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来访者在病理性记忆的影响下，产生了认知扭曲的认知和行为问题，容易对同学的话语产生错误的解读，在心里对社交关系产生了恐惧的感觉。从而产生了焦虑，随着焦虑的增加，对孩子的学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家长往往对孩子的变化没有重视，反而加重了孩子的课外补习时间，这样就会让孩子的情况更加严重。
阿英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同时还伴有家庭的关系不融洽，父亲对她的暴力教育方式造成了父女关系的缺失。阿英内心的想法也无法和父母进行沟通，这样的不断地累积造成了她的躯体反应和取向上的迷失。阿英妈妈十分焦急，在网上不断地寻找，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上预约了面诊时间后，带阿英来到了北京。
刘承洛对她进行面诊时，阿英16岁，已经患病3年了。阿英12岁就有轻生念头，从13岁开始，妈妈便带着她四处求医，曾先后被权威精神科专家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强迫症。经过长期的药物治疗，她的情绪症状有所缓解，但因药物副作用很大，代谢综合症使她体形发胖，内分泌紊乱，一年只来2、3次月经。
别人不经意间一个动作、眼神，她便很容易误以为别人讨厌自己、想伤害自己。而且，她仍然非常自卑，与别人交流时非常焦虑、紧张，害怕说错话，对别人的言行举止也非常敏感。因此形成了严重的社交恐惧症。阿英在外胆怯，但在家脾气不小。她很容易对家人愤怒，尤其常常对妈妈发脾气。她还有躯体化症状，觉得恶心、胸闷，“感觉每天都在晕车，非常难受”。
还有一个让妈妈非常担忧的问题，当时，阿英讨厌父亲，因为父亲脾气暴躁，打过她不少次。她还排斥几乎所有男性，喜欢女性，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并且已经有过同性恋的恋爱经历。
当时，阿英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机构的心理咨询、心理训练营，比如沙盘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本主义疗法，连比较冷门的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她也尝试过。但阿英认为这些心理咨询对自己的病情帮助不大。
所以，虽然她的妈妈当时对刘承洛非常认可，但阿英有点心灰意冷了，对刘承洛的信心不足。前期刘承洛和她建立信任关系时，花了不少时间。后来，经过刘承洛的心理干预，她的多个症状得到解决，情绪更加稳定，认知和思维也更加理性。因此当时减药的速度也比较快。随着服药量下降，她的月经周期逐渐恢复了，体重也减轻了，进入了康复期的良性循环。妈妈和阿英都非常高兴。另外，因当时心理干预时间有限，阿英也还有一些心理问题隐患没有处理。比如，父亲对她带来的心理创伤还未完全修复，还没有塑造出越挫越勇的抗压力等。但整体来说，她和母亲都对心理干预效果比较满意。
刘承洛明明没有针对这个方面进行专门的心理干预！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转折，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心理机制发挥了作用？最近刘承洛收到阿英发来的好消息：她当时结束心理干预后返校读书，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但她积极调整心态，经过复读后，高考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还有，更加令刘承洛惊讶的是，阿英说自己不是同性恋者了，还谈了个帅气的男友，两人感情非常稳定！
当时，经过前期与阿英和母亲建立信任，深入介绍刘承洛的记忆重组干预模式后，阿英的心理干预进入记忆重组阶段。刘承洛与阿英第一次见面时，两人一起总结了11个问题，比如学习记不住东西，面对老师的责备极度焦虑，情绪易怒，敏感多疑等等。
刘承洛利用深度潜意识处理的问题是“自卑、害怕与别人交流”的社交恐惧症状。这方面的病理性记忆与她初中时就读的“贵族学校”有很大关系，以下介绍其中一个。12岁时，阿英从普通的县城中学转大城市里的贵族学校。入学那天，父母及奶奶陪她到宿舍。一进门，她就看到了几个打扮时尚、前卫的女同学，阿英再瞅自己，觉得自己穿得土里土气，马上感到非常自卑。
在此后长达2年的时间里，阿英经常遭受这几个舍友的欺负。不但让她承担宿舍的所有内务，逼她做很多不情愿做的事，还经常嘲笑、讥讽她。一开始，出于对舍友的羡慕和崇拜，阿英还乐意接受差遣。可时间长了，她越来越压抑，责备自己比不上别人，一无是处，对舍友既愤怒，又害怕，并非常渴望得到她们的认可和喜欢。后来，她调整了策略，除了帮舍友做事外，还刻意逢迎，先反复想好一些好听的话，再去讨好舍友。
如果舍友的反应比较开心，她也暗自欢喜，认为这种方法有效，并叮嘱自己要加强。而如果舍友反应平淡，她就马上变得非常焦虑，认为自己人笨、嘴笨。刘承洛针对这个问题在深度潜意识下进行了记忆重组，引导她释放了负性情绪，并指引她正确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与人交流前不必顾虑太多，说出真实的感受。即使说错了，冒犯了别人，后续还可以道歉。
