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桌上的干预记录，刘承洛想起了在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干预的来访者小肖。小肖的成绩一直很优秀，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是年级的前几名。在初中的时候曾经和同学发生了冲突，初中的同学关系还比较容易处理，所以小肖的妈妈并未在意。进入高中之后，小肖开始住校，这个时候她在人际关系的弱势就凸显出来。
在宿舍里和同学频繁的发生冲突，进而小肖的情绪变得十分不稳定，产生了失眠的问题和抑郁的表现。小肖向妈妈哭诉自己被同学孤立和欺负，同时自己的心情很不好，学习上的专注力也变得很差。小肖妈妈当时并未放在心上，让小肖自己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同时入校的同学也并未像她一样出现问题。
而每一次接到班主任电话投诉后的访校，都以妈妈对阿瑶的责骂和对班主任的道歉而终结。此后阿瑶的状态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阿瑶的父母被迫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陪读之后，妈妈惊恐地发现，女儿像变了个人一样。无心学习、谈起恋爱、嗜睡畏光、深夜哭泣、拒绝沟通，还常常无意识地抠自己的手指，抠得指尖遍布伤口。
直到有一天阿瑶哭着回到家，说自己在学校好可怜，站在教学楼上就想往下跳时，妈妈才慌了神，决定带她去看医生。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轻度焦虑。而此时阿瑶的妈妈最关心的是，既然有药可吃，那么阿瑶什么时候病能好，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
即使阿瑶苦苦央求休学，妈妈也不甘心就此中断学业，只是给她请了几天假就强行要求她继续上学。抑郁症，药物副作用，加上繁重的课业，这个柔弱的女孩再也支撑不下去了。一天下午，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吞下了所有的药片。在医院洗胃时，阿瑶的妈妈听到别的病房传来的家属的嚎哭声，彻底崩溃了，也彻底清醒了。阿瑶妈妈在网上阅读了刘承洛的文章后，对刘承洛充满了信心，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预约了面诊时间后，带着阿瑶来到了北京。
刘承洛干预了很多的抑郁症、双相障碍青少年来访者。当刘承洛告诉来访者的父母，孩子心理障碍的根源是成长和求学过程中遭受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时，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家长对孩子严格要求就出现心理障碍。
目前青少年、儿童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出现率越来越高，患病低龄化越来越突显，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上一代父母不能再用自身成长的经验和背景去看待现在的千禧一代。到底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儿童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比例更高？以下基于大量的记忆重组（MRP）心理干预经验，尤其是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的经验，我从科学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总结4个要点：
不同时代背景下，两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渴望得到满足的需求不同。60后、70后这一代父母的小时候，国内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物质匮乏，生活环境艰难。甚至在农村家庭里，有一、两个孩子因染病、饥饿而不幸夭折，这并不罕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父母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更加渴望得到满足的是生存需求及安全需求。
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现在90后、00后的孩子一出生就不用面对生存和安全难题，而且物质还过剩。当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这一代人会诉诸更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换言之，现在的儿童、青少年更加注重精神需求。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情感关注、支持和理解，希望自己的想法得到尊重，希望能从事既能实现经济回报，又是自己喜欢的、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工作领域。可这正是很多60后、70后父母长期忽视的。他们仍以自己父母的那一套来教育、要求自己的孩子，缺乏高质量亲子陪伴，对孩子的内心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非常容易对孩子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60后、70后父母部分有学习意识的，在他们的儿童、青少年时期，一般仅能通过看书读报提高见识。在数字时代，对比无处不在，父母的粗暴教育很容易令孩子形成巨大心理落差。很多父母在成年以前并未走出过自己成长的乡镇，对事情的理解与其身边接触的人和事息息相关。很多父母小时候挨打、挨骂后，很快就发现同龄人也都被父母打过、骂过，有的打得更厉害。身边的长辈和大人也都说，“父母打你是为了你好”，“打是疼，骂是爱”，“棍棒之下出孝子”。所以，这一代父母受皮肉之苦时可能也会形成病理性记忆，心里万般委屈、愤怒、痛苦。
但他们很快就结合所接触的信息而调整了认知，将“遭过的罪”合理化，不容易形成病理性记忆。如果在父母的打骂下，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奋，最后获得了不错的学历和工作，“混得不错”，那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棍棒教育”进行升华。认为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该打，尤其是男孩，“不打不成器”，不打是父母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
