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孩子，在国外的生活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障碍，倩倩是从日本留学回来找我面诊的，她的问题根源在年幼时就已埋下。她成长在单亲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经常怀疑和指责她，亲子关系欠佳，以致后来她出国留学遇到了很多难题，也没有好好与母亲沟通。
她当时的情况可以被判断为酒依赖、双相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据我的经验，我把她判断为“创伤后潜意识失调”。
倩倩在恋情关系中缺乏独立性，她的内心极度渴望异性的关爱，在前男友伤害她以后，她更加痛苦、崩溃。
所以，长期的压抑、自我施压和多重创伤让她出现了酒依赖和情绪问题，这几个因素又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如果不接受系统治疗的话，情况恐会恶化。
在面诊中，我尊重倩倩的意愿，向其母亲隐瞒了一些创伤细节，但我充分地向他们解释了问题的根源、复杂性和严重性。
借着倩倩的经历，我想向家长们提两点意见：
不要把到发达国家留学想得过于简单、美好，必须重视文化冲突，甚至是欧美国家的毒品泛滥问题，做好充足的准备；
再者，送孩子出国留学之前，一定要认真评估孩子的心理状态，能否承受国外的压力，以及跟孩子提前沟通好，在国外遇到问题时，应如何应对。
这天的面诊来了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叫做倩倩，20岁出头，来自福建，大大的眼睛，脸庞在黑色卫衣和鸭舌帽的衬托下，雪白雪白的。妈妈和舅舅陪着她，坐在黄色沙发上有点拘束。
我低头看了一下他们填的面诊信息表，上面写着“酒瘾”，我有点惊讶。
妈妈说，倩倩从小挺懂事的。5年前，倩倩独自去日本留学，头几年挺顺利的。但去年，当母亲提出去日本看望倩倩的时候，女儿竟一再拒绝，“后来连电话都不接，邮件也不回，日本那边的亲戚说，倩倩发生了很多事，有点不对劲。”
妈妈看了倩倩一眼，像是想说什么但又咽下去了。
“后来我就把她接回来了，发现她很爱喝酒，如果我们不制止，她能喝一整天。喝了之后发脾气，砸东西，见谁骂谁，说我们教育方式不对之类的。家里人多，别人普通聊聊天，她总觉得实在议论她，很敏感”，
“酒醒了之后，她就挺正常的。但如果不喝酒，她的胸口会闷、会痛，以前还会手抖。我带她看过几个专家，说是酒精依赖。还有诊断双相的，但我不太相信，配了服用，但效果不好。”
妈妈介绍得比较简短，刘承洛便让她和舅舅先回避一下，跟倩倩单独谈。
插一句说明，我们中心的面诊流程通常分为3个阶段——先是家属先介绍情况，个案可以选择在场听着，也可以选择回避；接着家属必须回避，个案单独跟刘承洛谈；最后是把家属都请回来，刘承洛作诊断、总结。
这样的3个阶段非常有必要，尤其是跟个案单独谈的阶段。不少个案在父母离开面诊区域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刘承洛，他们真的听不到我说话吗？
这样的个案有很多想法、经历并不愿意让父母知道。
倩倩就是这样的个案之一，她故意压低了声音，表情有点顾虑。
刘承洛说：“倩倩，刚才妈妈介绍了一些你的情况，但比较简短。现在妈妈回避了，我想听听你的说法。毕竟，不管家人怎么说，你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倩倩想了想，说：“我小时候有些创伤”，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伸手到眼镜后擦泪。
倩倩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妈妈带着她压力挺大的。妈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说话比较冲，但其实为人很好，“我非常能够理解妈妈”。
因为妈妈忙于工作，倩倩小时候住在外婆家。“我的性格比较叛逆，有自己的想法。妈妈没时间管我，可她的那些姐妹、还有外婆会来管我，”
