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桌上的干预记录，我不禁想起了来访者阿娟。阿娟在年幼的时候，父母的关系不好，家庭的生活也不是十分融洽。阿娟对父亲更为亲近，但父亲经常不在家，在家的时候经常答应阿娟不会离开她，而往往阿娟发现父亲又离开家了。对此阿娟出现了病理性记忆，并产生了认知的扭曲。
阿娟在高中的时候，出现了情绪上有明显抑郁的表现，但有的时候其他同学的一些话语，又让她情绪激动，甚至出现和同学的冲突。阿娟妈妈在看到老师的反应后，发现阿娟在家里有时也会出现情绪的大起大落，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就会和妈妈起冲突，阿娟妈妈感到阿娟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带着阿娟去了精神中心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双相障碍。但服用干预后的效果很不理想，阿娟妈妈陷入深深地疑惑中。
阿娟妈妈能提出这个疑惑，说明阿娟妈妈愿意主动学习精神心理学知识，这对孩子加快康复很有帮助，值得认可。可另一方面，这3种精神心理障碍在精神科里的鉴别尚有一定难度，更别说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普通家长了。而且在精神医学里，双相障碍属于“重性精神病”之一，人格障碍更是难以治疗；
如果家长不能理性、深入地认识这两个疾病，反而会压力山大，焦虑徒增，难以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康复氛围。基于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尤其是大量的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的临床实践，以下简要地介绍这3种精神心理障碍的区别。一般来说，抑郁症很容易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区分开来。但抑郁症与双相障碍、双相障碍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则容易混淆，以下从这两方面进行分析。可能有些家长觉得奇怪，抑郁症来访者不是情绪低落、思维迟钝、动作减少、兴趣减退吗？不是经常郁郁寡欢，默默流泪吗？怎么会经常冲动易怒呢？确实，以上这些都是抑郁发作的典型特征，不过很多来访者都不只是单纯的抑郁症，有时还伴有其它精神心理问题。比如最常见的偏执型人格，或偏执型人格改变。
偏执型人格的最大特点是敏感、多疑，过分警觉，容易猜疑、把别人的好意当恶意，然后觉得非常郁闷、生气。所以父母会觉得孩子非常易怒，浑身都是刺，有时“莫名其妙”就生气了，又或者完全歪曲理解了别人的意思，父母怎么解释都听不进去。但情绪平复后，有时候他们仍有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觉得自己可能确实想多了。也就是并未达到人格障碍的地步。
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主要原因还是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他们在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层面有很多病理性记忆触碰点，涉及生活、学习中的方方面面，非常容易被激活。比如如果父母过去因为打骂、严厉粗暴的教育对孩子造成过多重性心理病理性记忆，那么父母偶尔脸色阴沉、叹气皱眉，孩子很可能会认为父母这是对自己贬低、不满意，过去的病理性记忆瞬间被激活，非常生气。
当恼怒等负面情绪出现后，孩子继续联想到父母过去对自己造成的其它病理性记忆。就很容易把当下的所有挫折都归咎于父母，所以暴跳如雷，指责、甚至攻击父母，用砸东西释放怒气。对于这种情况和表现，刘承洛认为是大量病理性记忆被激活后的激越状态，是一种激烈的释放负性情绪的方式。换言之，针对这种情况，刘承洛认为更加合适、准确的诊断是抑郁症，伴偏执型人格改变。
不过，部分精神专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来访者为了一点小事就发怒、打骂家人，这属于“易激惹”，而易激惹属于轻躁狂/躁狂的典型特征之一。说得简单一些，他们认为这是来访者出现了轻躁狂/躁狂发作，所以倾向于将来访者诊断为双相障碍。其实对于轻躁狂/躁狂的典型特征，在精神科临床上仍然有争议，精神专家也无法达成一致。
国内精神专家曾指出，真正的轻躁狂/躁狂应该是“高兴愉快”“欣喜若狂”的。来访者的精力充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认为前途一片光明，自己能力超强，有很多想完成的计划。他们因为过于自信、甚至是自负，所以有时会表现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甚至主动去挑衅别人，所以有时也容易与人发生争执。
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易激惹”，是以掌控为目的的，这才能作为判断轻躁狂/躁狂的重要依据。所以，如果青少年来访者冲动易怒，家长不能光从表面作出判断，还要深入观察他们的内心活动和前后的变化。如果孩子本来抑郁低沉、烦躁苦恼，然后经常因“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表现得非常痛苦、激愤，指责他人的不是。而情绪平复后仍然以抑郁低沉为主的话，那至少从刘承洛的角度出发，这应该是抑郁症伴有偏执型人格改变；而不是双相障碍。
