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患抑郁症休学,17岁的她如何重启人生?(上)

20220516082020 - 女孩患抑郁症休学,17岁的她如何重启人生?(上)

来到中心进行干预的青少年中,阿芸妈妈和阿芸给我的印象很深。阿芸在家庭中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融洽,而且家庭的教育理念和阿芸在学校的体验不一样,导致阿芸出现了病理性记忆和认知扭曲。在学校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不合理认知,和同学之间出现了矛盾。

 

 

当阿芸回到家中和父母反应的时候,父母没有及时地做出正确的反应,让阿芸对父母产生了误会,让家庭的关系出现了裂痕,阿芸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阿芸进入高中后,学习的压力比之前大了许多,情绪的变化更加不稳定,很容易对父母和同学发脾气,对上学逐渐失去了动力。

 

本来,阿芸在外面还能控制住情绪,只是“窝里横”;但后来发展到在公众场所也会因为不顺心的事大叫,完全不顾别人异样的目光。而且她越来越不听父母的教导,亲子之间几乎不能好好沟通,开口就吵架。上了高一后,阿芸对学习几乎失去了劲头,开始痴迷手机,一拿到手机几乎不肯松手。她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经常找理由逃避上学,要求父母向老师请假。父母意识到阿芸心理不对劲,带她在当地找心理咨询,情绪稍有好转。但后来她在学校遇到一些打击,情绪波动又加重,最后不得不休学半年。他们一家也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求医路。

 

他们先去看了省内最权威的精神专家,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状态。明显,这位精神专家认为阿芸目前是抑郁发作,但很可能是双相障碍。后来他们去了北京安定医院,精神专家诊断为抑郁症。阿芸爸爸说,面对这样的诊断,他心如刀绞,又非常不甘,“多希望是精神专家的误诊啊!”反正都到北京了,他们又赶紧挂了个回龙观医院的号,精神专家诊断“抑郁状态”。后来,他们还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可这一次的诊断变成了“双相障碍”!阿芸的父母还是不甘心,远赴到广州来找了中山三院的精神科专家,但诊断仍然是双相障碍。

 

在这个过程中,阿芸吃过不下8种精神科药物,接受药物治疗后情绪有所好转,摔东西的频率明显减少。但复学非常不顺利,上课容易犯困,被同学排斥,甚至出现了自残行为,用小刀使劲往胳膊上划,父母看了痛心不已!不久后,她跟老师发生冲突,在学校里再次待不下去了,坐不住、心烦、害怕与同学交往,一遇到不如意的事就与人吵闹。最后,复学只坚持了一个月。大医院的专家看过了,但阿芸的病情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好转,父母急得团团转。

 

后来,阿芸妈妈在网上阅读了多篇刘承洛的文章,尤其看了很多成功案例,她觉得刘承洛这里可能是令女儿康复的希望。但当时阿芸的求治愿望并不强烈,在妈妈半哄半逼下,她才勉强到了中心楼下,但又开始闹情绪不愿配合。妈妈实在没辙了,破例答应她给她买碳酸饮料,她才闷闷不乐地坐电梯上来了。

 

妈妈认为阿芸在男女恋爱和学校人际关系上遭受过较多创伤。正式面诊时,阿芸妈妈明显非常焦虑。她对刘承洛的临床心理干预理论和技术已有了一定了解,开始有意识地回想孩子遭受过的病理性记忆。比如阿芸小学6年级时,班上有位男生向她表白,其实阿芸当时也喜欢对方。但不到一周后,该男生又追求另一名女生。妈妈认为这件事对孩子影响很大,孩子到了初中还一直纠结。以至于她初二时喜欢另一名男同学,男同学对她也很好,可只要阿芸一看到他与其她女同学玩,心里就特别难过,回家情绪低落、哭闹。

 

高一时,一名以往非常要好的女生知道她有精神心理问题后,故意排斥她、孤立她,这是导致她在学校情绪崩溃、待不下去的重大原因之一。总的来说,妈妈认为孩子内心不够强大,承受能力差,性格偏激,容易钻牛角尖,心思没放在学习上,总是纠结于过去的人和事出不来。

 