“她们经常说我不乖，说一些自以为开玩笑、但是很伤人的话。我知道她们是无意的，她们也很爱我，给我买好吃的。但我心里很不舒服”，
“小时候的事，我一直压在心里，直到今年才跟妈妈说。我只是想告诉她，我现在的问题与那时候有一定关系，但我不怪任何人，我能够理解，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但是妈妈不能理解，她对亲人非常维护，责备我不应该这么想。其实我也能理解妈妈，她的压力也很大，要靠家里的亲人照顾我，外婆又要照看那么多孩子”。
倩倩是为数不多的、对自己的问题有比较清晰认知的个案，表达也非常有逻辑性。后来得知，她在日本曾经攻读过心理学。
“那你喝酒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面对认知水平比较高的个案，刘承洛知道不必过多地纠缠于他们的痛处，在关键的时候、抛出关键的问题就可以了。
“一开始喝酒是在日本，遇到了很多事。我当时压力很大，要努力学习，还有打工赚钱付房租”，倩倩说。
“妈妈没有在经济上支持你吗？”刘承洛有点纳闷。
“日本那个大学的宿舍是要申请的，我申请不到，就算申请到了也要先付定金。我跟妈妈说过这件事，但她觉得很奇怪，还说我是个学生为什么要在外租房子。我就不想多说了”。
“你跟妈妈的沟通方式是不是很有问题？”，刘承洛有所觉察。
“是的，这一点我有意识，母亲可能只是多问一下，但我会觉得她质疑我，然后往不好的方向想，我就不想解释了。妈妈其实刀子口、豆腐心，骂完我还是会给钱的，但她的姐妹们又会说我不乖”，倩倩说。她对自己的问题有自知，但她控制不了。
所以，在日本就读5年，妈妈给的生活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倩倩白天上学，晚上还要到很远地方做兼职。她不喜欢原来的学校和专业，便瞒着母亲转学。新学校的学习压力非常大，她硬扛着，更拼命地学习、赚钱，“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些她都一直瞒着妈妈。
在长期的压力和劳累下，倩倩抑郁了。“我高中就自残过，但不严重，我怕疼。自残的念头是从今年2月份开始的。那时压力最大”。
倩倩开始失眠，她吃安眠药，但最多只能吃两颗，不敢过量。渐渐地，安眠药不管用了，她便通过喝酒来改善睡眠。
“为什么会想到喝酒？你从小就接触酒精吗？”刘承洛问。
“没有，我出国前不爱喝酒。可是日本的酒文化特别厉害，他们觉得喝酒很正常。开学时老师带着学生们旅行，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喝酒，否则就是不尊重，我几乎就是被灌的。”
虽然知道日本人爱喝酒，但大学老师居然要求学生喝酒，这样的“异域风情”让我们惊讶！
除了学业、经济和跟母亲关系不良带来的压力之外，倩倩还经历另外一个重大创伤。那是导致她发病的导火线。
“我在日本谈了个男朋友，也没甜蜜多长时间，我发现他很暴力，打我。我提出分手，可是他不同意，到我住的地方堵我，在校门口堵我，拿走了我的证件，还恐吓我，不许我分手，整整一年半”，倩倩说，那段时间她非常恐惧，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有一次，他又打我骂我，他一米八的个子，使劲地推我，我的头撞到桌子。我精神崩溃了，像疯了一样砸东西，大吼大叫，有十几分钟我完全没有记忆，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那次没有喝酒”。
倩倩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光着脚，满身都是被玻璃划破的伤口和血迹，那位男友已经走了，她只好自己上医院。“我当时的样子肯定非常不正常，医院的人看到我不让我看病，说等我清醒了再来。”
从那件事以后，倩倩喝完酒就会失去理智，狂砸东西，如果有陌生人不经意地看她一眼，说一句话，她甚至还踢别人。
恋爱的巨大创伤，又加重了倩倩的酗酒问题。“我开始怀疑自己，压力太大了，妈妈还问我什么时候能来看我的毕业典礼，但我那么多事情瞒着她。我干脆不接电话，躲起来，工作和学习都做不好了，最后只能回国了”。
倩倩还告诉我们，有的日本人对华人并不友好，甚至歧视、攻击，她挺孤独的。“回国前一天我还被打了，一个学长要我跟他喝酒，我不愿意，他就打我，抓着我的头往地上撞。我不敢还手，日本的法律对外国人比较严苛”。
