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留有遗憾的个案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浮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离开的时候并不是很完美，小倩的是高三的学生，准备参加高考，过大的压力激活了潜藏在潜意识里的病理性记忆，让她出现了偏执型人格的改变，行为上出现了异常。
小倩的父母因为高考的原因，心里很焦急，想尽快进行干预，这样可以及时参加高考。在干预的过程中，小倩坚持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认为已经可以去参加高考了，当时还有一部分的病理性记忆还没有进行记忆重组，这样就有了小倩在后来出现不稳定的隐患。
初次与小倩见面时，她面无表情，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
据其父母介绍，小倩以抑郁情绪为主，经常哭；但烦躁焦虑的时候，又会止不住地用头撞墙，用刀划自己。她曾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服用后病情有一定的改善，但还无法正常生活、学习。
小倩的性格非常严谨，争强好胜，过分追求完美，达不到自己的预期目标就发脾气，继而自卑、自责。她还有严重的学习障碍，“我一走进教室，或者一看到作业本，我就莫名其妙的烦躁，上课也集中不了注意力，总是走神，脑子里有稀奇古怪的事情”。
“而且，无论反反复复念了多少遍，我根本没有办法背材料，成绩一塌糊涂”，小倩说着又要掉眼泪了。学习状态如此糟糕，成绩跟不上，父母只好先办理了休学。
小倩还有暴食症状，焦虑的时候就想猛吃一顿，体重也不断飙升，这让她更自卑，加重了病情的复杂性。
总体而言，前期沟通、病情了解还比较顺畅，父母和她本人的求治愿望都很高。可是，到了正式干预的时候却一波三折——这孩子太较真了。
通常，我们会先对来访者进行认知干预，但不是传统的认知干预，而是指我们根据我们的心理学理论、技术、以及对个案障碍的理解，向其解释障碍的形成原因和过程；并详细介绍我们的记忆重组心理干预技术机理、步骤以及干预后可达到的预期等。
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增强来访者对自己问题的认识，提高康复的信心，建立更强的信任感，为后续的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打下基础。一般来说，大部分青少年来访者都能比较容易接纳。
但小倩明显有偏执型人格改变，在交谈中总忍不住对某些问题刨根问底，对我们对她的一些鼓励、肯定的话屡屡反驳，甚至对干预技术心存质疑，一度拒绝干预。
我们只好不断地耐心解释、引导，并与父母加强配合，小倩终于答应接受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
深度潜意识下，我发现小倩的抑郁与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小倩幼年时父母不在身边，由爷爷奶奶带大。奶奶文化水平较低，非常重男轻女，这对小倩造成了一定的心理伤害。
小倩回到父母身边后，父母在家庭教育上的无知也对她造成了很多心理病理性记忆。尤其是母亲，脾气比较急躁，不注意认可和鼓励，总是以挖苦、嘲讽的语气与孩子交流。
有一次，父母开着车把小倩从学校接回家，路上因学习问题起了争执。回到小区后，她的父母气得把她从车上拖下来，摁在地上一边打一边骂。
小倩嚎啕大哭，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她觉得非常羞辱，不愿起来，父母便拽着着她的衣服在小区的地上拖行。这件事对小倩的伤害非常大，是引起她抑郁的主要原因。
小倩过分争强好胜的心态也主要源于家庭。上小学三年级时，小倩考取了年级第4名。她十分开心，跑着回家告诉父母，满心希望得到表扬。
结果母亲一开口就是挖苦，“考第4名有什么好开心的，有本事就考第一啊”。小倩被重重地打击了。
小倩有一位弟弟，比她年幼很多。有一次她看到小弟弟在踢家里的吸尘器，上前阻止。弟弟很生气，去找母亲告状，还让母亲打姐姐。母亲竟然真的二话不说就打小倩。
经过了这两个主要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后，她对弟弟越来越厌恶，什么事都要跟弟弟争，并自我施压，追求完美。
除此之外，小倩在校园也经历过较大的心理病理性记忆。
小倩天生有狐臭，她读小学时，经常因为身上有异味被同学们嘲笑，取笑她是“臭鸡蛋”。后来，父母带她去到医院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小学中长达几年的被孤立、欺负，小倩仍有很大的心理阴影。
由于父母疏于对她的关爱和理解，内心自卑，小倩因此特别渴望身边朋友、同学的认可，非常看重友情。初中时，她把另一名女生视为最好的朋友，并以为对方也把她当作挚友。
