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从中心出来的时候，看着对面高楼的灯光，阿玲的面容浮现在刘承洛的眼前。阿玲的性格内向，对其他人的言语非常敏感。阿玲在学校里因为妈妈的原因，经常会被其他同学排挤。阿玲的性格开始出现了变化，她变得开始不在意其他同学的想法，经常在班级上表现自己。同学对阿玲变得更加疏远，她经常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阿玲进入中学后，她和同学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阿玲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在班级上经常会出现和同学争吵的场面。
她在家里的表现和学校有些不一样，阿玲在妈妈面前表现得安静了很多。阿玲的内心痛苦并未和妈妈进行倾诉，慢慢地她开始出现各种异常的行为，这让阿玲的妈妈的内心感到了不安。
阿玲找到我们以前，阿玲曾被的精神专家诊断为心理障碍甚至被怀疑是精神分裂症早期，病情非常严重。经过记忆重组干预后，阿玲回到了学校，并且进入了大学。现在她马上就要毕业后进入社会，而且她跟父母的关系也很融洽。当时阿玲的妈妈在官网预约了面诊的时间，阿玲的妈妈非常焦虑，她说女儿上了高中后得了抑郁症，后来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强迫症，有的精神专家还怀疑她是精神分裂症。阿玲接受过药物治疗，还向学校请了长假，到北京安定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阿玲状态看起来很好，但重新上学后病情复发，经常失眠、做噩梦、焦虑，接着只好休学了。阿玲妈妈说，之前的住院经历让女儿太痛苦了，女儿在医院里情绪失控，还一度被绑在床上。
现在她非常抗拒吃药和去医院，还说自己康复无望了，说“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快安排了面诊，那时阿玲身材微胖，有可能是服药引发的代谢紊乱综合征。当时，她除了有抑郁症常见的情绪低落、压抑、社交恐惧、失眠等症状外，还有一些非常罕见的症状。比如味觉失调，阿玲说她无论吃什么都是海水的味道，“又咸又苦，完全感觉不到其他味道”。对她来说，吃东西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按照现在的诊疗标准，这可以被诊断为“功能性躯体不适”。
阿玲还有明显的强迫行为，几乎每次关门，她都会反复敲20至30下才能走开；每次上厕所，都要反复摁马桶上的冲水按钮，耗费20多分钟。而且，每到陌生的空间，她要把每个角落细细检查一遍。她把窗帘全拉开，把柜子门全打开，房间的缝隙一定要用手机电筒照一下。如果床底有空间，她甚至要爬进去看一下才安心。
阿玲还曾出现极为特殊的“学习成瘾”，一旦学习就很难停下来。休学前，每当上课，她都感到兴奋。可一打铃下课，她马上就焦虑，“要是能一直上课那多好啊”。晚上在家做作业她也是这样，本来计划最晚10点要睡觉，但直到12点，作业早就做完了，可她仍然要学习，经常要到深夜1、2点才不得不停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真正的“病理性学习成瘾”——一学习就兴奋、愉快，控制不住地想疯狂学习，一停下来就沮丧、烦躁甚至愤怒。
刘承洛明白很多家长巴不得孩子爱学习，可你们千万别以为像阿玲这样是天大的好事。阿玲因为长期熬夜学习，严重影响休息和心身健康；而睡眠不足和每次停止学习的焦虑，也导致情绪剧烈波动。而且，阿玲的学习效率并不高，无论怎么努力成绩都很不理想，她的自信一次次受到打击，严重自我否定，最后连学校也去不了了。
阿玲还曾经3次尝试自杀，幸好被拦下来了。但面诊时，她还没放弃轻生念头，说学习和父母的期待是她活着的唯一目的，所以她一定会参加高考，因为这是父母的要求，但高考结束她便会自杀。她心慌、头疼，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经常疼得用头撞墙”。她还有幻听症状，总说能听到家人小声议论她，但父母确认现实中并没有。
了解到阿玲以上的种种症状之后，刘承洛明白为什么其他权威的精神专家曾对她下过那么多不同的诊断了。长期抑郁和自杀行为对应重度抑郁症，患病前不知疲倦地学习、住院时情绪失控对应双相障碍，强迫行为对应强迫症，而疑似有幻觉、妄想则对应精神分裂症。复杂的症状令阿玲被贴上一堆疾病“标签”。