刘承洛神情很凝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真的很坚强，很不容易，如果换了别人，可能早就崩溃了”。
我想，如果倩倩的妈妈知道孩子受了那么多的苦，她肯定肠子都悔青了。可能倩倩当初也没想到，本因喜欢日本文化而出国，却发现国外的世界并非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
“那你在日本接受过心理干预吗”刘承洛问。
“有，但根本没有用。有的心理诊所给我开药，吃了之后昏昏沉沉，不敢再吃了。所谓的潜意识就是跟我不停地说，还有个治疗师给我吃了颗药，我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她就说潜意识过了，处理好了，你去付钱吧！”倩倩觉得那非常可笑。
其实，倩倩体验那些都不是真正的深度潜意识，但她被误导了。所以，她一开始听母亲说我们这里也是做潜意识的，有点抗拒。不过，她看了我们的一些成功案例文章，刘承洛又跟她解释了真正的深度潜意识之后，她便有所理解了。
把妈妈和舅舅请回来会谈后，刘承洛按照倩倩的意愿，有意地避开了一些经历，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
但他深刻了分析了倩倩的问题根源。
“酒精依赖是比较明显的，你现在已经有躯体戒断症状了，不喝的话会出现胸前区疼痛、手抖、烦躁等。但对于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我不认同”，刘承洛说。
“你的一连串问题，都是多重创伤导致的，我们提了一个新的诊断，叫做创伤后潜意识失调。”
“小时候的创伤，是亲人对你的语言伤害和母亲的不理解，导致你跟母亲并没有真正的沟通。你出了什么事不会告诉她，你也没有真正信任的人可以倾诉，负性情绪一直积压着，这是最根本的前提。”
“你在日本遇到的一连串事件，又是典型的重大创伤。心理压力导致失眠，再加上日本的酒文化影响，便出现了酗酒”。
“其实，酒瘾、发脾气，情绪波动都是表象，病根是一连串的多重病理性记忆。所以，在治疗方面，除了服用控制戒断症状外，如果想高效康复，还要做深度潜意识下的记忆重组。还要做家庭治疗，母亲必须改变，建立良性的沟通”，刘承洛有针对性地开出了“干预方案”。
写在最后的话：
我对倩倩印象非常深刻。她对日本的描述出乎我的意料，这是其一；更主要的是，她与母亲沟通不畅的程度着实让我惊讶。
我见过很多青少年，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不太好，缺乏心理上的沟通，相互无法理解。可是，如果有现实困难，尤其是经济问题，孩子还是会选择向父母求助。毕竟他们知道，自己无法经济独立，而父母又有义务和能力。
可是倩倩的情况却非常极端，她情愿自己玩命地拼，都不愿意跟母亲求助。从正面看，这是独立、能干，但从心理上看，是倩倩的内心与母亲严重疏离。
倩倩之所以向母亲隐瞒这么多创伤，一方面是不想母亲担心，另一方面是在她心底里认为，就算她倾诉、求助了，母亲也不会理解，反而会说教、责骂。
她说母亲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她又何尝不是。虽然明知道母亲是爱她的，只要她开口，母亲就必定会帮助。但对她而言，既然不被理解，这种帮助如同是讨来的。她宁愿不说，不要。
有时候，我觉得最糟糕的事并不是孩子遇到了挫折，而是他们受挫之后选择自己默默承受。尤其是在国外留学的孩子，与父母相隔千里，如果遇到了重大问题又不相告，父母根本无法觉察。等到心理、行为出现问题了，父母才惊诧：孩子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孩子怎么不跟我们说？
像刘承洛说的，预防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的最好方法是建立并保持亲密的亲子关系。我想，很多家长，包括我在内，都要好好反思：在孩子逐步离开自己的庇佑、走向社会的时候，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足够亲密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