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阳光照进房间，刘承洛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阿莲的干预记录，对于阿莲的回忆涌上心头。阿莲的父母都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在阿莲的教育上花了很多的心力，从小就给她规划好人生的目标，阿莲在这件事情上也都尽力去满足妈妈的要求。阿莲在小学的时候，周围的同学们都是努力学习的好学生，班级的学习气氛也让阿莲能够把自己投入进去，那段时间对于阿莲来说是难以忘记的。
当阿莲满怀希望地进入初中的时候，班级同学的表现让她很失望，同学们大部分都来自家境很好的家庭，很在意自己的穿戴和消费档次，几乎都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整天聚在一起谈论社会上的事情。阿莲感到自己在她们面前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自己从来没有如此关注穿衣和消费的问题，面对同学的表现，阿莲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改变来适应身边的变化。
阿莲的英语老师观察到阿莲的彷徨，在阿莲失落的时候，她出现在阿莲的身边，告诉她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阿莲看着老师温柔的眼神，心中的好像有了依靠。随着时间的流逝，阿莲和老师的感情变得很好，她们经常相互地倾诉自己的心事，这让阿莲即使在喧闹的班级里也能有自己一片安静的地方。
阿莲有一次看到老师在伤心地流泪，经过询问才知道老师和朋友分开了，她轻轻地拥抱着老师，告诉她自己会陪在她的身边的。阿莲的老师本来可以离开学校，但她对阿莲说为了能够看到她按照规划的人生进入高中，她会一直陪阿莲走完这段人生的旅程。阿莲的内心很感动，但又充满了矛盾，以为她自己让老师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这样想法让她处于自责和焦虑的状态，她开始放纵自己的行为，试图让老师能够不会因为她而耽误自己的人生。
随着国内社会对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的认识度提高，很多父母开始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一旦发现孩子可能存在心理问题或情绪症状，可能会心急火燎地拉孩子去看病，这个精神专家治不好就换一个，希望总有一个精神专家能解决问题。可这让有些来访者非常厌烦，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去看精神专家。
每当父母唠唠叨叨、威逼利诱时，这些来访者简直受不了了，要么把门一关、耳机一戴，完全不想听；要么心急上火，跟父母大吵一架，亲子关系搞僵了，来访者自己也很痛苦。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父母有意识带我们去看病，总比父母完全忽视我们的情绪问题要好。因为在现实中，很多青少年出现精神心理症状后，父母根本不认为孩子有心理问题，还指责孩子“玻璃心”、“叛逆”，孩子的病情迅速恶化。
但父母不顾及我们的感受，不理解我们内心的想法，一味要求我们就医、吃药，亲子矛盾不断升级，这样下去也确实不是个办法。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来访者们希望父母能够理解我们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往往需要清晰地表达出来；而表达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问问自己的内心、想清楚原因所在：
我们到底为啥不想看病？根据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这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来访者们对病情缺乏“自知力”，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不认为自己生病了，所以求治意愿也较弱。有的来访者觉得自己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疾病”，而是在现实中遇到一些坎儿了，比如学习状态下滑，人际关系出问题等，导致情绪不太好。对于这些坎儿，来访者觉得暂时没什么好办法，自己也还没想通，仍需要一些时间，并认为这不是精神专家能解决的。
应该说，对于症状不算严重的来访者来说，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抑郁症、双相障碍的背后有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但往往来访者也是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现实难题后，激活了病理性记忆，然后才出现明显的症状。而且在临床中，也确实有部分来访者没有接受精神科治疗，而是通过增强自我觉察、加强自我反省、适当运动，还有家人朋友的支持等等，慢慢消除了症状。不过，一般来说，这都是轻度的来访者。
所以，如果来访者们有这种想法的话，可以跟父母商量时间期限和行为底线。比如，我们先自我调整1个月，如果感觉情绪明显变好了，认知更理性了，学习状态也变好了，那可以考虑继续观察，先不看病。但前提是这种状态是真实的，不是我们刻意装出来的。