但阿玲很聪明，她说自己常年看病，已经摸清楚精神专家们的思路，住院时遇到医生查房、问病情，她总能蒙混过关。“我都有经验了，面对大夫和护士一定不能说自己没病，而要说现在终于认识到自己之前有什么问题。总之医生想听什么，我就编什么。”凭借出色的“演技”，阿玲很快当上了医生、护士的小助手，帮忙开解别的病人。“医生都被我忽悠了，以为我病好了”，阿玲得以顺利出院。
但阿玲心知肚明，她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且她对精神专家认可度大大下降，她对未来很绝望。面诊时，我明确告诉阿玲，在我们看来，她不是典型的双相障碍，她并没出现过我们认为的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自我感觉良好、情绪愉悦兴奋、自负自大）。她曾大发脾气、情绪失控，一方面是父母给她带来过大量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她内心非常压抑，强烈的负性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肯定会爆发，这是激越状态。另一方面，当时她住院是被父母骗去的，她非常愤怒，情绪自然更加激动。
至于她休学前为什么曾出现“病理性学习成瘾”，这有待后续心理干预时去寻找答案，但这属于行为成瘾，也不属于轻躁狂/躁狂发作的表现。如果按照主流精神医学的诊断标准的话，我们认为更恰当的诊断是抑郁症伴激越状态和精神病性症状；病理性学习成瘾；偏执型人格改变；功能性躯体不适。而且，抑郁症严重时，可伴有一定强迫症状和精神病性症状（幻觉、妄想等），这不能代表她就是强迫症和精神分裂症。如果从创伤角度出发的话，她明显符合我们提出的病因学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关于她遭受过的大量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事件，我们下文会详细分享。
阿玲和父母对刘承洛的分析很认可，而且，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阿玲一家提出希望接受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我们经过评估后也同意了。刚开始心理干预时，阿玲的康复信心还是不足。我再次跟她深入分析病情，详细介绍我们的心理干预理论及技术，我们通过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对精神心理障碍的突破性发现，希望提升阿玲对我们的信任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阿玲对母亲有强烈的负性情绪，每次说起都很生气。我问，“你觉得妈妈对你做过些啥，让你这么讨厌她？”她马上长叹一口气，说“这一时半会怕是说不完啊，我改天写下来给您看吧！”
没想到，第二天阿玲就递给刘承洛一张写满字的纸，上面细细列出了她对母亲的不满。她说，妈妈是小学校长，性子急躁，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说起话来像放连珠炮。而爸爸是公务员，工作繁忙，加上妈妈在家很强势，所以爸爸在家基本不管事，也不爱说话。阿玲觉得妈妈太爱唠叨、抱怨了，还过度焦虑，“她总是跟我吐槽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种破事儿，我知道她只是想诉苦，但我太小了，而且记在心里了，我又不能帮她，会觉得自己很无能、无用，这种感觉直到现在都有”。
阿玲还说，妈妈总觉得只有她的想法是对的，拒绝接受别人的意见，也不顾别人感受，从来没有认真倾听过阿玲的意见，只会反驳和指责。“比如有一次，我觉得我已经很注意语气了，我说，妈，你这盐好像放多了。但是她马上变脸，开始叨叨，我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还挑三拣四……”阿玲总结道，“老妈的交流方式：简单、粗暴、通俗、易懂”，她希望母亲放松心态，不要焦虑，每天开心一点就好，那么她也会好一点。她这么形容她家的氛围：“爸爸沉默而严肃，妈妈整天上蹿下跳，动不动就嚷嚷。姥姥姥爷也是老师，人人都正襟危坐，就连吃饭时商量家事都像开政协会议”。
很明显，阿玲在家庭中遭受了大量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没有感受到一个家庭该有的轻松、温馨和融洽。在家里那么压抑就算了，可在学校里，阿玲也没能逃出妈妈的“魔掌”。因为她的妈妈就在她读的小学里当校长。在小学6年里，她感觉自己的脑门上一直贴着“校长女儿”的标签，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关注她的行为和成绩，妈妈还会经常出于“不偏袒孩子”的目的，当着师生的面严厉训斥她。她长期承受着来自母亲、老师和同学的压力。
