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阳光照进室内，刘承洛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阿清的干预记录，阿清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阿清的小时候很漂亮，经常一个人在家门口玩耍。在她的记忆里，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在门口想把她带走，她很害怕地跑进院子里找爷爷。当家人和她一起返回门口的时候，陌生人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件事带来的恐惧一直伴随着她，每次回想起来都会引起她内心的强烈不安。
阿清在学校里是很文静听话的，老师都比较喜欢她，她和同学相处的也很融洽。到了四年级的时候阿清的爸爸和妈妈分开了。阿清和爸爸一直都很亲近，她开始不适应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每到周末，她就会跑到爸爸那边，似乎只有爸爸才能给她安全感。直到有一天她在爸爸家里看见了一位阿姨，她明白爸爸再也不属于她自己了。在那一刻，她内心完全崩塌了，虽然表面强装欢笑，但在内心非常失落悲伤，她开始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有一次她在课堂的测验中抄了同学的卷子，被老师发现后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对她感到很失望，阿清解释自己是因为发烧才这样做的。妈妈并不相信还是对她进行了责骂。阿清觉得爸爸和妈妈都不喜欢她了，都嫌弃她，在这个世界上只能依靠自己。
从那以后阿清的行为和之前变得很不一样，她开始乱发脾气，不遵守课堂纪律。老师对她的表现也很头疼。阿清想和同学搞好关系，家里父母对她缺少关爱，她就更想有个好朋友。但事与愿违，她越是在意和讨好同学，越是没有人和她交心。这种太过在意别人的社交，让同学心里对她缺少了尊重。阿清再次觉得所有人都不喜欢她，她就是那个多余的人。
阿晓说从初三开始，她的脑海里经常产生一些莫名的想法：重复的旋律、跳跃的片段、对未来的幻想……眼见就快中考了，她很想把这些思绪赶走，但很难，她渐渐觉得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越来越吃力。她父母认为，这是因为初三学习难度加大了，而县城中学的老师讲课水平不足，导致她学不好，所以焦虑。而她自己也向往更重点的中学，所以心甘情愿去了重点中学。这所充满争议的高中，以极其严苛、唯分数论的教育管理模式和很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而闻名全国。
阿晓说，学校对学生的行为控制得很严格，学生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则进行，哪怕有一秒钟误差，也可能被判定为“违纪”，然后被罚站、叫家长、当众点名批评、剥夺上课资格，甚至带着象征耻辱的“小黄帽”，在教学楼楼道里一站就是一天。阿晓就经历过这种惩罚，也最怕这种惩罚，因为一点点违纪就会被上升到“人品”的高度。她非常在意老师、同学的看法，对违纪的害怕甚至达到了恐惧的地步。这种焦虑让她的注意力难以集中，经常听着听着课，思绪就飘到了别处。很快，她的班主任就发现她上课经常走神，并认为这是因为她学习态度不端正。阿晓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但她就是控制不住。她咬着牙坚持，一直跟自己的注意力作斗争，最后还是如愿考上了北大。
但上大学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对整洁、秩序有着过分的要求，一遍遍地安排自己的物件，衣服要朝同一边挂，她上网查询后，认为自己可能患有强迫症，最后到精神科果然确诊了。阿晓第一次吃药后昏睡了过去，睁开眼后觉得这个世界都变得明朗了。而且，北大那自由、多元化的氛围也在对她产生积极影响，她能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并享受其中，还意识到学习知识应该是为了发现自我热爱和实现价值，而不仅是用来凑学分和考高分。她认为自己摆脱了强迫症，并为此感到庆幸。她为何能够快速摆脱强迫症？可能看了阿晓经历后，有的家长会产生不少疑惑，
从阿晓的描述来看，她的心理障碍并不算十分严重，虽然注意力比较难集中，有一定的强迫行为，人也比较焦虑，但没有引发严重的学习障碍。她仍考上了北大，并能基本正常上学。可以说，病症并没有严重损害她的社会功能。而且她病情还不算严重的时候，她积极主动地求医并接受治疗了。她第一次吃药后昏睡过去，这可能是比较大剂量的、有镇静作用的精神科药物，比如抗精神病药。本来，强迫症的来访者普遍是很焦虑的，这往往会导致常年睡眠质量较差；而睡得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情绪，让来访者感到更加焦躁、心身疲惫。所以，当来访者通过服药获得了良好、充足的睡眠后，情绪往往会有明显的改善。就像阿晓那样，她昏睡了很长时间，有长时间的深度睡眠，一觉醒来就感觉平静多了，不焦虑了，世界慢下来了。
