子的内心活动规律，也越能意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与孩子相处时更加谦卑、平和。如果家长认为自己的同理心比较弱，难以与别人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甚至给人感觉很固执、偏执、听不进意见的话（不排除有可能是偏执型人格障碍），那更加建议多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的知识，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青少年儿童的心理活动变化规律等，这都有利于提高同理心。这就说到了第二个特点：家长愿意积极、主动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很多人觉得孩子病了，那就带他们去看医生，遵守医嘱接受治疗。
如果还要加上心理，那就给孩子找个心理干预，双管齐下就行了。有部分精神专家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精神专家就相当于飞机的飞行员，来访者、家属就相当于乘客。乘客坐上飞机后遵守规矩、耐心等待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不用知道飞行员是怎么开飞机的。对于部分躯体器质性疾病，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精神心理障碍，还真不是这么一回事。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并不光是临床医学问题，除了涉及精神医学外，还涉及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可是绝大部分精神专家只懂精神医学，主要手段就是靠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可是这两种治疗方法往往无法彻底解决来访者的问题，有的没有明显疗效，甚至副作用超过了积极作用。
而且国内精神专家紧缺，平均分给每个来访者的时间也就10分钟左右，很多注意事项医生根本来不及讲。有时，不同专家之间说的还不一样，家长非常失望。
所以，“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员做”，这种想法很美好，但目前在国内外的精神心理领域还远远做不到。父母一定要看清现实，不要把孩子康复的希望都寄托在精神专家身上。而且，孩子为什么会得病？通过刘承洛的临床发现，尤其是大量的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经验，很大一部分原因与父母的不当教育有关。最常见的是父母对孩子造成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孩子的负性情绪和扭曲认知不断恶性循环，最后呈现出学习障碍和抑郁症症状。
还有的是父母或其他家人反复对孩子过度夸奖，形成情绪病理性记忆。导致孩子在情绪较好时过分自我肯定，甚至有自负心理，最后导致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只有父母通过积极学习，对此有所意识，改变家庭教育方式，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还没有副作用。而这是吃药、做物理治疗所难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大部分来访者家长其实站在同一起点上。
很多来访者的父母是医生，但他们对精神医学了解甚少，心理学更是不懂。有的家长是老师，教学业务一流，但对孩子的心理一无所知。有时候反而因为这些家长自身很优秀，或职业特性使然，他们对孩子更加严厉，难以扭转观念，自我反省的程度更低。他们更加需要从零学起。所以，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水平，无论过去多么“无知”，只要有了学习的意识就是进步，就是孩子加速康复的开始。第三点，不唯上，只唯实，懂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上面说过，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涉及多个学科，但大部分精神专家只懂精神医学。但与此同时，精神心理障碍的诊断权和大部分话语权就掌握在精神专家手里。所以无论是社会大众、主流媒体，还是上层人物，都习惯性地听权威精神专家的，要找就要找最大的医院、最有名的专家。这不是不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不断学习、对疾病诊疗形成更全面认知的必经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有部分来访者逐步康复了。可问题在于，如果看了很多医院，孩子的病还是解决不了，那父母就应该学会进行更多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了。
很多父母带孩子看的医生多了，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为什么精神专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下诊断？这过程好像没有想象中的严谨啊！怎么不同精神专家说的不一样？都是权威的、很有名的啊！到底听谁的呢？他们很快就发现精神心理障碍跟一般的器质性疾病有很大不同，不是通过生化检查就能发现病灶和准确诊断的。精神专家下的诊断更像是代表这个学科或只是个人给孩子贴的分类标签，但不代表问题的全貌和本质。
他们不一定知道什么是症状学诊断、病因学诊断，但明显感觉出了精神医学的局限性。到了这个阶段，他们会更加有意识去了解孩子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拓宽认知边界；对大专家说的话有更理性、客观的判断。然后逐渐豁然开朗，对孩子患病的心理根源、过程有了一些分析，并开始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帮助孩子加快康复。“想不明白，这些人不缺钱不缺资源，怎么就不找最好的专家呢？”这就很可能是“唯上”思维，只认专家的所谓级别，以为找最权威的专家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是，大众所知的国内最权威的精神专家也只代表精神医学啊！
第四点，善于将另一半拉到治疗同盟里，或至少不成为绊脚石。虽然说父母2人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对孩子康复都很重要，但在现实中，往往是其中一方先开始改变的。这一方多见于母亲。这里没有贬低父亲的意思，这往往有家庭夫妻分工、男女性格特点的客观因素。很多母亲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了，无奈另一半还秉持原来的教育模式。又或者夫妻双方还是忍不住互相指责、冷战，家庭气氛压抑。这都是孩子的情绪波动、病情反复的原因之一。这时，母亲懂得把另一半拉到自己“阵营”里，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也做出积极改变，这就非常重要。在理想状态下，父母一起形成合力，孩子的康复速度会大大加快。可如果母亲经过努力，或出于对另一半的了解，认为改变孩子父亲的可能性不大，那起码要帮助孩子与父亲适当的隔离，充当孩子和父亲之间的调停人。而且，母亲更加要注意与孩子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走进孩子的内心。
即使没有爸爸的理解，孩子起码知道我还有妈妈这个坚强的后盾。刘承洛遇到过的不少来访者母亲就是优秀例子。她们为了降低另一半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付出了很多，有的甚至可以说是“忍辱负重”。有位来访者阿玲仍在康复期，但父亲自我反省不足，甚至跟来访者母亲闹离婚，对妻子破口大骂。但来访者母亲处理得很理性，不但照顾了孩子的感受，还解决了婚姻危机，最后丈夫在自己潜移默化下，终于改变了对孩子的态度。
第五点，找到适合孩子的康复路线后，迅速、果断、坚定地贯彻下去。孩子刚患病时，家长焦虑、无助、不知所措，在寻医问药的过程中走过“弯路”，这都非常常见，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学习了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后，与孩子改善了亲子关系之后，家长一定要尽快选择适合孩子的、孩子也认可的康复路线。不宜抱着侥幸心理一拖再拖。最常见的是孩子患病休学后，因暂时脱离了学校负性刺激环境，父母的要求也暂时放松了，孩子的情绪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得非常正常。
很多父母以为孩子的病好了，擅自减药停药，不复诊，也不找办法解决心理根源和学习障碍的问题，甚至又恢复对孩子的严厉管教。结果孩子后续复学失败，或遇到亲子冲突等负性应激事件时，情绪状态一落千丈，病情复发了，甚至比之前还严重！所以，如果家长认准了正确的方向，一定要及时采取行动。不然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很容易错失了宝贵的成长阶段，孩子也会越来越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