可是，小倩在无意中翻看朋友的手机时发现，自己并不在朋友的“闺蜜”群里，只是被归到了“初中同学”分组中。
这让她震惊、委屈而愤怒，“我一直把她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她却只把我当做普通同学”，小倩认为受到了欺骗。
我对上述病理性记忆一一做了重组。
小倩学习障碍也非常严重，因为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半年了，小倩和父母都对学习问题很着急，我曾经尝试在记忆重组之前，先利用深度潜意识下的场景重建技术（SRS）先为小倩提升她的学习状态，但效果不理想，难以调动她的正性情绪体验。
这也再一次通过事实证明，对于心理病理性记忆较多、病情较重的青少年而言，不能急于处理学习障碍，应先着手处理病理性记忆。
后来，我在深度潜意识下找到一些导致小倩学习障碍的病理性记忆，如重大考试失利，被老师严厉批评等等。这些关于学习的病理性记忆得到处理之后，小倩“无法背书”的症状立马大幅度改善，我再为她巩固、加强了一下，她的学习状态就基本没问题了。
记录显示，小倩共做了5次深度潜意识下的病理性记忆重组，共接受了约20个小时的心理干预。根据我们面诊时的评估，她应接受至少40个小时的干预，才能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而她偏执型人格改变又导致干预难度增大。
我们一再提醒小倩及她的父母，有些病理性记忆没有处理完毕，比如强迫型性格、追求完美背后应该还有相应的病理性记忆。而且我们干预中发现孩子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客观的认识，后续如果遇到考试失利或其它压力，病情或许仍会波动。
不过，因为小倩主要的情绪问题有很大改善，也能专注学习，暴食症状也明显缓解，父母非常满意，她本人也十分自信。他们坚持提前结束干预，回去一边慢慢减药，一边备战高考。
后来，小倩在高三的一模考试中成绩不错，比高中入学时上升了数十名，家长挺满意。但小倩认为自己犯了一些低级的错误，心里十分难受。她的母亲妈妈紧急联系了我，我对父母如何引导孩子调整心态进行了“紧急指导”。
到了二模考试，小倩考砸了，情绪十分低落，拒绝上学。母亲又给我打电话，我又提了不少建议。
高考后，我迎来了好消息，小倩考上了一本线，父母和她都非常开心。她的患病经历以及我们的干预过程给了小倩很大的启发，她选择了心理学专业，我还给她推荐了一些心理学书籍。
可是，好景不长，根据其母亲最新的回馈，小倩到了大学后，遇到一系列应激事件，情绪状态一落千丈，最近又休学了。
我叹了一口气，高考对孩子来说是人生大事，他们急于回去备考，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她和父母当时能继续接受干预，或在高考结束后再进行更深度的病理性记忆重组，解决性格方面的不足，甚至塑造出越挫越勇的性格，情况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出现如此大的波动。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我们认为来访者的问题还没彻底解决，但其本人和家属都认为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越了他们认为的干预目标，选择提前结束干预。
有的来访者比较幸运，因康复环境较好，没有遇到较大的应激事件，再加上其自身善于调整，，他们逐步回归社会，走向康复。但有的来访者就像小倩一样，对待挫折的反应模式仍不够积极，抗打击能力不强，病情反复波动较严重。
归根到底，这源于父母和来访者对障碍本质的理解还不够深入，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解释工作、心理干预的深入程度仍有进步空间。总之，我觉得十分遗憾。
回想起来，我们当时的干预方案也有所不足。小倩的病理性记忆非常多，导致明显的偏执型人格改变。对于这一类来访者，在病理性记忆修复的前后都必须加强认知干预，进行巩固。当然，像我上面所说的，我们所进行的不是传统的认知行为干预。
但干预小倩的时候，我们对此经验不够丰富，为她进行认知干预的时间和深入程度都不够；不但前期耗费了很多时间建立信任，干预后期的效果也不够稳定。
现在，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了，从面诊时我就会注意识别来访者是否有偏执型甚至反社会型人格改变；如果有的话，必须加强认知干预以及对我们干预技术的深度讲解，干预效果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
所以，虽然小倩并不算是个成功的干预案例，但从她的干预过程中我们吸取了教训，有所反省和提升，希望以后能尽量避免留下遗憾。也希望她能够在休学期间，通过她及父母认可的方式不断自我调整，最终获得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