可如果孩子在抑郁发作期间冲动易怒，又在另一段时间内有欣喜若狂、狂妄自大、过分自信的表现，那就要考虑很可能是典型的双相障碍了。双相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相似点是情绪不稳定，可是如果仔细分辨起来，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来访者非常、非常害怕被别人抛弃，哪怕这种抛弃并不是真实的。如果别人因客观因素减少了与他们的社交频率，或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圈子，比如学校换了老师、朋友搬家了，甚至只是友人在见面中迟到了。这些很平常的人际关系变化都可能令他们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产生恐惧和愤怒。然后他们可能会作出非常疯狂的行为，比如自伤、自杀，或者以此威胁别人不能“抛弃”自己。
他们对父母、同伴的看法经常在“理想化”和“诋毁化”两者间交替，人际关系紧张而不稳定。比如，他们可能在有些时候认为自己拥有最好的父母，甚至不吝啬于向父母表达爱意。可如果一旦父母的某些行为没有达到他们的期待，他们会勃然大怒，指责父母从不关爱自己，自己是多么痛恨父母等等。来访者的情绪波动非常剧烈、而且快速。
他们可能前一刻还感到非常快乐、幸福，但突然因一些挫折和人际冲突而非常暴躁、或者哭泣，可往往只持续几个小时。接着又很快恢复了平静、甚至是开心。来访者产生强烈的负性情绪时，很容易不顾后果地作出非常危险的冲动行为，比如危险驾驶、滥用酒精甚至毒品、进行危险的性行为等。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双相障碍有诸多明显差别。比如情绪起落的时间长度。双相障碍是间歇发作性的，抑郁发作、躁狂/轻躁狂发作后，来访者在缓解期表现基本正常。尤其是轻躁狂/躁狂，不管是“兴高采烈”式的，还是部分精神科医生认为的“暴躁易怒”式的，它们只集中出现在一段时间（轻躁狂至少4天，躁狂至少1周），然后进入缓解期，或者又出现抑郁发作。
可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情绪波动的时间短得多，愤怒、悲伤往往只持续数小时，然后有明显的平复。接着很容易又因另一挫败或人际冲突，再次情绪剧烈波动。而且这种情感模式和特点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明显的缓解期和病程。也就是来访者的个性似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前后没有明显的不同。典型的双相障碍应有真正的躁狂/轻躁狂发作，来访者是兴高采烈、过分自信、甚至狂妄自大的。可是边缘型人格障碍并没有这样的特征。即使边缘型人格障碍来访者在日常中感到高兴、愉快，往往也是因为当时的人际关系达到了他们的期待，所以开心、幸福。这与轻躁狂/躁狂的自高自大明显不同。
边缘型人格障碍来访者常常因担心被别人抛弃，导致人际交往不稳定。可双相障碍来访者大多没有这种心理特征，他们的恐惧往往源于失去康复信心，或恐惧别人的眼光；愤怒则往往源于认为别人对自己造成过巨大伤害。所以总的来说，如果青少年来访者的父母能深入地理解孩子的内心活动，理性地分析他们的患病过程的话，双相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还是可以区分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临床中有双相障碍伴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来访者，同时具备两者的典型特征。但这相对来说非常少见。可能部分对精神心理学知识有所了解的家长有如此疑问：不是说不宜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诊断人格障碍吗？那为什么临床中要对青少年双相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进行鉴别？
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的边缘型人格特征与青春期行为问题有一定相似之处，有的精神专家认为这不是疾病，很多“症状”可能在成年后就慢慢缓解了。另一方面，部分精神抓夹认为将青少年诊断为“人格障碍”太重了。人格障碍往往意味着难以扭转，药物治疗和一般的心理咨询都难以起效，很多家长无法接受、反应剧烈。就连精神专家也有深深的无力感。
所以，他们选择了双相障碍，而且常常是“非特定双相障碍”这样的“保守诊断”。而在刘承洛国家，“三轴诊断”一直得不到普及，绝大部分精神专家只看轴一的精神心理疾病（像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焦虑症等等），对轴二的人格异常缺乏了解和识别意识，会判断是否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精神专家就更少了。
不过，近几年来，一些精神医学专家认为，青少年群体中出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比例并不低，如果干预不及时，对其一生可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所以，他们提倡精神专家不要过分受到来访者年龄的限制，而要加强识别，对符合诊断标准的青少年来访者及时作出“青少年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以免来访者错过最佳的干预时机。
