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来访者的社交能力有时会因为家庭和性格的原因产生障碍，当进入学校的时候，这些关于人际关系的障碍会出现在与同学的社交中，严重损害了和同学建立关系的能力，让来访者在学校的生活中感到焦虑，随着年龄的增加，来访者进入初中后，更加不能很好地融入学校的生活，在人际关系的中受到更大的打击，对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失去了信心。
阿英就是这样的情况，她来自湖北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她从小的时候只是喜欢玩玩具，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当时在学校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很多的时候对于自己在社交方面的能力感到焦虑，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担心。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挫败感，导致情绪爆发无法继续学业，回国后休学了。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上和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预约了面诊时间后，来到了北京。
阿英上幼儿园最爱玩的是积木。她也经常只是手上摆弄，不说话。阿英的家人填写面诊信息表时，详细描述了孩子从小到大的表现和症状。如果只看某些症状，如果不是过往诊断一栏清晰地写着“抑郁症、双相障碍”，可能很多精神专家会怀疑她是一个自闭症来访者。这些症状与孤独症谱系障碍（即俗称“自闭症”）的诊断标准有多条重合，尤其是以往所称的阿斯伯格综合征。随着年龄增长，阿英的沟通能力进步了一些，但仍非常胆小怕事，害怕与生人接触。直到就诊时，父母说她的社交能力还是很弱，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经常发生人际矛盾。幸好，在面对面交流时刘承洛发现阿英虽然比较安静，但表达时逻辑正常，对答尚流畅，偶尔露出一点礼貌性的笑容。刘承洛很快就排除了孤独症的可能性。
初中时，阿英成绩很好，她对自己的期待也很高。不过，阿英也承认自己不擅交际，“情商很低”，被欺负也不敢反抗，“我从幼儿园起就不合群，这性格应该是天生的”。但中考发挥失常，没有考上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但分数也能上另一所重点高中。可她非常沮丧，不愿退而求其次，她坚持不参加国内高考，想出国留学。读了3年国际班后，阿英前往北欧某国读大学。但留学并不顺利，她难以适应一开始选择的专业，随后转专业，又多次与同学、教授发生冲突。在大四的最后一门数学课考试时，阿英有一道题做对了答案，但没有按照老师教的方式来演算，老师判了错误，分数不及格。阿英交涉失败后，她放弃了这门课，无法取得毕业证。
经药物治疗后，阿英情绪有所改善。经过这次打击后，阿英开始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严重失眠，还有月经失调等躯体症状，半年后不得不休学回国。那时，她和家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抑郁症。直到2018年下旬，父母带她到北京权威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就诊，她先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但断药后，她出现话多、语速快、兴奋、容易被父母激怒的表现，后来再到北京复诊时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并住院治疗。
阿英爸爸说，他们带孩子去北京的权威专科医院不下6、7次，每次他和妻子都非常压抑。“刘承洛自己的孩子这样了，还看到医院里其他的父母，眼神都很迷茫，很无助，甚至有绝望，刘承洛都心疼他们”。多次调整药物后，阿英的病情有所缓解，但社会功能一直恢复不了。父母在她面前不能提学习，不能提留学的国家，她也没法找工作，睡眠仍然很差。他们来就诊时，阿英休学已经整整一年了。
在面诊中，刘承洛详细了解了阿英的成长经历和患病后的心理变化。刘承洛个人认为她不是真正的双相障碍。她说当时感到开心、愉快，是因为遇到了一名知己，感到终于有人能理解自己。而她频繁与父母发生冲突，这明显与父母曾对她造成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关。阿英的爸爸性格较温和，仅记得打过女儿一次，其余时间都比较理性。但阿英的妈妈性格较强势、脾气急，在阿英儿童、青少年阶段多次打她、骂她，不让女儿争辩，还曾经掐过女儿的脖子。阿英有很多外显记忆层面能想起来的病理性记忆都是妈妈造成的。