阿玲与我们建立起信任关系后，正式进入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阶段，刘承洛决定先处理阿玲“总是感到压抑”的问题。阿玲进入深度潜意识状态后，她看到年幼的自己独自站在非常高的地方，就像浮在高空中一样，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万丈深渊，她感到非常压抑、恐惧。接着，阿玲看到长大后的自己站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旁观着正在做操的同学，这是她一开始就读的军事化管理高中。她内心非常不甘，觉得自己是被淘汰的弱者。这2个画面并非真实的、具体化的病理性记忆事件，我快速处理后，多个在现实中发生过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就浮现出来了。
比如阿玲小学3年级时，上课总是听不懂数学老师说的话。她妈妈当时就是该校校长，就想利用职务之便安排阿玲转班。但阿玲并不愿意，舍不得离开好友。可妈妈一直唠叨，根本没有给阿玲选择的余地，最后还是转班了。到了5年级时，阿玲参加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还得了第二名。她开心地跑到妈妈的办公室报喜，并期望得到表扬。
但阿玲的妈妈表现得很冷漠，她正在埋头写文件，连头没抬一下就把女儿打发了。阿玲感到很难过，“我觉得自己无论做得再好，都得不到妈妈的表扬”。可没想到，晚上妈妈带着家人、亲戚一起出去吃饭，说为了庆祝女儿得了奖，席间又夸了女儿一顿。这让阿玲非常蒙圈，“我觉得我妈的教育方式就是先给人一巴掌，然后再给颗甜枣，喜怒无常的，难以捉摸，我从小就要看妈妈的脸色过日子”。
还有一个病理性记忆事件发生在高中，阿玲离开了那所军事化管理学校后，转学到一所较普通的高中。这所学校校风一般，阿玲不喜欢，心里甚至有点瞧不起，但她还是尽力认真地学习。可班里的很多同学却不是这样，她座位周边的几位女生经常在自习课上聊天，阿玲很烦躁，更加觉得这里学习一点都不开心。除此之外，我找到的病理性记忆还有很多，比如阿玲看到老师向妈妈告自己的状；她生病后总觉得有人监视自己，大喊大叫、疯狂自残等等。
此时，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已进行了较长时间了，我和阿玲都很疲惫，而且我判断可能还有较多病理性记忆有待发现，一时半会儿重组不完。于是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下一次再继续。
一般情况下，每位来访者的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每周只安排2次，但当时，阿玲妈妈迫切希望女儿赶上第二年的复学，她请求我们尽快安排下一次心理干预。
我们理解阿玲妈妈的着急，而且，阿玲感到压抑的问题确实还没处理完，如果相隔时间太久的话，她的情绪可能会有波动。所以隔天，刘承洛继续对阿玲实施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其中有两个比较重大。第一个是阿玲读4年级时，她跟着妈妈去姥姥家做客，当时几个表哥、表弟也在，孩子们在房间里玩。突然，一个表哥指使表弟去脱阿玲的衣服，说要跟她亲热。阿玲顿时吓哭了，马上跑出去告诉妈妈，但妈妈认为阿玲胡说，并没有在意。表哥、表弟的欺负，还有妈妈的不重视，这让阿玲非常、非常难过。第二个是阿玲因病转学后，有一次姑父来家里吃饭。这位姑父正好就是那所军事化管理高中的领导，他喝了些酒，开始指责阿玲不能坚持在那所学校读下去，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阿玲一度情绪崩溃。
我将找到的病理性记忆都一一重组了，但阿玲轻松的感觉，反而感到很痛苦。她说，“过去那些事我本来都忘了，结果现在又全都想起来了！”。而且，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阿玲的父母吵架了，阿玲出现了情绪波动，甚至一度不想接受心理干预。我马上对阿玲父母进行家庭指导，处理两人之间的矛盾，并又对阿玲进行认知强化干预，增加她的康复信心。花了很长的时间与精力，阿玲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愿意继续接受心理干预。