妈妈离开面诊室后,阿芸显得非常不自在,低着头不愿看刘承洛,毕竟是被妈妈逼迫过来的,心里有抗拒是可以理解的。刘承洛花了较长时间做了自我介绍,又深入解释了刘承洛对于记忆重组的理解和干预模式。可能阿芸感觉到刘承洛与她以前看过的精神专家和心理咨询师有很大不同,渐渐放下了心理戒备,愿意打开了话匣子。

 

阿芸说自己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太好。尤其是与爸爸交流很少,爸爸对她耐心不足,情绪暴躁时会指责她,喝醉酒了还在家砸东西,“我砸东西就是跟我爸学的”。不过她对父母的抱怨并不多,反而说起了大量在学校里遭受的病理性记忆。比如幼儿园时做的手工作品,被其他同学撕坏了,到现在她想起来还会气愤;

 

小学2年级时,她上课的时候绑鞋带,被数学老师训斥,老师还让她把鞋子脱下来,丢进了垃圾桶;当时还有几个女生欺负她,把她的毽子弄坏了。她在校暗恋一个男生,好友知道后马上跑去告诉了他,男生却非常嫌弃地说阿芸“你有病啊!?”还有初中时被寝室老师体罚,天冷的时候被罚在走廊站了一个多小时;为了帮同学出气与室友打架,被学校扣分……那天她说了10多个病理性记忆,还想继续倾诉,但因为面诊时间有限,刘承洛不得不委婉打断了她。

 

刘承洛明确告诉母女俩,表示从阿芸当时的状态来看,她并不符合典型双相障碍的诊断。抑郁状态是确切无疑的,但她砸东西、大发脾气,其实是创伤被激活、负性情绪的爆发,属于激越状态。如果按照主流精神科的诊断标准,她的轴一诊断为“抑郁障碍伴激越状态”;轴二诊断为“偏执型人格改变”,表现为敏感多疑;而且,她有非常严重的学习障碍。

 

而如果根据刘承洛的记忆重组模式(MRP),她明显遭受过大量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符合刘承洛提出的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面诊后,妈妈说阿芸非常认可我的分析,而且患病以来,第一次如此主动提出希望接受心理干预。妈妈非常开心,并也请求刘承洛收治女儿。

 

但刘承洛当时非常纠结。阿芸一家对刘承洛的信任度很高,但她的病理性记忆实在太多了,光是外显记忆层面记得的就一大堆,可想而知,其内隐记忆层面的创伤可能是这些的好几倍。这需要耗费很多时间进行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更关键的是,当时阿芸妈妈出现胃癌,而且是晚期,虽然做过手术、坚持服药,但情况不是特别乐观,有扩散的迹象。她对自己的病很悲观,非常担心有生之年看不到孩子康复的希望。所以,她几乎是求着刘承洛赶快给孩子做心理干预,“刘承洛,对我来说,时间不等人!真的非常渴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妈妈患了癌症,孩子得了抑郁症(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无法上学,爸爸被经济重担和妻女的病压得喘不过气来。本来阿芸父母的夫妻关系就不和睦,父女之间亲子关系恶劣,几乎没有交流。母女之间虽然相对好一些,但还是缺乏有效的沟通。换言之,他们家庭有非常大的现实困难,家庭氛围极度压抑,每个人都焦虑、烦躁,容易情绪波动和灾难化思维。阿芸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康复环境并不理想。

 

而且,妈妈的期待值非常高,希望刘承洛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孩子的问题,令其顺利复学,参加高考。总的来说,阿芸的家庭情况太特殊了,对她的心理干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而且来访者家属期待很高。

 

一方面是因为阿芸的妈妈对刘承洛高度信任、认可,把刘承洛当成了给孩子治病的最后一根稻草,甚至可以说到了极为虔诚的地步。实际上,这种高度的信任对于普通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治疗师而言,反而是一种莫大的压力,因为传统心理咨询或者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无法快速解决这么复杂的精神心理障碍。

 