这样的父母并不少见，尤其是父亲，他们因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获益，便固执地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没有问题，甚至形成了偏执型人格改变，但缺乏自我觉察。而现在的孩子是数字星球的“原住民“，一出生就与互联网、电子产品打交道，接触的信息面非常广。同时，随着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萌芽，很多年轻父母已经摒弃了以打骂为主的教育方式，网上有很多论述“棍棒教育”弊端的文章和信息。
那如果这时候孩子还总是挨打、挨骂，他们可以对比的对象从线下到线上、范围非常广，发现原来很多家庭的父母不但不打孩子，对孩子还非常尊重、理解，那他们的心理落差会非常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他们不但会羡慕“别人家的父母”，自己遭受过的打骂也会形成更大的病理性记忆。父母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要仍固执地使用棍棒教育。有的父母舍不得打疼了孩子，用报纸卷成棍子打；又或者凶神恶煞地恐吓孩子，并没有真的打下去。
可这种令孩子紧张、恐惧的场景，以及父母的语言暴力，也会对孩子造成极大的伤害。在互联网时代，孩子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负面影响。虽然国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清除互联网不良信息，维护青少年儿童心身健康地成长，但网上的信息实在太庞杂了，很多内容仍涉及暴力、恐怖或存在误导性。而且，很多平台的大数据推算会依据用户的阅读习惯、偏好等来推荐相关资讯，构建出每个人的信息特征。
在信息特征里，若孩子反复多次接收到类似的不良信息，就很容易形成错误、扭曲的认知，甚至出现三观偏差和偏执型人格特征。有的时候并不是信息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孩子本来就遭受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容易对从负面角度去解读信息，进一步加强了负性情绪和扭曲的认知。在教育内卷下，部分父母们盲目“鸡娃”，孩子心理压力极大，更容易精神崩溃。在60后、70后父母的童年时期，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社会上也没有校外辅导机构。在整体上，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干预不多，要求也不高。当然，也有一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属少数。
最终脱颖而出考上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基本都得靠自己自觉地发奋和努力。所以，整体而言，60后、70后那一代能在相对较轻松的环境下学习。而现在的父母普遍认同“知识能改变命运”，希望孩子能通过高学历获得好工作，实现良好、稳定的经济回报，过上安稳、富足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愿景不是没有道理。我也从不反对父母“鸡娃”，甚至鼓励父母引导孩子成龙、成凤，实现人生的价值和阶层的跃升。只是，这有一个大前提：孩子必须心身健康，“鸡娃”的方式必须科学、正确。
很多父母一味严格要求孩子取得优秀的成绩，施加压力，安排一个又一个辅导班，家庭氛围压抑而紧张，对孩子的贬低、打击远多于认可和鼓励。这都是不得当的“鸡娃”方式，甚至说得上是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对孩子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埋下了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隐患。孩子现在看起来好好的，不代表他们心里面也好好的。
以上是刘承洛在记忆重组诊疗模式（MRP）的实践中总结的，可每个孩子的情况不同，其出现精神心理障碍的具体心理根源还应具体分析。刘承洛会利用深度潜意识深入到人的内隐记忆层面，精准化地找到症状背后的具体病理性记忆，并予以高效重组；再将这些病理性记忆中透露出的家庭教育问题，与父母深入分析、探讨，父母得以有针对性地改变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阿芸不像阿瑶那样成绩优异，只是个非常普通的中学生。甚至连她的患病经过也没有清晰的因果可循。她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没有突发事件，也没有明显征兆。唯一相关的猜测，是初一那个暑假妈妈把她的手机没收了，只许晚饭后玩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根本不够她和同学联系，说不到三五句话时间就到了。
与朋友失去联系的不安笼罩着她，她开始怀疑自己被大家排挤。她跟妈妈吼：“别的同学暑假都有手机，不信你去问！”而妈妈的回答是：“期末考你排名降了13名，别的同学呢？”
这是诱因吗？只能说也许。好像就是突然之间，这个小姑娘对身边的一切丧失了兴趣，整日整夜睡不醒，对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又特别容易暴躁，不受控制。
初二开学时换了新同桌，阿芸开始接连几天上课打瞌睡，被老师叫起回答不出问题。青春期的自尊、敏感、孤独、各种小情绪混杂在一起，压在她的心头。她开始尝试自残，用刀尖划开皮肤，血流出来的时候“觉得舒服很多”。
女儿的情绪异常，妈妈注意到了，曾经试图开点中药给她“去去火”。女儿手臂上的伤口，妈妈也注意到了，但觉得那是女儿“威胁我，跟我要手机”。直到一天，阿芸情绪完全崩溃，大喊大叫，用脚踢门，最后瘫坐在地上抽泣着央求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她想被确诊为抑郁症，“想让妈妈重视我”，“也不用再害怕别人说我是装的”。
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伴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个14岁女孩拿着诊断书泪如雨下。之后是休学、反复尝试回校、多次住院，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妈妈面对女儿一次次自残和自杀冲动，拼尽全力学习“接住情绪”。“无论怎样，能救一次未必能救下一次。”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预约面诊的时间后，阿芸妈妈带着阿芸在北京中心进行着心理干预。
平心而论，两位妈妈都是好妈妈，她们都在努力接受孩子的病情，都对治疗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耐心，并且后来都对自己做出了反思和改变。阿瑶的妈妈最终放下了对学业的执念，阿芸的妈妈也终于开始学会夸奖孩子，随着心理干预的进行，两个女孩的心理障碍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可是，悲剧的发生总是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何以至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郁成疾”最要命的是这个“积”字。两个女孩都曾经一次次地向父母发出过求助的信号，却都一次次被父母无情地忽略了。于是，累积的情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垮了她们，也压垮了两个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在女儿被确诊的那一刻，两位妈妈的表现出奇一致：不敢相信，不能理解。阿瑶的妈妈感到无比困惑：我们父母付出了这么多，把她培养进了这么好的学校，她为什么那么不让人省心？阿芸的妈妈百思不得其解：我自己不也是这样长大的吗？
