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的咨询室里，阿苏的妈妈泪流满面地对我说，“请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她要是出什么事，我也活不下去了。”旁边一位穿着蓝白条纹长袖裙子的少女面无表情，一句话也不说。妈妈把阿苏的长袖往上一拉，白皙纤细的手臂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疤痕，有些是浅浅的白色痕迹，似乎有些年头了，有些是凸起的暗红色增生，应该是不久前划伤的，甚至还有些刚刚结痂的鲜红疤痕。
阿苏的美丽和伤痕的丑陋对比鲜明，让人感到震惊又心疼。刘承洛看着阿苏妈妈说，“这些伤痕看上去有新有旧，似乎持续一段时间了。”
阿苏妈妈哽咽着回答，“是啊，她从初中起就开始划伤自己的手腕。”
刘承洛问阿苏，“妈妈说的情况是真的吗？”
阿苏很平淡地回答，“差不多吧。其实没那么严重，我都会提前准备好，随身也有绷带，不会出事的。”阿苏妈妈一听，哭得更厉害了。
可能一般人很难理解阿苏为什么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情。从客观条件上来看，她是独生女，虽然父母离婚了，但母亲经济条件优越，在物质上对她是有求必应，非常慷慨。阿苏本人相貌清秀，成绩也不错，在班上担任学生干部，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但从阿苏自己的角度来看，从很小开始，妈妈就忙着工作赚钱，根本没有时间陪伴自己，偶尔见面也只是用昂贵的礼物来弥补自己的缺席，家里的保姆经常换，她们只管做饭和打扫卫生，跟阿苏也没有交流。
长期以来阿苏与同学的相处不融洽、少女朦胧又敏感的心事无人倾诉。虽然衣食无忧，但阿苏觉得自己好像活在一个孤岛上，没人在意，无人理解。在极端的孤独情绪下，自伤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每当情绪低落或遇到挫折时，阿苏内心就会升腾起强烈的自伤欲望。当刀片割下去，鲜血涌出来的时候，与肉体上的疼痛一同到来的是心理上的满足。正如阿苏在日记里所写的：“我被某种情绪席卷了，它来得非常突然，以至于我一度怀疑它只是一种小脾气。直到某一天凌晨，我手里紧握着裁纸刀，开始不受控制地向身上划。”“每个没有划伤自己的晚自习都令我窒息，我跑进厕所，往小臂狠狠划了几下后才安心下来。我自知已经无法自拔。”
阿苏就跟着母亲开始四处咨询。基于以上的症状，她曾经先后被许多专家判断为重度抑郁和双相障碍。但因为干预效果不佳，母亲带着她又尝试了很多不同方式的心理咨询、心理训练营。虽然这些尝试有一定帮助，但现实中她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听她母亲的阐述，阿苏确实有一段时间的情绪波动非常明显，服用对稳定她的情绪是有用的。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却令情况更加复杂。最后，母亲在官网预约了面诊的时间，带着阿苏来到了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
像阿苏这样的案例近年来日渐增多，学术上将这种行为界定为青少年中高发的非轻生意向的自伤行为，也就是在无明确轻生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重复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常见的形式包括刀割、烟头烫、拔毛发、撞墙、在身体上穿孔等，具有反复性、故意性和自我隐蔽性。有自伤行为的青少年往往一开始会瞒着父母或监护人，但长期反复地受伤很难用合理的理由搪塞过去，家长们一开始会震惊于孩子的行为，尝试通过劝说、威逼利诱甚至贴身监控来阻止孩子自伤，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拉锯战，家长通常会败下阵来，甚至放弃管教孩子，任他们自生自灭。事实上，不仅对于普通家长来说，阻止自伤行为困难重重，即使对于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来说，非轻生意向的自伤行为的心理干预难度也非常高，往往需要整合药物治疗、心理干预和家庭治疗等多种方法。
从自伤行为的根源来看，现有研究发现，儿童期的忽视和虐待与自伤行为有紧密关系，父母严厉的惩罚和过度干涉都易诱发青少年自伤。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也就是说子女的身体源自父母，所有权和处置权都不属于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任何损毁，都是对父母的违抗。从我们记忆重组干预的经验来看，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伤害反映出来的信息可能包括两类：
第一种，想要引起重要他人的关注。在父母一方或双方缺席（这里的缺席不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不在场，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无联结）的情况下，青少年为了引起父母的关注，故意为之，即利用问题行为来引发父母的担忧甚至惩罚。这种方法通常能有效地吸引家长的注意力，亲子关系也由于对问题行为的共同关注而在短期内升温，在父母的关心和积极干预下，孩子的问题行为减少或消失，家长也从自己对孩子积极而有力的影响中获得满足。孩子从这种模式中尝到了甜头，导致他们往往会重复这种引发负性关注的模式。
第二种，隐晦地表达对父母的攻击。在父母对孩子非常严苛的家庭中，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批评、讽刺和惩罚，这些负性的评价和反馈内化为孩子的低自尊，让他们在跟其他人的互动中更消极被动，也就更容易诱发新的拒绝和嘲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父母和他人的消极反馈中，这些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他们将攻击指向自身，通过伤害自己来隐晦地表达对父母的控诉和反抗。
研究表明，八成左右的自伤者选择在独自一人时伤害自己。这也意味着他人在场能有效降低自伤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住在集体宿舍的青少年来说，室友发现自伤行为并及时干预能大大降低自伤风险。这就需要对青少年进行广泛的自伤行为识别与干预方面的培训，而不仅仅限于有较高自伤风险的青少年。
自伤者往往对自伤行为有较强的羞耻感，不愿意向他人透露，有研究表明仅有两成左右的自伤者曾就此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干预。这也提示我们，对自伤行为的心理教育和宣传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鼓励青少年积极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在遇到困惑时，积极向亲人、老师、辅导员、心理干预专家寻求帮助。当怀疑青少年有自伤风险时，应尽可能减少其独处的机会，帮助他（她）建立积极的人际联结，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和集体活动。
阿苏的康复与她妈妈的高度信任和配合有很大的关系。当阿苏出现不顺利的情况，她虽然有些着急，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刘承洛的记忆重组干预，都及时向我们反馈。阿苏在开始干预时，刘承洛就通过深度潜意识找到了内隐记忆层面的创伤记忆并重组，孩子的强迫症状就减轻了许多。这让她对我们非常信任。
其实，阿苏的妈妈非常疼爱她，如果当初阿苏的妈妈能及时发现问题，理解她的感受，给予共情，对她安抚和积极的引导，让她感受到家人的温暖，这个问题可能就化解了。可惜，她的妈妈不懂得理解、认可，反而经常抽不出时间陪伴着她，这个做法给孩子多重打击，形成了创伤记忆。所以，在家庭干预过程中，刘承洛多番跟她的妈妈沟通，改善她的观念和做法，阿苏妈妈也感到获益良多。借助我们的帮助，阿苏迈过了这次的坎儿，但她未来的路还很长，肯定还会遇到各种挫折。所以，最好地防止复发的办法是有良好沟通的家庭环境以及提高她的抗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