这跟她多年来不断遭受压力、逼迫着自己往前走的焦虑情绪体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所以她一下子觉得自己康复了，感觉很美妙。但问题是，不是每个强迫症来访者对于同一种药物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某种药物对于某个来访者有效，但对于另一个来访者，可能就效果欠佳，甚至副作用很大。而且临床认为，对于强迫症来说，专业的心理干预比药物治疗更有效。以前她觉得学习就是为了在考试里拿高分，成功的标准就是考上名校；但她进入北大后，老师的引导让她慢慢明白，学习的目的应该是提升个人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热爱的领域，并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所以，她上大学后，扭曲的认知逐渐被纠正了，再加上药物的作用，焦虑程度大大缓解；情绪改善后，又进一步使积极认知得到强化，因此进入了良性循环。她认为自己很快摆脱了强迫症。我们要看到这个病例的特殊性，她的病情本来就不算十分严重，良好的大学氛围纠正了她的扭曲认知，学习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再加上非常幸运的，她对药物很敏感，目前康复得很快。但她是否仍然在服用药物、若有的话后续停药后是否会复发，这都不得而知。所以，我们无法确认她是达到了真正彻底康复的程度，还是临床治愈的程度。可对于得了强迫症的青少年来说，比如初中生、高中生，很多人还没有办法脱离紧张、高压、追求分数的中学学习环境。有些孩子的家庭氛围也很糟糕，父母非常严厉，动辄批评，孩子的压力仍然很大，甚至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光靠吃药肯定达不到阿晓那样的康复效果。如果环境不改变，病情很难缓解，其中家庭环境、也就是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变至关重要。而且，有些来访者本来的病情比较重，认知、情绪和行为的恶性循环非常严重，哪怕上了大学后，病情也未必有明显缓解。再说了，有的大学或专业校风也很严格，比如整体上，理工科专业的学习压力就比文科专业的更大，甚至不亚于高三，在这种环境下，来访者的康复也不会那么顺利。
强迫症的心理根源是什么？可能有的家长看了阿晓的例子，还会有这样的疑问：那么多学生，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强迫症的啊；而且，很多青少年强迫症来访者读的高中并没有那么严苛，怎么也得强迫症了呢？这个强迫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主要跟什么有关系？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主流精神专家，有的精神专家可能会归结为每个人先天的遗传因素不同。对此，我们并不认同，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在记忆重组（MRP）临床实践中发现，强迫症的主要根源是后天的心理社会因素，是来访者从小到大经历中形成的病理性记忆，其中又分为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和情绪病理性记忆。比如上文中的阿晓，她没有提起初三前的经历，只说初三时脑海就出现了难以赶走的思绪，学习时注意力开始下降。
其实，这时候她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强迫性症状了，主要表现为强迫性思维。这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她父母认为的“县里的老师不能把知识讲透彻”也不是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她那时候的学习压力已经很大了，她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是高焦虑的表现。这种学习压力可能来自当地的教育氛围和学校，也可能来自她的父母，更有可能来自她自己。阿晓的父母很可能十分重视女儿的学习，甚至要求严厉。而阿晓自己也非常看重成绩，要求自己在学习上更加优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阿晓其实早就形成了害怕落后和失败、追求完美强迫型人格，这是出现强迫症的基础。那这种人格是怎么来的呢？阿晓没有透露自己的成长经历，我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刘承洛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强迫症来访者小时候肯定遭受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比如做得让父母不满意时，父母严厉地对其批评、指责甚至辱骂。
甚至可能来访者的父母也有强迫型人格，孩子的表现达不到他们心中的期待时就容易焦虑、灾难化思维，并向孩子施压，吹毛求疵。这导致孩子从小就形成了谨小慎微、害怕出错的性格。但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严厉的要求也令他们有所“获益”，尤其在小学、初中阶段，他们的成绩非常优秀，乖巧懂事、刻苦勤奋，属于“别人家的孩子”。
大人们对这部分孩子寄予厚望，当他们成绩优秀、表现突出时，也可能多次对他们过度夸奖，比如夸他们“以后一定是上清华北大的苗子”之类的，孩子听了很高兴，形成了情绪病理性记忆，很喜欢获得别人的赞扬。而且久而久之，他们也认为自己必须、或肯定能达到大人口中的这个目标，不然就是失败、丢脸，所以他们开始自我施压，追求完美。阿晓很可能就经历过这个阶段，所以到了初三，她心甘情愿地去读重点中学，因为大家都说哪里能培养出优秀的名牌大学生。
