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得了双相障碍休学,父母如何帮她找回好的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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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阿格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在咨询室里,她对刘承洛说的第一句话是:“刘老师,我觉得我很奇怪。”刘承洛有些惊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她会这样评价自己?刘承洛向她示意让她详细谈谈有关自己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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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说,她是个在生活中很在意别人承诺的人。如果别人承诺她的事做不到,她就特别恼怒特别难受,而且还会对别人发火,以表达不满。也是因为这样,她已经和好几个朋友关系闹崩了。朋友们说她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她说自己也知道朋友没有兑现承诺是有原因的,但自己就是难以控制情绪。前几天,同桌说给她带一本笔记,但返校时忘记了,她很生气,指着同学大骂,还把同桌的一本书给撕了。事情过后,阿格很后悔,觉得自己没脸面对同桌了。

一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要进入大学,要面对新的人际关系。后面自己还要交男朋友,她就特别担心,如果不把这个缺陷改过来,说不定以后会出更大的麻烦,所以趁着假期她赶紧来进行心理干预。

刘承洛问阿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在意别人的承诺的?阿格说她也记不太清了,从很小就这样了。接下来,她向刘承洛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在她的成长经历里,刘承洛寻到了和承诺相关的蛛丝马迹。

阿格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时,父母经常外出工作。每次父母离开家前,她都会粘着爸爸、妈妈,抱着大腿不让他们走。为了让阿格安心在家,不再纠缠,父母就会承诺给她带回礼物,或者之后回来带她去公园玩,或者带她去看电影。然而,父母说得多做得少,阿格每一次憧憬落空都很难过,然而下一次她还是会再次相信父母的承诺。

“那个时候在发觉父母总是不能履行约定,我心里就很烦躁,就很生气,所以,经常在家里哭闹,有时也会砸坏东西。只要我一失控,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就会说我蛮不讲理,说我无理取闹,说我的脾气不好,还嫌我要求太多。”阿格说到这里,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时的你,在被他们责骂后,内心一定很委屈吧?”在倾听她讲述时,刘承洛能觉察到她的委屈,于是便尝试和她共情。

阿格回答刘承洛:“他们说到做不到,还责怪我,我感到很委屈,也很失望,更感到被骗了。我和父母说我的感觉,他们一点不放在心上。于是我便用砸东西来发泄,但是他们还会打我!上学后,因为类似的事情,我和几个朋友也吵架了。她们说我太固执,上纲上线,说还不说个瞎白话,只有我全当真。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我也觉得我自己有问题,是我自己变态。”说完这句话,她默然不吱声了。

“我觉得你当时的哭闹,其实是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重视,体会到你作为一个孩子被失约之后的气愤和苦恼。只是,他们并没有能理解你的想法。他们不恰当的处理方式触发了你情绪上的过激行为,他们是因为看到你摔东西来打你,并不是针对你的想法来打你。父母的做法不恰当,但不代表他们不支持你信守承诺的想法。父母没能把所有承诺都兑现,可能也会有一些客观的原因,也许时间不允许,也许经济不允许等等”刘承洛把理解反馈给她。注意到,说这些话时,阿格一直在点头,看来刘承洛说到她的心坎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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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思索了一会儿,她问我:“刘老师,你说我奇怪吗?”刘承洛很肯定地回答她:“你不是奇怪,你是一个健康的阿格,信守承诺也确实是大家需要遵守的一个道德准则,本质上你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她长吁了一口气,身体随即有了放松的反应。在这之后,刘承洛跟她详细地介绍了心理学中的含义及表现。

“刘老师,您说的话,让我觉得很舒心,也感觉把压在心底很久的石头搬开了。我刚刚过了十八周岁,是一个大人了,也许以后我还会经历这样的事,可我不想再失控了,我想用成熟的方式解决问题。我想送给自己一份好的成年礼物,所以很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帮助。”她非常真诚地对我说。

听了阿格的这段话,刘承洛很欣慰,让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真正需求:她要的是用成人的理性方式去处理与别人的关系,而不想再用孩子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她要让自己的脚步和自己的灵魂并肩前行。其实阿格在这个过程里听了太多对她否定的信息了,她认为对的事情,反而成了大家嫌弃她的原因,她开始陷入自我怀疑。她的正确的观念感受和自我否定开始打架,情绪就越来越控制不住。

