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的夜色，刘承洛看着桌上的干预记录，想到了阿芸。阿芸给刘承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中心进行干预的时候，病理性记忆深藏在潜意识中，由于阿芸进行心理干预的时间有限，每一次干预潜意识都只能深入到一定程度进行重组，很多隐藏很深的病理性记忆没有得到重组，阿芸和妈妈当时觉得情绪稳定了许多，行为问题基本消失的时候就回家了，回家后就顺利返回学校。
当阿芸重新返回学校的时候，当遇到了和之前隐藏很深，尚未进行重组的病理性记忆相关场景的时候，病理性记忆就被激活了，同时对即将来到考试的焦虑也加重了阿芸的情绪剧烈波动。阿芸妈妈看到阿芸的情况需要再次进行心理干预，于是带着阿芸再次来到北京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
刘承洛在临床中接诊的、尚在求学阶段的青少年来访者，他们大多数都经历过漫长的、求医问药的过程，期间甚至因病情严重而休学。孩子第一次休学时，本来是积极接受治疗、尽快解决根源问题的良好时机。可是很多父母精神心理障碍缺乏理性、客观和科学的认知，也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孩子也没有接受高效化、系统化的心理干预。孩子休学时看似情绪、行为都大有缓解，父母和孩子都以为病好了。但其实根源问题病理性记忆没有解决，结果复学不久后学习还是学不进去，病情再次波动，甚至恶化！那如果第二次复学成功，孩子又很快面临高中会考、高考的双重挑战。这些节点对于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来访者来说，每一关都是险阻，每一关都极其艰难！
这在客观上会增大来访者、家属和我们的心理压力，并增加干预难度。这些青少年来访者找到我们求医时，即使面诊后能接受高效化的记忆重组，但一般情况下也要排队，这可能令他们难以赶上再次复学的期限，又或者即使能赶上，记忆重组的时间也非常紧迫。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倍感无奈，只能在刘承洛的能力之内尽力而为，争取帮助孩子早日康复，顺利复学。换言之，当孩子患病后不得不休学，父母一定要掌握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并抓紧这个窗口期积极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了解孩子的患病根源并努力解决，切忌稀里糊涂、掉以轻心！因为错过了在第一次休学期间接受高效化心理干预而康复复学的时机，阿芸接受我们心理干预时要兼顾学习和备考，无法连续性地接受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而家庭因为妈妈的病情也压力山大，这些都客观上增大了心理干预的难度。
她每次来北京都是处理部分当下最迫切的问题，重组部分病理性记忆，当觉得状态明显好转后就立刻回家继续学业。在这期间，刘承洛还见缝插针地处理她的学习障碍，帮助她塑造高效学习状态和高效的考试技巧，并多次通过微信进行简易的远程心理支持，帮助她渡过回家后的情绪波动。
但基于阿芸当时的特殊情况，这确实是较理性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实话说，这种方式极大地增加了心理干预难度，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康复效果也不稳定，来访者的病情容易波动。所幸的是，阿芸和父母对刘承洛的信任度和配合度极高。他们也明白孩子的病理性记忆无法连续处理完毕，所以对后续的波动有心理准备，也没有怀疑过刘承洛的技术和能力，并一直非常积极配合我们的心理干预。
尤其是距离高考只剩1周的紧急记忆重组，她的一些深层面未重组过的病理性记忆又浮现出来了，她情绪波动剧烈，烦躁、暴躁，根本无法学习，灾难化思维严重，又陷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从外显症状来看，可能很多精神专家会判断她复发了。但刘承洛及其父母都明白，她遭受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太多了，一直未能完全重组，又面临高考的极大压力，所以未重组的病理性记忆会不断地被激活。
如果此时不前来面对面接受紧急记忆重组，阿芸高考真的可能失败，然后深层面未经重组过的病理性记忆可能会全面激活，情绪大爆发。这样，刘承洛前期的努力就有可能功亏一篑。虽然最后一次紧急接受心理干预时只来得及做一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干预，处理的心理问题无法太深入、太细致，但极大地缓解了她的情绪症状，让她迅速从灾难化状态中脱离出来。这是令她能够坚持参加高考并正常发挥的最主要的直接因素。否则，光通过微信进行远程心理支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总而言之，这个中的艰辛只有阿芸、其父母和刘承洛这些参与过、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
最后，阿芸不负众望，她勇敢地踏入考场，虽然中间被数学试卷的难度打击了，但在家人和我们的保驾护航下，迅速调整状态，完成了所有科目考试，并考上了本科！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刘承洛都非常欣慰，感慨万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断断续续式”的心理干预是对于即将面临高考的青少年来访者的折衷模式。