另一方面,阿芸妈妈的癌症又给刘承洛带来很大压力和不确定因素,但他们一家的困境真的令我心痛。我明白一位母亲临行前对年幼儿女的不舍。我非常不希望阿芸和她的家人经历这种痛苦!如果刘承洛能尽力帮助阿芸康复,她妈妈的情绪肯定大有好转,心理压力减轻,这对其癌症的康复是非常有利的。阿芸就很可能不会过早经历失去母亲的痛苦了。

 

纠结再三后,刘承洛认为这虽然有风险,但愿意尝试。而就算她妈妈的病情还是出现变故,但是她看到女儿有康复希望了,她的夙愿达成了,这对她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我拍板决定:接受阿芸和妈妈希望接受心理干预的请求,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加快安排!得知好消息后阿芸妈妈非常激动,微信上发来很多感谢的话,并表示一定会积极配合。我既感动,又为后续的心理干预感到担忧。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必定全力以赴。后来的事实证明,阿芸的心理干预过程真的充满了坎坷。

 

2020年年末,阿芸跟着爸爸妈妈前来正式开始接受干预。那天她情绪挺好,看见刘承洛就笑了。后来她说再次看到刘承洛真的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有希望了”。当时刘承洛担心其妈妈的身体状况,提出最好让爸爸陪护,避免让妈妈过于劳累。可是妈妈不愿意,称自己的病情相对稳定,能撑得住。阿芸更加不愿意,说她跟爸爸关系不好,相处时压力很大;母女之间还算能正常交流。刘承洛只好同意了,但叮嘱妈妈一定要注意调整情绪,注意身体,避免病情波动。

 

在前期,刘承洛对阿芸进行了4次认知心理干预。她一开始很拘谨,不太敢看刘承洛,但听得非常认真。她跟刘承洛说了自己的近况,反复做相同的噩梦、发脾气,知道要学习但又无法学习,一拿起书就烦躁。可眼看就要高中会考了,她压力很大,焦虑得不行。

 

刘承洛告诉她,反复做某个相同的噩梦往往是病理性记忆所致,后续经过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很快就会解决。我提醒她一定要提高自我觉察能力,必须意识到容易发脾气、情绪波动大往往是过去的病理性记忆被激活了。而当她产生负性情绪时,思维内容也是负性的,容易凡事往坏处想,灾难化思维,进入恶性循环。我还说,她现在学不进去,不是因为脑子不行,而是有严重的学习障碍。这个问题也能通过记忆重组和高效学习状态处理大大缓解。“你现在觉得会考这一关很难,但从一生的角度来说,这一关只是一个很小的坎儿,肯定能闯过去!而且,你闯过去之后抗压能力会明显提高。实在不行,大不了再来一年嘛!”

 

在这个阶段,阿芸还透露了一个较重大的心理问题:她自称是不婚主义者,更不想养育小孩。“我爸妈的婚姻非常不幸福,看着他们这样,我觉得结婚真的没意思。我有一个同学失恋以后,用头撞墙,太可怕了。爱情、婚姻这玩意让人太痛苦了!”她说自己遭受了很多情感方面的创伤,这些事都写在日记本里,可后来自己一把火把日记烧掉了,不想再回想。她现在不敢看婚恋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否则非常烦躁、难受。面诊后,她爸爸给她写过一封道歉信,她也不敢打开来看。我以前特别重感情,但经历过那么多事以后,我友情、爱情都不敢碰了。朋友之间就是互相利用,恋人之间就是互相折磨!

 

刘承洛知道这些认知其实都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所导致的扭曲、错误或者幼稚化的认知,在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会快速得以纠正,所以,现在没有必要进行意识层面的认知行为治疗。刘承洛只是让她意识到,这些认知的来源,然后高度配合接受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即可。阿芸非常信任刘承洛,简单解释后她就明白了。

 

第五次干预时,把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的理论和技术进行简单讲解后,刘承洛对阿芸进行了潜意识感受性测试,她的潜意识感受性非常好,这与她对刘承洛的高度信任和配合有关。在学校、学习方面,阿芸在学校呆着就闹心,考试前非常紧张,尤其是需要全级排名的大考。她尤其不喜欢英语课,不喜欢年轻帅气的男老师,几乎对所有姓“张”的人都感到排斥,看到就情绪不好。