在后面的心理干预过程中,刘承洛帮助她梳理了一下她目前的人际关系。然后引导她对事情分层处理,原则性、影响力大的事情还是要坚守诚信原则,也要从自我做起,言行合一,做不到不承诺。对于这样重要事件仍对你不履行约定的人,第一要远离,第二要圈定风险范围,自己做好评估。

对于生活中日常的小事呢,这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刘承洛和阿格共同探讨“假如别人失约了,我们怎么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说的是,别人可能遇到了困难,或许因为事情太多忘记了。如果我非常重视这个约定,那我就提醒一下她。阿格说的是,也许别人只是随口说说,自己也不必过多放在心上;或者可以以开玩笑的方式确认下,提醒提醒她。别人说到做不到,影响的是他们的信誉,不是自己的信誉。

刘承洛问她:“现在对父母以前的失约行为有什么感受?”她回答说:“我好像可以理解他们一些了,那时候父母很辛劳,早出晚归的,收入也不是很高。那时候的一张电影票对于我家来说算是挺贵的,但是,刘老师我想起来还是不舒服,还是有点难受!”

刘承洛告诉阿格,她内心的感受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么多年积累的创伤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并且我告诉她我会帮助她走过这个艰难的过程。

刘承洛在潜意识下找到了阿格的相关病理性记忆事件,阿格小时候经历过父母的失约事件双手双脚加起来都不够数的。比如阿格在中考的时候,阿格的父母答应考完试送了女儿一条宠物狗。这是阿格梦寐以求的礼物,对于阿格来说非常重要。当中考结束后,父母却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她和父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父母还是以她要上高中时间紧张为由,将养狗的计划无限延迟。刘承洛对阿格的病理性记忆进行高效化重组后,她的情绪平静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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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的心理干预做的很顺利,阿格的父母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真诚地向阿格道了歉。她父母一直觉得小孩子应付一下就可以,没想到他们这样的应付给阿格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刘承洛也提醒阿格父母,小时候对孩子的陪伴很少,阿格的内心还是缺爱的。她的父母表示,以前为了生计奔波,真的是也很无奈,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他们会尽量多陪伴阿格,也不再以父母的身份压她了,真正去尊重她,去和女儿做朋友。

后来,阿格向刘承洛反馈,爸爸妈妈和以前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凶了,温柔了很多。在一些事情上,都会问阿格的意见了,并且计划高考结束后一家人去旅游。她说最近一段时间过得很好,有一个朋友答应她的事情没有做到,自己没有那么计较了,心里也不难受了,反而更专注于学习了,阿格还希望自己能在今年高考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回顾这个干预案例,刘承洛深深地感到,父母教育孩子无小事,以身作则最重要。如果当初阿格的父母能够郑重对待自己对孩子的承诺,并且努力去完成承诺,阿格就不需要通过哭闹这样的方式表达委屈,自然也不会招致来自父母长辈的负面评价,更不会留下心理阴影,为对别人一时做不到的承诺大动肝火。

有不少父母认为,孩子小的时候,随意一点对待也不要紧,反正长大后,自己也会慢慢就会好了。但孩子也是人,他们的负向感受一样需要被郑重地对待,因为负向感受并不会因为孩子年龄的增长,就自然降低,甚至消失,而是形成了病理性记忆。有很多孩子,会把幼时所受到的病理性记忆压抑起来,等到青春期这个心身发展极为剧烈的时候,那些压抑的病理性记忆就会以心理问题、行为问题等方式表现出来。

阿格便是如此,虽然她是一个成绩很不错的人,但是依然会因为过去病理性记忆的影响对别人的承诺很敏感,并在别人做不到的时候,去用早期形成的应对问题的方式表达愤怒,这会对她的人际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还导致她给自己贴上“变态”的消极评价标签。

然而,让刘承洛感到高兴的是,阿格能直面自己的困扰,并且积极寻求可用的心理干预资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心理干预中,提出以成熟的方式去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转变,意味着阿格跳到了一个更高的角度面对自己,并愿意在这个层面上进行自我成长、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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