刘承洛面诊时非常严肃地对妈妈指出了这个问题，提醒她一定要加强自刘承洛反省、改变和提升，否则孩子的病很可能好不了。妈妈当时看过了刘承洛们的很多文章，已经对家庭教育方式的改变有所意识了，刘承洛再一提醒，她脸上非常愧疚。还有，阿英父母在工作、生活中遭受过一些他们认为的不公平对待，对国内的社会文化、刘承洛国的体制有诸多不满，看法较偏激。尤其是爸爸，阿英说他有点像“愤青”。
相反，阿英在发达国家生活过，她发现现实中的西方国家远没有想象中的美好，也有很多文化、制度上的弊病和不公。再加上曾在国外遭受过很多心理创伤，她反而听不得别人说中国不好，说西方国家好。在这一点上刘承洛也提醒阿英父母要更加深入、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刘承洛们国家的历史、制度和文化，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要多倾听阿英的看法，一家人在三观上尽量磨合好、达成一致，否则，将难以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
面诊后，阿英一家很快就确定了接受心理干预的时间，开始排队。据妈妈反馈，面诊后阿英认为自己内心平静了很多。而且，这对父母的自刘承洛反省意识很高，回去后跟孩子的关系改善了很多。尤其是妈妈，她更加注重陪伴和尊重孩子的意愿，这也对缓解阿英的病情有明显帮助。在等待心理干预期间，情绪稳定的时候，阿英曾提出尝试回校学习，父母大喜。但临返校前，她又退缩了，父母非常失望。刘承洛引导阿英父母不要操之过急，这在康复过程中是正常现象，后续的心理干预肯定会重组相应的病理性记忆，缓解学习的难题。
而阿英的社交功能障碍仍然很严重，她极少出门。除了与爸妈交流之外，与她有互动的生物几乎就剩下家里的猫咪了。爸妈提出陪她外出走走，培养些兴趣爱好，但她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对未来没有目标，睡眠质量差也仍然是很大的困扰。在预约的干预时间，阿英和父母前来开始接受潜意识深度记忆重组干预。与其他来访者相似，前期仍然由刘承洛来进行心理干预，主要与阿英及父母进一步建立信任关系，令他们深入明白我们的心理干预的原理、过程、要点，谨记注意事项，并进行潜意识感受性测试等。两人一起探讨了摆在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比如缺乏困意、入睡难；非常抵触自己不愿做的事；心里有莫名的愤怒；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社交障碍等等。
刘承洛决定先处理睡眠的问题。因为，根据刘承洛的临床经验，这个问题的处理难度较低，往往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能大幅度增进来访者、父母对心理干预的信任度和配合度，打下后续心理干预的良好基础。阿英说，自己总是没有困意，晚上睡不着，但第二天又很累。
刘承洛针对这个问题实施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MRP）时，阿英的内隐记忆里首先浮现的不是创伤记忆，而是非逻辑性的、奇异的画面。
一个画面则在一座山上，山上有骆驼，阿英感觉骆驼就是她自己，在山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心里没有安全感。按理说山上应该有树木，但阿英说没有，只有砍伐好的木材。其中一个画面里有一个巫婆，鼻子特别长，拄着拐杖，手里拿着一个魔瓶，里头有一颗药丸。阿英说，她感觉只要吃了这颗药丸，就能解决她的问题了。但巫婆长得面目狰狞，大鼻子特别吓人，整个画面恐怖诡异，她不敢去拿，“想吃，吃不到，很焦虑、很着急的感觉。”很明显，巫婆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骆驼应该生活在沙漠里而不是山上，阿英内隐记忆里的这些画面是虚幻的。
不少来访者的内隐记忆层面都有这样的虚构画面，这到底是什么心理机制？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个体自己也意识不到潜意识层面的投射，是一种心理防御。而用我们对记忆机制的理解来说，这很可能是内隐记忆的浅层面的病理性记忆，并与相关的心理问题相关。虽然画面不真实，但组成画面的元素可能来自于来访者看过的书籍、画作、影视作品，以及自己梦境的记忆不断地沉淀等。事后刘承洛了解到，阿英在童年时期很爱看安徒生童话，巫婆、魔瓶、骆驼等怪异的画面可能与此有关。无论如何，这些画面肯定与阿英的睡眠问题有关，她感觉到的焦虑、恐惧、没有安全感，这与在她尝试入睡时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这些画面也一定要进行处理。刘承洛对这两个画面进行了处理后，阿英内隐记忆深层面的一个病理性记忆事件就浮现出来了。
泳池里有很多陌生人，大家都穿着泳衣，“都像没穿衣服一样，太尴尬了”。她“看到”自己当时大约7、8岁，坐在一个游泳池边，穿着泳衣，但不敢下泳池。有几个伙伴走过来招呼她一起玩，但她摇头拒绝了，“我穿着泳衣，很害羞，不想跟别人说话，尤其是不认识的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刘承洛重组了这个病理性记忆事件后，阿英当天晚上回到酒店就困了，爬上床很快睡着。
