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是一名大三学生。他说自从决定考研后，就觉得压力很大，越着急越学不进去，近两个月情况更加严重，出现焦虑失眠、心慌出汗的症状。他不得已，只能从学校请假回家休养。
他叙述时，一直是皱着眉头，唉声叹气的。出现频率最多的语句是：“我这个样子肯定考不上，考不上可怎么办呢？”
“如果考不上，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刘承洛问阿伟。
“不堪设想啊！”
“愿意说说吗？”
“考不上就没有出路了，现在社会，本科毕业哪能找到好工作呢？”
“你的同学都在准备考研吗？”
“也不是。”
“不考研的那些同学是不是也需要找工作呢？”
“是的。”他有点迟疑了。
“似乎有些研究生找的工作也并不太尽如人意，你同意吗？”
“是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能否找到好工作，和是不是研究生学历也不能绝对画等号？”
“是，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
“大家在面临比较大的考试时感到有压力、心情紧张是非常正常的，能给我讲讲你父母对你考研的态度吗？”
“我妈说考不上无所谓。他，我不知道，应该是希望我考上吧，他很在乎面子。”
“他？是你爸爸吗？”刘承洛的问话里含着好奇。
“是。”
“为什么你都不愿意说出爸爸这个词？”阿伟没有回答，深深地垂下了头。
“我们可以谈谈你的父亲吗？”静默数秒后，我换了个问题。
阿伟不置可否。
“你可以给我描述一下你父亲的性格吗？”
“冷酷！”低低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在阿伟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刘承洛眼前出现了一个孩子童年、少年时期的成长轨迹。这是一个在父亲惩罚中慢慢长大的孩子。
“有些事情，明显责任不在你，为什么不辩解呢？”
“那样会被打得更狠，所以，不如就不吭声，等他快快地打完，也就过去了。”
“爸爸最后一次打你是什么时候？”
“高一下学期。”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考试作弊，老师通知家长。如果我不作弊，成绩达不到他的要求，还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然后呢？”
“我离家出走了，半月后被找回来，我开始发疯一样学习，就想快点去外地上大学，一直住学校，能不回家就不回家。他就再没打过我。”
至此，刘承洛渐渐明白了阿伟为何如此担心考研失败了。从小在暴力中长大的他，脑中被灌输了这样一个扭曲信念，无论做什么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刘承洛在潜意识下找到了阿伟很多相关的病理性记忆，小时候的他没有完成作业要挨打，随便花钱要挨打，和同学打架要挨打……小学时阿伟喜欢打乒乓球，有一次自己拼尽全力却输了比赛，还是要被爸爸痛打了一顿。通过对阿伟的病理性记忆重组，我帮助阿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阿伟能够说出，“爸爸，您这样打我，我很难受，刚输了比赛，我已经很难受了，我又冷、又累、又饿，输了比赛，我很想哭，可是我忍着，怕小朋友笑我，我很想等您来了安慰我，您为什么还要这么狠地打我呢？我很痛，我很难受”慢慢地，阿伟的眼角有泪渗出。
十多年了，第一次敢于说出内心的委屈，说到激动处，阿伟泣不成声。
等阿伟情绪渐渐平复下来后，刘承洛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
“感觉轻松了很多。其实，我现在也能理解爸爸了，他就是想严格要求我。”
刘承洛通过场景重建引导他，让他能够明白，也许爸爸妈妈有他们的原因，也许他们的父母就是那样教育他们的，没有人教给他们如何更好地做父母，他们也是苦恼的。随着心理干预的进行，他的恐惧情绪减少了很多，慢慢的他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心理干预疗程结束后，阿伟表示内心轻松了许多，感觉神清气爽。离开中心的时候他的神情告诉我，年轻的心田中一块漠然的领域被恢复了久违的活力了。一周后，得到阿伟妈妈的反馈，阿伟已返校，在学校里可以平静地面对考研这件事了。
阿伟爸爸严苛教育的出发点是为了儿子好，但简单粗暴的教育真的不再适合当代的孩子。不管你的孩子多么的让你失望，不管气急之下你多么的暴怒，请一定先抑制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辩解的权利，聆听他们内心的委屈，因为很多时候，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千万别让你的怒气和拳头伤害了孩子稚嫩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