除了上述创伤外，阿英的自卑还与初中时的同性恋恋爱经历有关。当时两人都是未成年人，虽然互相喜欢，但对待恋爱关系过于单纯、冲动、情绪化。她的女性伴侣对她造成了很多伤害，经常责骂、贬低她。这是当时阿英病情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承洛也对这些病理性记忆进行了重组。但必须说明，由于阿英当时并不愿意对性取向进行干预，所以在修复时，刘承洛没有进行任何关于性取向的引导。只是引导她释放对当时伴侣的愤怒、委屈和痛苦等情绪，并理性、积极地进行自刘承洛评价。记忆重组结束后，阿英犹如大梦初醒，她在外显记忆层面已经把很多细节忘记了，有病情的因素，也有药物的原因。在这之后，阿英与别人交流时比以前淡定了一些，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反应，自信心有所恢复。
人际关系方面的病理性记忆得以初步重组了，自信提升了，但阿英还有面临着迫切的现实问题——根本无法专心学习，无法复学。阿英在小学就出现了学习障碍，但她的自刘承洛要求又很高。当越来越难达到自己设立的学习目标时，她就越来越焦虑，学习障碍不断加重。
到了高中，阿英已经发展到一想到学习就焦灼不安。但她仍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假期中，她每天都会制定非常周全的学习计划，但几乎从来没有实行过。眼看作业期限就要到了，她就烦躁、抓狂，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完成学业。“我感觉双手像是被绑住了，明明作业就在旁边，我也知道应该去做作业，可我就是动不了，没法完成”。说得通俗一些，阿英对写作业有“启动困难”，明明知道要动手做，但就是动不了手。
后来，阿英对学校的恐惧达到极点，完全听不得家人提学校，一提就浑身颤抖，两眼流泪。再加上药物副作用，记忆力和注意力有所下降，她的学习效率更差了。偏偏她的班主任非常严厉，只要老师一批评，她马上灾难化思维，觉得很丢脸，甚至当众流泪。可想而知，她只能选择休学。
根据刘承洛的经验，阿英的学习障碍症状一般源于在学习上、学校里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果然，仔细沟通后发现，她的班主任作风严厉，经常大声呵责学生，曾经好几次骂阿英是“蠢货”“笨猪”，以至于阿英一想到这位老师、课堂就害怕、反感。找到了问题，刘承洛马上给她进行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MRP）。可是效果不够理想满意，阿英对老师的恐惧和厌恶大大降低了，但是对学习还是有焦虑情绪，还是难启动。
根据经验，阿英应该还存在内隐记忆层面的创伤。刘承洛再利用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MRP）进行寻找，发现了相关的病理性记忆。第一个在发生在幼儿园时期。阿英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老人可能出于溺爱或教育理念较落后，总是替孩子完成幼儿园作业。不用写作业，孩子肯定是高兴的。阿英在爷爷奶奶家自由自在惯了，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完成学业的自觉性，缺乏完成作业的意识。严格来说，这个经历不属于心理创伤，更类似于情绪病理性记忆，阿英反复体会到了“不用写作业”的快感。
懒散惯了的阿英自然非常难受，深度潜意识下的她说，“我觉得自己当时像个坐牢的犯人一样，心里难受，但只好忍着。”第二个病理性记忆发生于小学一年级，她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与爷爷奶奶相反，妈妈的要求严格，只要发现阿英做作业有一点拖拉，她马上就责备、催促。
第三个病理性记忆是小学五、六年级阶段。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爷爷奶奶也在外地，阿英的寒暑假几乎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所以，没有人引导她管理时间，没有人督促她完成作业，全凭自觉。而阿英偏偏从小没有养成自律、自觉的好习惯。她回忆，“那时太快活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分享受自由散漫的感觉。与第一个记忆相似，这也类似于情绪病理性记忆。
这一正一负的情绪体验一结合，便更加强化了她一看到作业就烦的感觉。阿英这3个病理性记忆，如果根据正性、负性情绪来分类，第二个是强烈负性，“一学习就像犯人一样”；第一个、第三个是正性的，是不被作业约束的快活。这就好比，孩子吃过糖果有多甜，又尝过胆汁有多苦，那肯定更难说服他们去尝胆汁了。
刘承洛处理了以上的病理性记忆以后，刘承洛再利用深度潜意识下场景重建（SRS）技术为阿英建立了对学习、课堂、作业和老师的一系列积极场景记忆。经过几次心理干预后，阿英的学习障碍基本解决了，学习状态和效率比治疗前明显提高了很多。其实，以上对阿英学习障碍实施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也揭示了一个新发现。原来，对于小部分个案来说，其学习障碍的背后不只有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还有情绪病理性记忆。