 

心情不好的时候爱吃甜的东西。在家庭和生活状态方面,她经常一睡就是一整天,拒绝出门,父母对她说一些自己不爱听的话就容易发脾气,或者打游戏、睡觉,能逃就逃。在情绪方面,她说自己总是莫名地烦躁,脑海里总会浮现以为已经忘记的往事,全都是创伤,令她非常痛苦。

 

可能读者们发现了,阿芸以上的很多难题是青少年来访者中普遍存在的:莫名的烦躁易怒,容易想起痛苦的经历,无法学习,沉迷游戏,作息紊乱,暴饮暴食。而阿芸排斥几乎所有姓“张”的人,不喜欢年轻帅气的男老师,如此特定、特殊的心理症状背后肯定是相应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

 

刘承洛对她进行第一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时,处理的问题是“莫名的闹心”。通常,来访者第一次接受深度潜意识时,有一定的紧张、陌生感,潜意识程度相对浅一些,其浮现的病理性记忆也相对表浅。

 

这次深度潜意识中,阿芸的脑海里浮现了2个病理性记忆。第一个在高一时期,是某一次参加重要考试前的画面。当时她已经提前填好了考试个人信息了,但最后还是没敢去考试。阿芸说:“我和寝室长有过矛盾,看见她就害怕、心烦,我很担心在考场上见到她。而且,我觉得自己是有病的,而别人都很正常,我好自卑啊,一想到要去考试就闹心!”第二个病理性记忆就是关于这个寝室长的。当时,女生们在寝室里聊天,大家畅所欲言。阿芸说其班里一个男生,夸他成绩好、待人也有礼貌。寝室长马上插嘴:“他没你说得那么好。而且,人家都有女朋友了!”阿芸心里很不高兴。“她一上来就否定我的看法,还有,我又没说我喜欢那个男生,她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了,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止,第二天,寝室长跑去告诉那个男生,说阿芸喜欢他。这件事就传开了。阿芸觉得好丢人、好冤屈啊!她烦躁、闹心,但又不敢跟寝室长急,在心里憋得慌。这次做完潜意识后,阿芸说做深度潜意识挺痛苦的,“本来好不容易忘记的事,又想起来了”,而且做完后当晚头疼。不过她说以前也头疼过,不确定是否与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有关。

 

刘承洛向她解释,进入深度潜意识后,虽然刘承洛处理了当时浮现的病理性记忆,但其它相关病理性记忆也容易被激活,她一下子想起以前很多事来了,确实可能导致情绪激动。而情绪激动时,导致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大脑释放更多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血管收缩,心率过快,血压升高,头痛症状加重,这是说得通的。

 

刘承洛再次叮嘱她注意配合深度潜意识的一些要点,尽量放松,这有利于更深层次的记忆重组,而且随着后续越来越多病理性记忆得以修复,她会感到轻松、放松。阿芸点了点头,表示自己会保持耐心。

 

很快,刘承洛对阿芸进行了第二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处理的问题是“一说以前发生的事她就想哭,哭了又怕被别人看到,所以经常不敢看别人的眼睛”。这次,我寻找到3个病理性记忆。第一个病理性记忆就是面诊时阿芸透露过的。小学时,她与一名女生关系很好,忍不住告诉好友自己喜欢的男生,还叮嘱好友千万不要告诉那位男生。结果,好友第二天就当着阿芸的面告诉男生了,说阿芸喜欢他、爱他!这男生本来就不太喜欢阿芸,听了之后马上说:“阿芸你有病啊!”被好友出卖就已经够难受了,还当众被喜欢的男生拒绝、骂她有病,阿芸真是难堪、愤怒,又觉得非常丢人。

 

第二个病理性记忆发生在初一。在一次英语课上,阿芸开小差了,跟同桌聊天。当时另一名男生也在与自己的同桌聊天,老师发现后分别批评了他们两个。但那男生不服,公然顶撞了老师几句。老师被惹恼了,但不知道为啥,老师没有继续训斥那名男生,反而将怒火发到了阿芸身上,对她骂骂咧咧,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这太不公平了!明明不是我顶撞老师,老师为什么那么凶地骂我?”,她心里很憋屈,觉得非常冤枉,但又不敢据理力争。

 

第三个病理性记忆在小学3年级。阿芸参加年级汇演,负责一段独舞。排在她前面的节目是一首独唱。彩排时阿芸就发现,为了演出效果好,这段独唱采取了“假唱”的形式。正式演出当天,阿芸觉得有点头晕,便向老师请假不表演了。老师非常生气,把她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说她不认真、责任心差。阿芸既委屈又不解:“既然唱歌都是假唱,说明这种表演的意义其实不大啊!我不舒服了想退出演出,为什么不行?!”