就当我们准备给阿玲安排下一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时，阿玲又出问题了。原来，她爸爸接到单位通知，说如果再不回去上班，可能就要丢饭碗了。爸爸其实放心不下女儿，但也只好跟阿玲说，“爸爸先回去上班，留妈妈在这里陪你，行吗？”阿玲当场大发脾气，说要是爸爸回去，她就不接受心理干预了。阿玲妈妈一见女儿情绪不对，赶紧向我们反馈。但令人意外的是，阿玲当晚见到我们时状态尚可，可能是前期的心理干预开始显现效果。
这一次，我还是继续为阿玲处理“总是感到低落、悲伤”的情绪症状，找到了很多病理性记忆事件。在进入深度潜意识状态后，阿玲脑海又浮现了不真实的画面，她看到自己已经去世了，冷冰冰她躺在一艘小木船上。接着，她又看到一个火炉子，里面的火星不断冒出来，把周围的易燃物点着了，她吓得赶紧灭火。阿玲多次接受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时，一开始总会浮现虚幻的画面，这可能与她从小看的书籍、影视作品有关，其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与书籍、影视作品中的情节和画面产生了连接。
处理了这2个虚幻的画面后，她真实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就浮现出来了。比如初中时，她身边没有朋友，成绩又不太好，老师不重视她，她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存在感；她曾经疯狂逼迫自己背书，有时背到晚上12点，可妈妈却骂她学得这么吃力，“脑子太笨了”；阿玲觉得堂妹聪明可爱，性格活泼，跟自己完全相反，家里的大人都喜欢堂妹，她非常自卑。
这一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后，刘承洛问阿玲为什么一听到爸爸要回去上班，就大发脾气阿玲说，“现在我生病了，我爸妈有很大的责任，我正在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但我爸还不愿意陪我，我觉得对他来说，工作比我还重要。”刘承洛完全理解阿玲的感受，她现在也确实非常需要父母的陪护和支持。我又跟阿玲父母沟通，希望他们尽量给女儿更多陪伴。爸爸爱女心切，决定再跟单位领导沟通沟通，争取留下来陪女儿。
阿玲的妈妈也学会了理解女儿的感受，她说：“她爸因为工作不得已要回去，对于健康的孩子来说，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阿玲现在病了，我们不能用健康孩子的标准去要求她，还是要多给她一些包容。”后来，阿玲爸爸获准继续请假，阿玲事后想起来时很感动！她在自述文章里写道：“他们俩都在事业单位工作，但是后来都愿意放下工作、请长假，两人一起在北京陪我治疗，我的康复少不了他们的鼓励陪伴。”在关键时期父母持续给予她关爱和包容，这对于修复亲子关系和她的康复非常有利。
在这个阶段，阿玲的情绪症状有明显好转，没有那么压抑、失落了，父母都十分开心。但阿玲妈妈又请求。“自从孩子生病后，我跟她爸的胸口上像是压了一块大石。我们真的很希望孩子能够快点复学，刘承洛，麻烦您给孩子多安排几次心理干预吧，争取让她赶上下一次复学的时间！”刘承洛告诉她这个问题急不来，但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所以我利用深度潜意识下场景重建技术（SRS）为阿玲处理学习障碍，希望能尽快帮她建立高效学习的状态。
但正如我们所料，阿玲还有很多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没有重组，情绪不够稳定，学习状态的建立并不明显。刘承洛告诉阿玲妈妈要保持耐心，并继续为阿玲做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这一次处理的问题是她的幻听，总是听到别人议论她。在深度潜意识下，阿玲又看到虚幻画面，她缩在一个馒头里，周围白茫茫的。她觉得这样不太舒服，但一想起妈妈老是说她“别让人笑话”，又觉得躲在馒头里面挺安全的。在处理完这个画面后，具体的病理性记忆事件又浮现了。
有一次阿玲待在自己房间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外面小声说话。她听不清，但总觉得他们在偷偷地说自己坏话，心里很压抑。其实家人是担心影响她学习，所以说话故意压低了音量，阿玲却从负面去解读了，说明她那时已经出现了敏感、多疑的偏执型人格改变。后来更严重，她上厕所时，总感觉外面有人议论自己；考试时，身边同学稍微动了一下，她会担心别人偷看自己的答案。