如果他们从“不用学习”的行为中体会过兴奋感，又缺乏及时的引导，这也有可能成为后续学习障碍的隐患。处理完阿英的学习障碍，又对她的妈妈进行了家庭心理指导，促进母女俩的亲子关系修复之后，由于阿英决定回去备战高考，心理干预便终止了。当时刘承洛已经为她减少了不少药量，月经周期慢慢恢复了，身形苗条了，整个人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但按照刘承洛的标准，当时阿英的心理状态还不够理想。虽然学习状态改善了不少，但还不够稳定。而且，她复学后还要面对严厉的班主任，但又还没有塑造越挫越勇的抗压能力，班主任可能再次对她造成创伤。另外，她的爸爸一直没有参加家庭指导，刘承洛也还来不及彻底修复爸爸对阿英造成的病理性记忆。换言之，父女俩的亲子关系可能也是个定时炸弹。
但阿英不愿意，她说，高中时光实在是太痛苦了，她迫切想从高中阶段逃离出来。在这种状态下，阿英考上理想大学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刘承洛曾建议阿英考虑放弃即将到来的高考，继续接受心理干预，又或者在家充分调整。刘承洛便从妈妈的角度切入，引导妈妈回家后慢慢跟女儿沟通，打好心理预防针，可以把第一次高考当做练手、体验，达不到目标也不要紧，第二年再接再厉，做好复读的心理准备。
果然，阿英第一年高考的成绩并不理想，她固然很失落，但整体上心态还算积极，并决心复读。通过了又一年的努力，今年，她如愿考出了理想的成绩。从主流精神科的角度来看，一个病史3年、症状复杂、曾被精神专家诊断为难治性抑郁症、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的青少年来访者，在接受2个月的深度心理干预后，不但快速减药，还恢复了大部分社会功能，重新上学，这已经是非常罕见的事了。
但对于刘承洛来说，尤其是现在的刘承洛来说，这个效果不是最理想的。刘承洛重新梳理这个案例时，刘承洛感慨：如果阿英接受刘承洛现在的心理干预，所花费的时间会更少，效果会更好，很可能第一次高考就能考出好成绩！今年，有另外两位接受刘承洛心理干预的来访者也参加了高考，并考取了理想成绩。而他们的心理干预都是今年年初才开始的。
也就是，她连续数周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向学校请假。其中一个高考生来访者是密集式地接受心理干预。等到一个阶段的心理干预结束，状态比较稳定了，她又回到学校学习。等到又浮现出一些新的精神、心理、行为问题时，来访者再次请假回来接受密集式的强化心理干预。在她高考前一周，病情又出现了波动，她便紧急过来接受了心理干预。紧接着就回去参加了高考。结果她考得很好，超出了父母和刘承洛的预期。
其实两个城市来回跑，非常不方便。另一位高考生来访者因为生活的城市就在天津，便一边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一边上学幸好刘承洛的治疗理念与技术都有所提升，心理干预也安排得更加科学，再加上来访者及家属也很配合，因此疗效也很不错。而且，这位来访者第一次前来面诊时，曾说决定在高考前必须自杀。随着心理干预的进行，她决定推迟到高考结束后再自杀。又经过一个阶段的心理干预后，她又改变计划，称等到高考成绩出来后再自杀。如今，她顺利考进了大学，至今再未提过自杀的事情。
所以，实践证明，以刘承洛现在记忆重组技术和模式，如果来访者和家属愿意积极配合，再加上客观条件允许的话，刘承洛完全有可能在短短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不但缓解孩子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甚至还能调整出高效学习状态，让他们以比较理想的状态参加高考，甚至考取不错的成绩。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以往，也就是接诊阿英的那个时期，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模式大概是这样的：一般由刘承洛对来访者进行前期的认知干预，建立信任，强化他们的求治动机和康复信心，让他们了解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模式和原理，并掌握接受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的注意要点。经过潜意识感受性测试后，刘承洛针对来访者各个问题进行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MRP）。在心理干预后期，刘承洛对一些明显的家庭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对来访者家长进行家庭指导，告知后续陪护孩子的要点。另外，对来访者进一步实施高效学习干预，人生规划和塑造抗压力。