还有行为底线，每个家庭的行为底线不完全相同，有的可能是不能自残、自杀，有的可能还包括不能砸人毁物等等。不管是否在约定的期限内，只要我们突破了约定好的底线，那就应该遵守承诺去看病。因为这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病情加重了，非常危急。
而有的来访者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出现了妄想、幻觉、被监视感等精神病性症状，但来访者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反而对此深信不疑。比如，有的来访者在家听到老师、同学议论他的声音，即便父母反复解释老师、同学没来过家里，但来访者仍坚信不疑，认为是外面传来的，或者是老师同学通过一些高科技手段传到家里来的。
其实，这时候是严重的精神病性症状把我们支配了，导致我们分不清楚现实与虚幻，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而且，无论是被害妄想、幻听，或是被监视感等等，都会给来访者们带来恐惧、愤怒等负性情绪，令我们感觉非常痛苦，最终还是导致我们无法上学、正常社交。所以，为了尽快从这种痛苦中挣脱出来，我们最好赶紧就医，服用精神科药物是缓解这类症状的主要方法。
而且，来访者们不必太过恐惧，并不是出现了幻觉、妄想就等于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等都可能伴有这些症状，规范服用药物后，这些症状往往会大幅度缓解，来访者恢复一定自知力，甚至症状完全消失。等到症状缓和了，我们可以再寻找幻觉、妄想背后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比如是否反复遭遇辱骂、贬低和校园欺凌等等。我们想办法尽量重组这些病理性记忆，能更好地加快康复。
相反，如果这部分来访者们一直抗拒就医，父母不可能任由我们的病情恶化，极有可能会将我们强制送院治疗，那时医生、护士可能会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虽然他们客观上都是为了我们着想，但在我们主观感受上，我们反而更痛苦、愤怒了，容易遭受二次心理伤害。
第二种情况，来访者们还没到精神科就诊过，但自己也意识到可能得病了，可也不敢面对，害怕一看精神专家就真的被确诊了，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精神病来访者”。目前，大众对精神心理障碍的认知确实比较肤浅。抑郁症还好一些，社会对此了解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年轻群体里；但双相障碍来访者的“污名化”仍比较严重，动不动就被贴上“精神病人”、“神经病”等带有侮辱性的标签，令来访者、家属都出现了严重的病耻感。所以，来访者们不想被人用有色眼光看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部分来访者在情绪比较平和时，父母的情绪也比较平稳时，我们可以找父母表达上面的想法。而且这不是我们凭空臆想的，确实有很多人歧视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来访者，在网上这些恶意的评论随处可见。其实我们这么一说，可能父母也深有同感，他们也顶着很大的压力，也怕被人用有色眼光看待。有的父母病耻感甚至比孩子的更强，反复叮嘱孩子千万不能说出去，既怕孩子被嘲笑，也怕自己脸上挂不住。
只不过父母是成年人，相对来说更理性，他们在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能逃避，既然害怕被歧视，那就赶紧正视，早发现、早识别、早干预，尽早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父母着急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也可以请父母尽量尊重我们的心理需求，比如就医时尽量选择规范的、又比较私密化医疗机构；看病时尽量避开孩子不想遇到的熟人；除非是必要的情况，那么病历、病情也要做好保密措施。
有的家长甚至会用自己的名字挂号，但实际上是孩子看病，很多精神专家也能理解。所以必要时这种方法也可以考虑。如果有资源、有条件的，甚至可以考虑请医生出诊。总之，父母和孩子的意见达成一致后，可以一起想办法。其实，很多时候不只是来访者逃避问题，来访者父母也会逃避问题，只是他们逃避的是另一个问题。
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后，这些父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有误，但不愿承认和面对，希望把孩子交给精神专家就能好起来了。所以孩子越不肯看病，这部分父母就越是“外归因”，指责孩子“你好不起来就是因为你不肯去看病”。 这时候，我们更加要积极求医，当我们被确诊精神心理障碍后，父母往往会更加重视。而且如果药物治疗没有父母想象中那么好的话，他们才会更有可能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开始正视自身的问题，改变家庭教育方式，停止继续对我们造成心理创伤。
而且，就算我们的病情还是被部分老师、同学、亲人知道了，我们也要尽量放平心态，把这当成一次试验人性的话，那些嘲笑、歧视我们的人，并不值得我们把他们放在心里。来访者们要学会从一生的角度去看待这段患病经历，虽然我们生病了，但这只是人生的其中一个阶段。当我们找到了合适的康复方法后，我们完全有可能撕掉精神心理障碍的标签，还能将这段患病经历转化为人生财富，成长为更出色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