可是重点中学扭曲、极端的应试教育方式，让她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也带来了更多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她更加焦虑了，强迫症状也加重了，学习时更难以集中注意力了。实话说，她分享的重点中学日常，我看了都觉得压抑。这种让学生放弃一切娱乐放松，生活里只有学习，而且不允许学生犯任何纪律错误，否则就上升到“人品问题”的教育方式，很容易把青少年的身心压垮。刘承洛曾经接诊过的来访者里，其中有几名就是重点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的教育氛围和管理方式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导致他们得了抑郁症、强迫症，有的甚至被诊断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刘承洛接诊过的来访者阿玲，她便在这所学校就读过，遭受了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阿玲上了高中后，就开始出现情绪障碍了，她一度把学习看得比命还重要，誓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但同时她内心又特别压抑、痛苦，甚至决定“高考后就要自杀”。相比起来，阿晓是非常幸运的了，这也从侧面说明她的精神心理症状没有那么严重，还能正常读完高中，最后还考上了北大。
一方面可能是她的成绩其实还是很不错，她又努力地让自己不违纪，所以挨骂、挨罚，在重点中学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并不算太多。另一方面，她挨罚的时候虽然难受，但理性上她其实非常不认可这种教育方式，所以挨罚的时候总是嬉皮笑脸，强迫自己厚脸皮一点，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从心理学的角度，这相当于一种心理防御，可能会减少外界指责对于个体的心理伤害。也就是说，每当挨罚的时候，阿晓知道自己有不足，但她没有过多地内归因，不会过多地自责。可是有些重点中学的孩子，比如我们接诊过的那些，他们挨罚的时候一方面痛苦、愤怒，但另一方面他们会过度地内归因，认为自己真的特别失败，自我否定，然后灾难化思维，认为以后的人生肯定一败涂地；继而情绪越来越焦虑、低落，逐渐出现严重的学习障碍，没法上学了，继而引发了抑郁症。
那么多学生，为什么出现精神心理问题的只是小部分呢？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归因模式的问题，遇到打击和挫折时如果过分地甚至是完全地内归因，就很容易得抑郁症。那为什么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归因模式呢？这又要回到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和父母的家庭教育上了。
从临床心理干预经验来看，如果孩子从小在原生家庭遭受了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最常见的是父母粗暴的教育方式，父母又没有意识引导孩子建立科学的综合性归因模式的话，孩子的归因模式就很容易走偏——可能是过度的内归因，容易引发抑郁发作甚至重度抑郁发作；可能是过度的外归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别人和社会，逐渐形成人格障碍。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跟每个孩子不同的成长环境和具体成长经历有关。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经历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情绪病理性记忆。
形成了追求完美、谨小慎微的性格，那再遇到极其严苛、要求学生丝毫不能犯错的教育制度，孩子就很容易出现强迫症。如果这个孩子的归因模式还有偏差，容易过度内归因或外归因，就可能进一步出现抑郁症、双相障碍、人格障碍。那从这个角度看，上文里的阿晓为什么症状消除得那么快？因为她脱离了负性环境，又因为北大校园的良好氛围、关爱她的老师和同学，她不用为了是否能拿到好成绩而那么焦虑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药物的效果，以及她高考成功考上北大，实现了目标，没有经历重大的挫败。不过话说回来，她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迫症的更深层次根源。如果她以后考研或者就业时遇到重大挫折，或者她以后进入了一个特别“内卷”的环境（比如某些职场环境），或者她的情感生活不顺利，她过去遭受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很可能会被激活，她又会变得非常焦虑，然后再次出现强迫症状，难以集中注意力。而如果因为种种原因，她最终经历了较大的失败。
她陷入了自我否定，那就很可能继发抑郁症、双相障碍。希望大家能通过以上的分析，掌握更多的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尤其是孩子被诊断为强迫症的家长，要及时意识到孩子的患病根源，寻找孩子可能遭受到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伤和情绪病理性记忆（比如过度夸奖）。大家最好不要以为所有强迫症来访者能像阿晓那样，吃了药很快就缓解了。如果来访者是青少年，父母一定要尽快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尤其是要反思自己是否也有追求完美的强迫型人格，并尽快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引导孩子树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只有来访者所处的成长环境改善了，扭曲的认知逐渐得以纠正了，强迫症才有可能更好、更快地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