从现在来看，这种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对于找到的病理性记忆，没有在第二天基于这些记忆，将病理性记忆的内容告知家长，指出家长具体在家庭教育中犯了什么错误，以后如何改进。打个比喻，刘承洛利用深度潜意识在来访者的心理世界破了案，对问题给予了高效处理。但后续，刘承洛没有复盘，也缺乏对案情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一步干预和矫治。
自然，来访者父母也难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刻地自刘承洛反省、改变和提升，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改善远远没有现在快，强有力的家庭支持体系的建立自然也放慢了。
所以，深度潜意识下创伤或病理性记忆重组的效果也没有完全及时发挥出来。现在，经过了前期的初步认知干预之后，在病理性记忆重组阶段，通过深度潜意识精准化找到了相关的病理性记忆，给予重组。在下一次干预中，就紧接着对来访者进行强化认知干预，分析症状形成的原因。还将相关病理性记忆告知父母，分析孩子症状形成的具体原因，督促父母该做出哪些具体的自刘承洛反省、改变和提升。也就是说，刘承洛不但做到了精准化干预，还趁热打铁，力求对每一个精神心理问题和症状分析到位，对来访者和家属干预足、干预透。
这样的干预效果自然是大大提升的。另外，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MRP），这是刘承洛凭借个人经验、独特而敏锐的感觉，所创立的心理干预技术。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修复的，其实是来访者的病理性记忆，而记忆重组的过程，其实是记忆提取、记忆编辑和记忆再巩固的过程！根据这个理论指导，刘承洛调整了不少心理干预细节。比如，刘承洛要求来访者接受完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之后，当天回去不要思考心理干预的内容，排除杂念，好好地睡一觉即可。
刘承洛也和父母说不要向来访者打听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的内容。他们都要等到下一次强化认知心理干预结束后，才可以对上一次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以及后续强化认知干预的内容进行探讨。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定？因为理论里指出，旧有记忆被提取、编辑后，再巩固下来的时间窗口是大约6小时。如果这6小时内，编辑过的记忆受到了其他信息干扰，再巩固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为了让深度潜意识下的记忆重组效果更好、更稳定，刘承洛不建议这6个小时内，来访者自己思考心理干预内容，因为担心他们的一些扭曲或片面认知影响了干预效果。也同时不建议家长去问来访者，更不能互相讨论，这样很容易导致亲子之间产生误解，甚至引发矛盾。这对积极的记忆的再巩固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所以，不时地回顾过去的案例和当时的心理干预过程，刘承洛非常有成就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刘承洛技术不断精益求精，越来越好。最后，再简单分析一下阿英的“同性恋”问题。上面说过了，刘承洛当时并没有针对性取向的问题进行专门处理，阿英认为这是她的权利，是她的选择，无需干预。不过，在处理其自卑和学习障碍的问题时，刘承洛修复了她曾经的女性伴侣、部分男性（比如班主任）对她其造成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
但对于影响性取向更加重要的父女亲子关系，其父亲对她造成的病理性记忆，刘承洛是来不及完全处理。但令人惊讶的是，阿英后来告诉刘承洛，她谈了个男朋友，两人感情一直很稳定。从她发过来的情侣照片来看，阿英挨着男友，一脸的幸福。刘承洛一时难以将照片上的她与当时的阿英联系在一起。阿英说，她最近意识到，自己应该不是真正的同性恋，那是病理性记忆导致的，“之前初中的同性恋经历，应该是个意外”。
为什么明明没有处理性取向的问题，但来访者慢慢改变了性取向？这种情况在刘承洛临床中比较罕见，具体的心理机制尚不明确。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有的同性恋倾向的形成与某些病理性记忆有关，如果病理性记忆得以重组，同性恋倾向很可能会消失。阿英当时同性恋倾向的背后，肯定有较多的病理性记忆，父女之间恶劣的亲子关系很可能就是关键点之一。如果刘承洛当时都记忆重组了，可能阿英当时就会打消成为同性恋者的念头。
但刘承洛只在处理其他问题时，无意中修复了部分的病理性记忆。这相当于，虽然刘承洛只是无意中将这个心理症结撬松了一点点，但引发了后续反应，加上阿英自身的觉察，这个症结就被打开了。这个结果是刘承洛始料未及的，也是一个临床中的新发现。当然，再次强调，同性恋或双性恋本身并不是疾病，只有当这个问题对个体带来心理痛苦时，才需要接受相关的心理干预。而且，目的在于解除心理痛苦，而不在于改变性取向。即便同性恋是心理创伤继发的，个体也有不接受处理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