在理想情况下，当然是来访者在第一次休学期间能够连续地接受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减少中间的反复和波折。这不但有利于增进来访者、家属的信任度和认可度，来访者也更有可能在短期内高效康复，顺利复学，大幅度减少后续的波动。
但高考生时间紧迫，有紧张的学习任务。而且，对于这些来访者来说，高考是一道重要的坎儿。虽然考得不理想还能复读，即使只读了大专，后面还能专升本，但在客观上，高考失利仍会对青少年来访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后续要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帮助他们调整状态。所以，对于即将高考的青少年来访者来说，如果能顺利渡过人生这一关，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加有利于其病理性记忆的重组。取得阶段性的突破和成绩后，他们更容易从积极的角度去解读过去的遭遇，病情自然更容易康复。否则，康复难度肯定加大。这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当然，“断断续续式”的心理干预模式也有较高风险。来访者的心理创伤未能连续地得到较全面、深入的修复，症状自然容易波动。而且，虽然每次的深度潜意识只针对一个病理性记忆，但来访者的内隐记忆层面被“打开”后，他们很有可能想起更多本来已忘记了的、或者从前暂时放下的其它病理性记忆。这也容易导致他们情绪明显波动。
再加上，虽然现在不再一考定终身，但高考带来的心理压力仍然很大。当青少年来访者的病理性记忆被激活，引发负性情绪驱动下的灾难化思维，这时如果父母再处理不当，或遇到其它叠加因素，这种压迫感真的有可能把他们再次压垮，导致症状急性发作！所以，后续对于时间过于紧迫、高考压力太大的青少年来访者，刘承洛的收治会更加谨慎，对父母的评估也将更加严格。孩子无法连续地接受记忆重组时，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便更加重要！
阿芸的患病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她遭受了特别多来自情感方面的病理性记忆，一次次遇到“渣男”，不理智地建立恋爱关系，最后一次次地受到伤害。那时她心中对前男友的怨恨简直无以复加，并从一开始对特定几名男性的愤怒，泛化到针对几乎所有的男性。从心理的角度上看，她后来想当“渣女”、想玩弄男性，这种观念和行为虽然不能认可，但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她当时处于严重的偏执状态。情绪稳定、认知理智时知道这不可取，也听得进刘承洛提供的建议。但一有情绪波动就故态复萌，缺乏自我反省能力。换言之，就当时来说，仅从认知上进行心理干预难以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应及时采取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精准化地重组相关病理性记忆。
相关病理性记忆得以重组后，她的自我反省能力有所恢复，这时相关的认知心理干预才能更好地起效。否则，阿芸有可能逐渐成为真正的“渣女”，在反复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伤痕累累。其学习状态肯定也再次一落千丈，高考这一关恐怕真的很难迈过。如果情况继续恶化，阿芸还有可能成为坚定的不婚主义者，或成为继发性的同性恋者；甚至引发偏执型人格障碍，甚至是“反社会”人格障碍，不过反的主要是男性。那归根到底，为什么阿芸对待恋爱关系如此不理智？来自第一个男友的恋爱创伤是主要原因之一，但这背后肯定还有更加深层次的根源。当时记忆重组时间紧张，刘承洛一直无法触及这个深层次原因，也未有机会去重组。
但从多年的临床心理干预，尤其是大量的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实践经验来看，其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不良的父女亲子关系。阿芸的爸爸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有上进心、事业心，而且对待家庭非常有责任感。妻子出现癌症，孩子出现严重的精神心理障碍，他从不离弃，一直想尽办法、拼尽全力为妻女创造经济条件接受治疗。可是，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对待孩子缺乏耐心，教育方式比较简单、粗暴。这是很多有军旅背景的父母容易出现的教育问题。在阿芸的成长过程中，妈妈几乎操办了一切，爸爸几乎是缺位的，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丧偶式教育。相反，阿芸的爷爷对她非常好，带给她父亲般的关爱，但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无法一直陪伴、支持她。