刘承洛还发现阿玲一度认为自己有超能力。她在深度潜意识状态下说，“那时候老师提问，我总在30秒前感知到。有时老师还没说话，我就能大概猜到老师要说什么。”因为以为自己有超能力，阿玲还曾一度不敢与别人对视。我引导阿玲纠正这个扭曲认知，这并不是真正的超能力，而是她一直很希望得到老师的认可，害怕被批评，所以长期过度关注老师的言行举止，对老师非常了解，才有了所谓的“未卜先知”。这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后，阿玲的病情进一步稳定了，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
后来，我又对她进行了3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分别处理了频繁头痛、长期失眠，以及觉得喘不过气的问题，以下简单介绍这些躯体症状背后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比如关于头痛，我找到了以下的病理性记忆事件：阿玲的病情十分严重，自杀念头很强烈，她猛地抓起一把抗抑郁药吞了下去。虽然所服用的剂量不足以对其生命造成威胁，却导致她头痛欲裂、呕吐恶心。
阿玲有一次在家里大发脾气，感到莫名愤怒，这导致她整整2天睡不着觉，头痛难当。自从她生病后，家人都很关心她，尤其父母，容易紧张、焦虑，这反而给了阿玲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她感觉很疲惫，仿佛康复也变成了一种满足父母的任务。而长期失眠的症状，与以下的创伤事件有关：上面提及过，阿玲读书非常用功，晚上经常熬夜学习到12点，甚至更晚，才迷迷糊糊地入睡。但她又担心第二天起不来，或者睡死了听不到闹钟，所以她强行让自己不能睡太沉。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睡觉时总不踏实，睡觉很浅的问题。
她休学后虽然不用担心第二天的上学了，但还是睡不着觉，躺在床上难受，就起来找事情打发时间，最后一整宿都没睡着，作息越来越紊乱。她甚至有点害怕睡觉，因为只要闭上眼睛，就很容易想起以前那些痛苦的事情，越想越烦躁，越烦躁就越睡不着了。关于阿玲总是感觉自己喘不过气的问题，刘承洛发现与以下的病理性记忆事件有关，主要与她得病后的自卑、压抑有关：
阿玲总是感觉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只要一抬头，仿佛就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这让她感到非常压迫。于是她刻意地弯腰、低头，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而且形成了习惯。她上半身不舒展，呼吸道不够通畅，久而久之就容易感到胸闷、喘不过气。上了初中后，阿玲的成绩一直不太好，她觉得同学们瞧不起自己。但她认为自己的手工做得还不错，可老师、父母也从没有表扬过她，“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阿玲说她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内心常常感到压抑，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阿玲离开了那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后，转学到普通高中，虽然压力是减少了，但这件事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感觉自己被打败了，“我现在就是一个失败者，是一滩烂泥，再也爬不起来”。
这3次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后，效果很快就呈现出来了，阿玲头不疼了，晚上也能够安然入睡了，觉得自己呼吸也很顺畅了。因为这种躯体化症状困扰她和家人很久了，而且吃药无效，所以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后这些症状迅速缓解、消失，阿玲和父母特别开心，对我们的信任度大大提升了，阿玲对于自己最终能够康复也有信心了。因为临近过年了，阿玲跟父母先回家了，心理干预暂停。但其实她的诸多症状都还没处理到一半，我们比较担心她回家后的状态。在春节期间，刘承洛与阿玲妈妈保持紧密联系，关注阿玲的病情。总的来说，阿玲在家时情绪相对稳定，向父母发脾气的频率明显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