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为什么不能顺利进入校园?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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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来访者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在处理这些复杂情况的能力上尚存不足。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遭受到挫折,出现了扭曲的认知和行为问题,家长往往会对孩子的变化心里没有准备好,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也知之甚少。无法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指导,以帮助孩子走出遇到的困惑。

 

 

这样就导致了孩子很难承受挫折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之前在中心进行干预的来访者阿俊就是这样。阿俊在和同学的互动中产生认知的偏差,认为自己在同学中被孤立和排挤。妈妈的教育方式也无法让他和妈妈深入地沟通这些问题,导致对同学产生了偏激的想法和行为。阿俊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无法继续学业而休学,阿俊妈妈对阿俊的未来感到担心和恐惧。阿俊妈妈在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官网预约了面诊的时间,带着阿俊来到了北京。

 

刘承洛基于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尤其是结合大量深度潜意识下心理干预的临床干预,对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心理障碍的病因有了突破性的、深入的发现:抑郁症背后的心理根源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双相障碍和强迫症的心理根源是以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为主,情绪病理性记忆为辅的病理性记忆。刘承洛在文章中分享、阐述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来访者家长的认同。不过这仍未能解开他们的疑惑:“刘承洛知道孩子得病与过去的经历有关,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加快康复?”

 

家长对心理障碍的原因有客观深入的理解。接下来的具体改变和行动也很重要,接下来的改变和行动也很重要,与家长的表现有很大的联系。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强迫症,还是双相障碍,家长感到焦虑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利于解决问题。当家长意识到自己处于焦虑、甚至恐惧中时,要及时给自己来一个提醒:我之所以焦虑、恐惧,可能是因为了解信息不全面,或受到了一些信息的误导,因此很可能陷入了灾难化思维。

 

很多家长从没听过这个诊断,就诊时精神专家也没有时间充分介绍,他们只好上互联网找答案。这里所说的“信息”,往往就是指家长从精神专家、互联网处了解到的、碎片化的疾病信息,尤其是关于双相障碍。但互联网上关于双相障碍的信息比较落后、而且不全面,整体传递出较悲观的一面。比如“双相预后不良”、“需终身服药”、“属于重性精神病”等信息,这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令家长感到震惊,继而焦虑,甚至恐惧。

 

有时候,这些信息甚至是从某些精神找专家的嘴里说出来的,更加令家长诚惶诚恐,马上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以后就会变成精神专家说的那样,陷入灾难化思维。刘承洛接诊过一位来访者,当时他第一次去精神科就诊时,是由母亲随同的,而他的父亲因出差而无法一起前往,但他时刻关注儿子的情况。随后,来访者母亲打电话告诉父亲,儿子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医生说这是重性精神病,可能要吃一辈子药。这位来访者的父亲立刻崩溃,并坐在机场大厅的地上痛哭,“当时觉得我的孩子这辈子都完了”。

 

国内外现行精神障碍诊疗体系基本属于症状学诊断,并非病因学诊断。也就是精神专家仅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搜集症状、下诊断,并不探究背后的原因,也不懂得这些问题在其他学科里有怎样的理解和解决方法。可当青少年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时,往往表现为认知、情绪、意志力和行为等方面的偏差,还通常伴有学习障碍。

 

 

这包括了行为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学。所以,精神专家对孩子下的诊断仅代表了这一学科的标签,而不是孩子就是这个标签,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家长感到极度焦虑、恐惧时,往往就是把精神科的标签看得太重了,而不具备其他学科关于这些问题的科学知识。

 

孩子之所以出现心理障碍,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是最主要的根源。家长最好对病理性记忆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外显记忆、内隐记忆、病理性记忆概念。但刘承洛通过大量深度潜意识下心理干预,来访者在外显记忆层面记得的病理性记忆事件,与内隐记忆层面的很可能有较多细节上的差别。也就是来访者虽然记得那件事,但具体的经过记得不准确了。而这些细节往往与情绪、行为症状息息相关。还有,大部分来访者都在幼年、童年经历过病理性记忆,这也是心理障碍根源的其中一方面。可他们通常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至少印象模糊了,只能在深度潜意识下,到内隐记忆层面去寻找。

 

对病理性记忆的理论有所了解后,家长可以开始寻找孩子可能遭受过的病理性记忆,有一些事件是孩子记得的,一提起就不开心的,这明显是病理性记忆。而对于他们已经忘记的,要靠家长有意识地追溯到孩子婴幼儿、儿童时期,反省当时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

 