在接受刘承洛的记忆重组期间，阿芸明知妈妈出现癌症，需要多休息，但仍然希望由妈妈陪护。，阿芸与父亲的亲子关系是非常疏离的，原因就是她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僵化，单独相处极易引发矛盾。阿芸肯定遭受过来自于父亲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从小缺乏来自父亲的温柔和关注，这是她长大后渴望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在恋爱中缺乏理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刘承洛收治的女性青少年来访者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她们总是容易被“渣男”吸引，在情感中屡受伤害。
按理来说，刘承洛应该进一步重组父亲对阿芸造成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督促父亲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促进二人建立亲密的父女关系。这样阿芸的康复会更加顺利、稳定，后续谈恋爱也会更加理性。但可惜，由于时间紧张，其父亲也忙于工作，刘承洛最终未有机会进行处理。而且，刘承洛认为阿芸遭遇的恋爱病理性记忆也没有完全得到重组，这也是隐患之一。
那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刘承洛希望阿芸的爸爸还是要不断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阿芸也要理解爸爸的出发点和付出，利用自己的积极改变带动爸爸一起改变。另一方面，也希望阿芸经过心理干预后变得更加理性、成熟，以后选择男友时能带眼识人。
如果她能遇见一个与其三观契合的伴侣，而且在读大学、步入社会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独立、自信，她爸爸带来的病理性记忆、过去的恋爱病理性记忆也会慢慢得到部分修复。阿芸的经历和康复过程也提醒了广大父母，尤其是家有女儿的父亲，一定要有意识地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对于女儿的不理智恋爱行为不要一味指责，而要看到背后的真相和根源，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才能更好地预防孩子出现这些问题。
阿芸妈妈似乎有一种不够理性的观念：学习成绩和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才是。这有可能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或成长经历有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阿芸妈妈花尽心思希望为女儿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她利用工作的便利为女儿挑选老师，甚至挑选女儿交的朋友，总是逼迫女儿给不喜欢的老师、同学送礼示好。
她认为这些老师、同学是值得交往的人，对女儿的前途有利，这种朴素的出发点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但她忽略了女儿的内心感受，也没有意识引导女儿掌握正确的人际交往技巧。最后适得其反，女儿遭受了大量来自人际关系的病理性记忆，并且形成“讨好型人格”。其实，在青少年成长阶段，能力、知识的积累和人际关系一样重要。而且，相对来说前者更加重要。因为这是自信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了基本的自信，人际交往才能更加顺利。而且，家长引导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时，不能过于过于势利。别的孩子成绩如何、父母是否有素质、家庭经济背景如何，这当然是交友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三观是否契合，两人之间是否能够互相帮助、扶持。真正的友谊应该能令双方都带来幸福感和提升。
刘承洛愿意收治阿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妈妈的真诚和坚持。另外，阿芸的妈妈为了女儿的康复作出了大量付出，对我们极其信任和认可。而且，妈妈出现重疾，内心焦虑、无助，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对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依赖心理，一旦女儿有情绪波动就马上找我求助，不断请求我给阿芸微信指导，不少她对女儿的要求和期待也总是想通过我来传达。其实阿芸很多情绪波动并不严重，只要稍加安抚、共情、倾听和积极引导就能大大化解。但妈妈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的意识还是较弱，学习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意识不强，总是一味着急。直到阿芸参加高考前，她都未能与女儿建立真正的亲密亲子关系。
经过刘承洛的指导后，阿芸妈妈的改变意识有所增强。现在，他们一家找刘承洛求助的频率越来越小。这可能是父母与阿芸终于逐步改善了亲子关系，成为了女儿坚定的心理后盾；也有可能是阿芸逐渐适应了大学生活，不断提升自信，有了基本的能力应对困难。或者两者均有之，一家人的关系进入了良性循环。无论如何，刘承洛希望阿芸的父母都不要停止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的步伐，一定要争当阿芸理想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