两位妈妈谈曾经的“失望和困惑”请记住这两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困扰中国父母的问题。如果解不开它们，也就解不开孩子的情绪，更解不开亲子关系的死结。阿瑶的妈妈和阿芸的妈妈，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妈妈，她们身上带着上一代父母的深深烙印。阿瑶从小在妈妈的否定、要求、拒绝和指挥下长大，耳边永远是“别人家孩子怎样怎样”，身上背负着父母沉重的期许。学习如此出色的她，甚至从来没有被妈妈夸过一句“聪明”。
阿瑶小时候就不太合群，成长过程中时常被排挤和孤立，而妈妈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大声训斥她，甚至当众给她难堪。阿瑶的妈妈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说代表了一类中国父母的通病，那就是：把孩子的成绩归结于父母的培养，而把孩子的问题推给孩子自己。孩子好，都是父母的功劳，孩子不好，那都是孩子的错。
她们剥夺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同时又回避了父母的责任，不给孩子提供应有的援助。他们的孩子迷茫自责，形如困兽。阿芸虽然和阿瑶生在不同的家庭，成长氛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阿芸的妈妈反复回忆也记不起女儿和自己发生过矛盾，因为女儿从小顺从乖巧，很少会拒绝她的要求。和阿瑶的妈妈一样，她也从不夸奖女儿。她想起在确诊抑郁症之前，女儿想要“抱一下，亲一下”，她本能地抗拒。
这种奇怪的“本能”，来自于对自己母亲的记忆。记忆里的母亲对她永远没有表扬，永远盯着自己没有做到的地方。考了九十几分，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阴着脸问“你看看这几分是怎么扣的”。曾经，她也在日记里写过“我恨妈妈”，一心想读大学是为了“我要快点长大，就能逃出去”。工作后在武汉买了房，骄傲地带父母去看楼盘，母亲却只说了一句“你看看你，要还房贷了”。
母亲的严厉管教令她变得“强大”，也在不知不觉中，令她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她怎么都想不通的那个问题，也正是如今的中国父母们普遍想不通的问题：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过不去了呢？的确，我国抑郁症低龄化趋势已经触目惊心，中小学生自杀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是现在的孩子集体基因突变，变脆弱了吗？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只有孩子还是孩子，而他们周遭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改变。就连有意无意地秉承着上一代教育理念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早就不是上一代父母了。
比起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人对教育有一种无法掩饰的焦虑，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这焦虑藏在我们陪写作业的怒气中，藏在我们拿到试卷的失望中，藏在我们看待孩子时挑剔的眼神中，最终变成无形的压力，压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当我们抱怨孩子变脆弱的时候，有没有审视过自己，给孩子传递了怎样的情绪？
阿瑶的妈妈就曾多次提到阿瑶考上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对此有多骄傲，面对阿瑶的病情时就有多纠结。她对阿瑶感到失望的一个原因，是“家里不愁吃喝，连袜子都不用洗，有什么好烦心的呢？”可这个连袜子都不用洗的小孩，却令我感到无比心疼。
因为她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获得小小的成就感，也无法通过洗袜子这件小事，来让妈妈开心。她唯一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只有学习，考出让妈妈满意的成绩。如今有很多父母以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连牙膏都帮孩子挤好引以为傲，觉得自己尽职尽责，孩子只需要安心学习就好。
殊不知，他们剥夺了孩子作为家庭成员的价值感，令孩子沦为一台功能单一的学习机器。学好了，是报答，学不好，是辜负。孩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孩子们的课余时间被各种兴趣班和网课填满，小伙伴渐渐变成手机里的短信、视频和联机玩游戏时的队友或者对手。而手机和电脑，又常常是家长的眼中钉。大城市的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似乎永远都在路上奔波。
就连在小区下楼玩一会儿，也有可能被业主们自发组织的纠察队抓到，赶回家写作业，因为升学成绩会影响小区房价。总有人说现在的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条件这么好还不知足。可我常常觉得，物质丰富了，快乐却变得稀缺了。
而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更激烈的竞争压力。我们国家的孩子，手足朋友更少，竞争对手更多，学习压力更大，离大自然也更远。这一代的孩子，心理空间最小，也最孤独。
阿瑶和阿芸的患病经历如果回过头再去看，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修补，如果不是积重难返，也许悲剧可以避免，实在令人惋惜。她们的妈妈都习惯于用发泄愤怒的方式来面对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寄希望于孩子自动觉悟、自动改正。她们不明白，孩子并没有这个能力。愤怒只会令孩子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令问题更加严重化和复杂化。理解他们的无助，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孩子们得救，往往就在得到父母理解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