 

从阿芸的角度来看,她在这些创伤事件中是自己受委屈了,都是别人不讲理。刘承洛对浮现出来的病理性记忆都予以了重组,并针对呈现出来的一些错误认知进行了纠正。但其实从她描述的细节和她平日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来看,她也有很多不足,非常敏感多疑。从那一次起,刘承洛特别注意引导她必须加强自我反省能力。

 

而这一次记忆重组后,阿芸觉得情绪明显更平稳了,没有了上一次做完记忆重组后觉得“挺痛苦”的感觉。当时因为情况特殊,刘承洛对阿芸的心理干预速度较快,2天后,她再次接受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处理的问题是“一遇到问题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总爱哭”。刘承洛发现了2个病理性记忆,其中大部分与她爸爸密切相关,值得一提。

 

家长来接孩子放学时老师点名批评了,语气比较重,那几个孩子哭了,阿芸没哭。第一个病理性记忆在小学4年级时,有一次补习课老师布置的背诵任务很难,阿芸和另外几个孩子没能背下来。爸爸见状,当场数落她:“你看人家,没背下来还知道哭呢。你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要脸不?要点自尊心不?”第二天的背诵任务,阿芸还是差一点没记全。她害怕被老师再次批评,下补习班的时候忍不住哭了。可是爸爸又说她:“你哭哭啼啼的干啥啊!”阿芸被爸爸弄懵了:“我哭不哭他都要骂我,我到底该哭还是不该哭?”而且从那时起,阿芸对补习班非常抵触。

 

第二个病理性记忆是关于爸爸爱喝酒、摔东西的,阿芸以前说过,但在深度潜意识下呈现了更多细节。她说大概从4岁起,爸爸经常酗酒,只要喝醉了就发火,在家里砸东西,跟妈妈吵架,还曾经把阿芸关在房间里,她非常恐惧、害怕。也是从那时起,阿芸也学会了发脾气时摔东西,“我爸能摔,为什么我不能摔?!”

 

阿芸的奶奶重男轻女思想较重,不喜欢阿芸,也不喜欢阿芸的妈妈。第三个病理性记忆也是她排斥爸爸的重要原因。当时阿芸爸妈的感情本来就不好,爸爸又没有处理好媳妇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所以,奶奶经常在阿芸面前说她妈妈不好,还总是劝儿子和媳妇离婚。妈妈非常憋屈,也忍不住向女儿说爸爸的坏话,还叮嘱她“以后千万别找像你爸那样的男人!”

 

长年累月下来,这对阿芸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但导致她讨厌爸爸,父女间的亲子关系严重不良,也更加坚定了她不想结婚的想法。幸好,姥爷对阿芸疼爱有加,从不舍得打骂,阿芸很爱姥爷。这很可能是她不至于抵触所有的男性、性取向符合主流的主要原因。后来姥爷突发疾病去世,阿芸没能见姥爷最后一面,这也成了一个病理性记忆。

 

这一次潜意识后,阿芸说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而且头不疼了,想起以前不开心的事也平静多了。刘承洛重组了以上病理性记忆后,引导她积极面对困难,不能凡事都用逃避、哭泣来解决。她的个子更高,力气不小,要意识到自己其实具备反击的能力。刘承洛也进一步在后续认知心理干预时,强化她建立高抗压力的意识。看着女儿的情绪越来越稳定,阿芸妈妈非常高兴。可阿芸一想到上学还是心里发怵。从主流精神专家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诊断为“校园恐惧症”。她在学校里到底经历过什么?,明天继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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