所以，虽然精神专家的意见确实会令大量青少年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这听上令人很绝望。但新的、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出现后，边缘型人格障碍不再是“难治之症”。这令精神科临床和大众都看到了“人格障碍”诊疗和康复的希望。从这个角度上看，精神专家的发现和意见是意义重大的。
其实，从刘承洛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尤其是大量的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的临床实践来看，所谓的“青少年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背后也是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曾经感觉被抛弃的不安全感和病理性记忆。刘承洛曾接诊过一位来访者阿娟。她被其它权威精神专家诊断为双相障碍，情绪非常不稳定，病情严重，接受过多种精神科药物治疗和多次改良电休克治疗，但自杀念头仍然强烈。
在对她进行系统化心理干预时，刘承洛发现她有典型的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状——特别害怕被别人抛弃。并发现这很可能与其幼年时，父亲长期缺位有关。阿娟年幼时，父亲从事电网工作，经常出差在外。每次阿娟表达希望父亲陪伴时，其父亲总是一口答应，而且描述得非常美好，称自己很快就回家了，会陪着阿娟到处游玩。
阿娟当然非常期待，可父亲其实只是口头上安慰阿娟，实际上他仍然长期不在家。即使在家，他也很少陪伴女儿，把曾经的承诺抛到脑后。长此以往，阿娟形成了非常牢固的错误认知，认为自己被父亲抛弃了，造成了很大的病理性记忆。当时因一些客观因素，刘承洛还没来得及重组这部分病理性记忆。
高一时，其语文老师对她很好；但高三时换老师，她又觉得被抛弃了，怨恨原来的语文老师，一上语文课就愤怒、悲伤。经过系统化高效心理干预后，阿娟的学习障碍大幅度缓解，自杀念头也消失，还考上了大学。可这时因主客观多种原因，刘承洛暂停了对其的心理干预。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失落，问：“刘承洛，你们是不是也不要我了？不管我了？”
刘承洛解释说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她当时有很多症状已经大幅度缓解，学习能力也恢复了，还考上了大学。刘承洛和她妈妈都建议她先上大学，在学习环境中逐渐调整，也有利于心理干预效果的沉淀和呈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她会不断地自我成长，这样她会更有成就感。她开学后状态不错，但后来遇到一些事情绪又波动了，其母亲赶紧找刘承洛。通过微信指导，告知她刘承洛的判断，她可能内心又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她很惊讶，觉得一下子被刘承洛说中了。
刘承洛引导她要提高觉察能力，意识到这种反应反复出现，这是成长过程中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的。而现在她已经长大了，成为大学生了，她的父母永远不会抛弃她，而刘承洛也不会。身边有一些人来来去去，这是人际交往的正常现象；跟信任之人有物理空间上距离，并不等于心灵上的距离，真正值得交往的朋友和师长永远都会给刘承洛支持和关爱。
刘承洛告诉她一定要加强自我觉察，不要被负性情绪和灾难化思维带偏；而且现阶段要集中精力学习和积累能力，当刘承洛实现了提升，也就不用害怕被人抛弃了阿娟听得非常感动，给我回复了很长一段话，情绪好了很多，也理性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加独立、自信了。
所以，如果能精准化地找到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并给予高效的重组，边缘型人格障碍也能快速缓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疗并不需要过分悲观。当然，关于青少年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疗变化仍需要较漫长的过程。刘承洛的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目前也缺乏可复制性。从现时来看，人格障碍的治疗仍然是非常棘手的。
如果现在给国内的青少年下一个“边缘型人格障碍”的诊断，这会令精神专家、来访者、家长都感到绝望，甚至认为无能为力。这些心理因素都不利于病情康复。因此，综合现状来看，刘承洛依然倾向于不对青少年诊断边缘型人格障碍。如果他们没有真正的、欣喜若狂的轻躁狂/躁狂发作的话，仍是诊断为“抑郁症，伴偏执型人格改变”比较合适。无论孩子的诊断是哪一种，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改善亲子关系，这是加快康复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