第二天，刘承洛和阿英一起探讨这几个病理性记忆及背后的错误认知。其实，阿英入睡前的焦虑、恐惧和缺乏安全感与她的社交恐惧有很大关系。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患病前，她每天上学、放学、出行、购物，还有出国留学，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陌生人。虽然她尽力面对了，但内心还是焦虑、恐惧的，这种感觉起码从7、8岁前就开始积累了。日积月累再加上不断的人际冲突、心理创伤，她在睡觉前、独处时，这种负性情绪会浮现出来，并影响入睡。经过这一次，阿英对深度潜意识也彻底放下了担忧。
阿英第二次见刘承洛时，谈起一个最近做的梦。她梦见爸妈让自己做一些事，但她梦中非常不喜欢，非常不开心，直到梦醒了心里还堵得难受。其实，自从她确诊以来，大部分时间父母都顺从她，不敢刺激她。这个梦境可能是过往创伤的浮现。阿英也承认，当别人让她做不喜欢的事时，哪怕她理智上知道这件事是该做的，但抵触情绪也特别大，不愿意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这是倔、犟、任性。想要在社会上生存，怎么可能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呢？这个问题必须处理。
在深度潜意识下，阿英又出现了内隐记忆的浅层病理性记忆。这次是一片芦苇地，但芦苇不长在水里，而是长在土地里。地里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稻草人，远处有一条河，河上有艘船，船上有一个布娃娃。画面里没有人，但阿英有一种自己被人从船上扔了下来的感觉，非常孤独、无助。处理了这个画面后，接着就是病理性记忆事件的记忆浮现出来了。
第一个事件很有意思，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以上画面里有一个稻草人。阿英“看到”3岁时的自己，站在幼儿园门口不敢进去。因为幼儿园里面的孩子吵吵闹闹，还有几个孩子欺负过自己，年幼的阿英很害怕，想回家。刘承洛继续寻找线索，“那几个孩子怎么欺负你了？”可是当她站上去后，其他人马上把嘴里的稻草吐出来，还告诉她不许吐、不许动，接着偷笑着全跑掉了。阿英说，那几个孩子曾经哄骗她，说一起含着稻草到操场舞台上玩扮演稻草人的游戏。很明显，她被捉弄了。3岁的阿英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非常无助，她不认可自己的行为，但又不敢反抗，心里厌烦那几个孩子，十分后悔听从了他们的话。
有一次她把地球仪弄坏了，姥姥对她臭骂了一顿，说了不少难听的话。另外一个创伤与家庭教育有关，也值得一提。阿英大约5年级时，做事毛手毛脚，很容易摔破东西。每次盘子、杯子摔碎了，妈妈和姥姥就训她。阿英非常生气，“不都是些小东西、破玩意吗，摔碎了再买就行了呗，大人至于发那么大的火吗？”其实，妈妈和姥姥骂她，部分是因为是在生气，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希望她长记性、做事要小心，否则以后要吃大亏。但两位大人确实不注意方式方法，不懂得理性、积极地引导，反而变成了语言暴力。这是很多家长的通病。而且，10岁的孩子很难理解大人的苦心，被骂狠了还会腻烦、反感，影响了亲子关系，导致了错误的认知。深度潜意识下的阿英就说：“妈妈和姥姥太烦了，以后大人让我干什么事，只要是我不喜欢干的，我就不愿意，就不开心！”
而且多次被“损友”坑，也加深了她对社交的抵触，“朋友是不靠谱的”。另外还有两个创伤是小学时与同学相处时发生的，主要内容都是阿英在同伴的群嘲或怂恿下，做了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有的事闹出了麻烦，有的事做成了。但无论如何，她事后都不认可自己，认为以后不管谁让她做不愿意的事，说什么都不能答应，否则结局都是给自己添堵。
第二天刘承洛与阿英复盘这次深度潜意识下的发现。她说：“太神奇了！居然能把我这么小时候的事情都找出来，还还原了情景！”而且，刘承洛认为幼儿园的创伤是她当时不爱与小朋友们说话的主要原因之一。父母曾问她为何不与小朋友玩，阿英说觉得他们太幼稚。后来还认为自己的性格内向、胆小是天生的，从幼儿园就显露出来了。现在发现，她当时是遭受了别人的欺凌，形成了病理性记忆，所以继发了人际交往上的障碍。而对于这个病理性记忆，阿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刘承洛问她，你当时被小朋友欺负了，回家告诉爸妈了吗？阿英说印象中没有。后来刘承洛又问了她父母，他们非常震惊，说从来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看来阿英确实没告诉父母。那为什么3岁的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竟然不告诉父母呢？刘承洛当时就告诉她的父母，阿英在3岁之前肯定还有别的病理性记忆，而且很可能是父母造成的，导致亲子关系出现了裂痕，所以她被欺负了也不愿意告诉他们。
而关于她做事马虎的坏习惯，父母以往多次向阿英指出过，但她从不认同，一说就要生气，认为父母小题大做。但在深度潜意识下还原真相后，她发现自己确实有这毛病，“难怪妈妈和姥姥那么生气”。刘承洛也督促她也要加强自我反省。经过这次心理干预，阿英对于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心平气和多了，“有时候，这是一种责任”。