比如,是否对孩子有过肢体暴力、语言暴力、忽视、贬低,或者要求过于严厉、多次违背承诺、爱说教、不懂得尊重和理解孩子等教育方式,这都有可能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如果回想起有,可以在孩子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向孩子真诚地道歉。道歉只是其中一步,还需要家长持续地做出改变,积极弥补。有些家长发现自己曾对孩子造成这么多病理性记忆后,非常懊恼,甚至自责、自罪中,“孩子遭罪都是因我而起”。

 

家长有悔过之心是好事,这是自我反省的前提。但是自我反省不等同于自责自罪,责备自己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自己也出现抑郁症状。如果家长自己也成半个病人了,就更难帮助孩子加快康复了。有些家长出于内疚,一味满足孩子所提出的要求,甚至甘愿承受孩子的暴力攻击。孩子也容易因此变本加厉。

 

刘承洛并不同意家长采取这种方式“弥补”孩子,还会进一步加大亲子隔阂,并加重孩子的偏执型人格。家长应该建立“底线思维”。比如可以允许孩子指责家长,释放对家长的怨恨,而且家长这时不能反过来批评孩子,甚至打孩子;但孩子打家长绝对不行。若孩子不小心触碰底线,在情绪激动时多次无法控制自己,那最好到精神科复诊调整药物,甚至接受住院治疗。一旦这个底线建立了,家长要说到做到,双方严格遵守。

 

家长还要改善婚姻关系,在整体上提高家庭融洽关系,为孩子疗育创造有利的条件。有时候孩子出现的病理性记忆是家长相互争吵和指责造成的,所以孩子出现心理障碍后,家长一定要积极解决夫妻间的矛盾,避免再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避免互相指责。

 

如果夫妻关系不融洽,无法自我调整,可寻求婚姻指导。如调整失败,两人分开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但即使离了婚,彼此之间也最好应该保持理性的关系,要避免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如果家长能对问题认识得更加深入,还应分析曾经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自身的情绪和观念问题到底从何而来。这往往受到家长各自原生家庭、成长时期所处的时代和经历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家长也是曾经的“受害者”。

 

如果能认识到这一层面,家长才能不过分自罪自责,也不是一味埋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时代,而是意识到要积极主动地、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原生家庭代代相传的不良影响从孩子这里“拦腰斩断”,培养孩子积极、健康的性格,造福下一代。

 

 

 

情绪病理性记忆主要与孩子成长过程中接受的过度表扬有关,比如老人家、家长等长辈总是表扬孩子聪明、天才、就是比别人棒、以后考清华北大之类的话。这很容易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目标有错误认知,争强好胜,追求完美,过分在意外界的评价,升学时只愿考虑最好的学校,接受不了批评和一时的失败。

 

所以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样的特征,那最好要回顾孩子过去是否接受过度表扬,并从现在起就改变对孩子的评价方式。家长还可以向孩子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性格,解释长辈们以前的评价只是表达认可和期待,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活成那个样子才算“成功”。

 

就算真的要设立比较高的目标,那也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和奋斗,需要经历过失败和磨砺,而不是一步到位,也需要“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良好心态。当然,不对孩子过度表扬并不是不对孩子表达肯定,我们不能走这个极端。当孩子在某阶段取得一些成绩时,家长要及时地、具体化地针对孩子的行为给予肯定。比如认可他们坚持练习,灵活地运用了知识,遇到困难时积极应对等等;当然,背后可能还有师长、家长和同学的指导和协助,对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综合归因。

 

 

家长的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这起到的作用能改善孩子的症状。但这并不代表孩子不需要科学的心理干预。对于绝大部分中度到重度的来访者来说,利用药物和物理治疗作为辅助,再配合科学的心理干预是有必要的。尤其当孩子情绪波动很大,甚至有自杀行为、攻击他人等危险行为,或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时,应第一时间接受精神科药物或物理治疗,控制病情。

 

 

当病情比较稳定后,家长可带孩子接受科学的心理干预。此外,运动疗法、营养疗法都可以辅助尝试,但前提是孩子的病情已经明显有好转,处于康复阶段。孩子出现心理障碍后,或多或少都伴有学习问题,其实这是出现了学习障碍。学习青少年、儿童的主要任务,很多家长因此心急如焚,巴不得孩子马上开始恢复学习,不再落下学业。这部分家长要分析主次和先后。目前孩子的当务之急是缓解精神心理症状,然后才能缓解学习障碍,逐步恢复学习能力。当孩子的情绪趋于稳定,认知也比较理性,跟家长的关系也比较好的时候,家长再抓紧机会缓解孩子的学习障碍。为孩子后续复学打好基础。

 

 

当然,这对家长来说提出来很高的要求,实施起来有难度。如果孩子还是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甚至复学失败无法毕业,那还可以发展其他职业技能,甚至先步入社会。当孩子恢复了自信和学习动力,后续仍有很多机会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更新学历。我们要用长远的目光看待学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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