以上两个症状和心理问题解决了，阿英感觉很好，对刘承洛的信任度和配合度很高。刘承洛便提出可以增大记忆重组复的力度，处理阿英记得的、仍会令她感觉痛苦的病理性记忆事件。通常，这种创伤更重大、引起的不良影响也更多。阿英立马就想到了留学时的经历，“有很多不想记住的回忆，一想起来就难过”。而且，刚从国外回来时内心非常愤怒。刘承洛发现，这背后主要的病理性记忆有3个，其中2个都与国外的老师有关。大二时，她在物理实验课上完成了任务，掏出手机想拍下实验结果。但物理老师不许拍，说她在玩手机，最后还不肯给她打印实验报告。她一肚子气，觉得这位老师故意针对自己，还歧视华人。但老师毕竟能够左右自己的考试成绩和学分，阿英也不敢反抗，“我一直忍着，不敢跟老师闹翻”。
阿英快毕业了。她的数学老师性格比较严肃、刻板、教条主义。当时，有一场数学考试很重要，阿英却不及格。她去看试卷，发现有一道题的答案她做对了，但老师扣了很多分。阿英找数学老师申诉，但老师说，她虽然答案对了，但演算过程没按照老师教的一步步来，所以要扣分。阿英争辩了几句，但老师不接受，最后这门课还是挂科了。阿英万般委屈，“我明明做对了，方法还比他的高明，凭什么扣分！太欺负人了！”
本来，我们认为这两个创伤确实主要错在老师，不排除老师歧视华人的可能性。但后来，在处理阿英社交障碍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她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方式也很有问题。遭到误解时，她不懂得有理有据、礼貌周全地为自己解释；反而说话直来直去，非常简单，这很容易激起别人的更多偏见和愤怒。当然了，当时我们还没发现这个问题，便主要引导她积极、理性地、结合实际情况来应对别人的误解和不公平对待。
但如果实在暂时无法解决，那也不应该“忍着”，“忍”字，心头上一把刀，还在滴血，忍耐久了往往会出心理问题的。如果有争取的空间，那可以积极地解释、反击，尝试改变现状；这时，我们应该学会“升华”，用积极的角度、长远的目光去看待当下遭受的打击。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历练，也可以抱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心态，努力提升自己，从能力和智慧上超越别人。
第三个创伤来自她当时隔壁宿舍的华人舍友。一天清晨，阿英还在熟睡，突然被一阵疯狂的敲门声吵醒，“准确来说应该是砸门声，我当时还以为起火了！”一问，原来门外是住在隔壁的女孩，称自己证件丢了，让阿英帮忙找。阿英当时睡眼惺忪的，便说稍等，自己洗漱一下再开门。但女孩咄咄逼人地说不行，立马就要开始找，又开始哐哐哐地砸门。阿英被吵醒了，本来就带着“起床气”，女孩这态度彻底把她搞火了。“自己的证件丢了该自己找啊，就算向人求助，不也应该好声好气地吗？怎么求着人还那么嚣张？”但她心里再愤怒，也不敢表现出来，她胆子小，不敢跟人急，表达能力不好又不知如何拒绝。她把自己的愤怒强压了下去，打开了门。
后来，跟阿英探讨这件事，她面对不合理要求，不懂得理性拒绝、表达情绪和想法，固然是她的不足。但明显，这名隔壁女孩也明显存在心理、行为问题，她将别人的帮助看作理所当然，态度恶劣，甚至可以说是飞扬跋扈。这名女孩可能也有一定的心理障碍，甚至不排除有一定的人格障碍倾向。刘承洛引导阿英明白，其实社会上这样的人很多，就算是发达国家也是，我们要理性对待，懂得与他们打交道的技巧。阿英也点头说是，“我以前觉得能出国的孩子肯定都是优秀的，家里有素质的，但出去之后发现根本不是。很多留学的人，甚至是大部分，他们心理是有问题的，或者想逃避国内的难题，或者只是想镀个金，不求上进，脾气也不好。”当然，阿英的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留学并有精神心理问题的孩子的比例可能没那么大。但她所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并不罕见。
另一方面，要提前与孩子沟通，在国外遇到人际冲突时，该如何应对。所以，有计划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家长一定要注意。一方面要留意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一些精神心理问题隐患，不要奢望通过留学解决大部分问题。心理干预进行到这个阶段时，刘承洛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前期刘承洛跟阿英沟通时，明显感到比较困难。她自我封闭太久了，表达时显得被动，深度潜意识下内隐记忆浅层的虚构病理性记忆较多，为心理干预增大了难度。
但自从第三次刘承洛实施深度潜意识开始，她对刘承洛的信任度和认可度高了很多，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内隐记忆浅层的虚构画面也没有了，很快就能呈现出相应的病理性记忆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