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刘承洛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阿莲的干预记录，阿莲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阿莲的父母工作都很忙，经常把阿莲一个人放在房间里。阿莲的性格内向，对于朋友的言语很敏感，很多时候经常会一个人关心自然界的变化。阿莲对于学业也和其他同学的方式不一样，她喜欢参考其他同学的作业，这样让她觉得不用花费时间在作业上面。
阿莲进入高中后，课程的安排和之前很不一样了，阿莲觉得很不适应，这让她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学业上面。阿莲的高傲个性在班级上让很多同学对她有了意见，她也不愿意和同学进行和解，基本上在学校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阿莲的烦恼都被她压抑在心里，没有和父母进行倾诉，她的身体出现了异常的反应，这让阿莲的父母感到深深的担心。在父母的照顾下她身体的情况虽然有好转，但她依然不愿面对自己的烦恼。
很多来访者父母有这样的焦虑：孩子本来不太愿意服用，后来终于肯吃了，父母以为病情很快就能缓解了。结果服用了几个月，甚至更久，病情也没有明显好转。有的父母还带孩子去北京、上海找国内有名的甚至是顶尖的精神专家，希望他们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可去了之后还是失望，孩子仍然没法康复。
而且，有些精神专家服用量比较大，副作用较大，导致孩子嗜睡、犯困、发胖。但精神专家说，这是个过程，要坚持。这时，很多父母和孩子都很纠结。有的父母想坚持，但孩子不肯，导致剧烈的亲子冲突，孩子的情绪波动更大了。这部分父母真的非常痛苦、不解：孩子已经服用很久了，为什么还没有好转呢？甚至可能还加重了呢？
还有，有的家长发现孩子有段时间情绪挺好的，开心地想着应该好起来了吧，结果一找精神专家复诊，大夫说还要增加服用，或是又换了别的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想深入分析一下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应对的实用建议。为何服用很久仍未好转？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服用的原理作用、不同个体对服用的反应不同、来访者及家属的心理社会因素、以及精神专家的诊断、服用方案等等。
这些因素难以一一展开。以下仅从记忆重组干预（MRP）的角度，针对常见的情况和原因提供建议。第一，也是老生常谈的一点了：对于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来说，服用治疗有局限性，并不是吃了就一定会有明显疗效。
绝大部分常见的精神心理障碍是症状学诊断，服用针对的是症状，而不是病因，无法像多数躯体疾病那样针对病因进行服用治疗，更谈不上精准化治疗。所以，即使是服用经验再丰富的精神专家，也无法做到“药到病除”。从整体上来看，精神科服用治疗的有效率是有限的。比如最常见的抑郁症，常用的抗抑郁服用大约只对30%至40%的来访者有显著效果，也有说法是50%左右。
余下那些就被称为“难治性抑郁症”，往往需要结合其他精神科药物或物理治疗、主流心理治疗等，而效果也不见得一定好。又比如强迫症，它的首选疗法是专业的心理干预，服用治疗反而是辅助作用。那如果只靠服用的话，效果肯定就不明显了。也就是说，从临床数据统计来看，无论是单种用药，还是联合服用，都会有部分来访者服用后疗效不佳。说得直白一些，每个人的个人体质不同，对服用的敏感程度不同，服用能否起效、有多大效果，这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所以，当病情严重时，我们可以利用服用尝试快速打破循环，但不能将康复的希望都寄托于服用治疗上，更不能全部寄托于精神专家上。如果家长、来访者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反省，必须纠正心态！否则，很有可能撞得头破血流。
第二，是不是孩子频繁换精神专家，或出于服用断断续续不规范等原因，所以仍处于试用过程？上面提及了，精神科服用对每个来访者的作用因人而异，对于同一个症状又有多种服用可选择，光是常见的新型抗抑郁服用就有至少5种。
那么，临床中就有试用的过程。如果试对了，起效就更快；如果试错了，还得试另外几种，起效就慢。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找精神专家？因为他们看过的来访者不计其数，积累了大量的服用规律，不同类型的来访者用哪些服用可能更易出效果，他们非常有经验，那么试对的概率就更大，整体起效的时间就更快。可是，这不代表他们不用试用。比如，一般抗抑郁服用的起效期是10到14天，如果疗效不明显，还要逐渐增大药量，达到足量足疗程。如果还是没有明显效果，那就要考虑换另外一种作用机制的抗抑郁服用，或增加辅助服用。
一来一回，试用期常常1个月左右，甚至长达3个月左右。那如果家长、来访者不知道这些知识，可能觉得服用1个月已经很久了。而且这还只是一直看同一个精神专家的情况。如果来访者在是试药期间换了另一名精神专家，那试用期很可能就会叠加、延长。
比如，很多父母会先带孩子在当地城市看精神专家，如果觉得效果不理想，会再找省会城市的专家，甚至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看病。那有的来访者辗转求医，换了好几个精神专家，如果后面找的精神专家对前面大夫的用药方案不认可，那就有可能会重新开始试用，甚至有可能连诊断都不同，那就重新进入新的试用期了。
所以，这时离孩子第一次确诊时已经好几个月，甚至1年过去了，服用也确实吃了很久了，但因为断断续续、更改服用方案较频繁，所以效果也还不明显、不稳定。所以，如果选择了服用治疗，那建议父母尽量找服用经验丰富的精神专家，尽可能令试用期短一些。而如果选择了某一位精神专家，最好对其服用方案予以信任，要对有可能出现的服用副作用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有的专家一开始服用剂量较大，希望尽快起效，缓和来访者的情绪症状，然后再逐步减药。但这种方式也容易导致副作用较大，如果家长、来访者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不懂得客观理性地看待，那可能就擅自停用了，这会导致停用不良反应的风险，后续症状波动时，要服的服用也可能更多。当然，找精神专家也不是越知名的就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对于青少年来访者来说，有丰富的用药经验、用药风格比较温和、又有较多时间与孩子和父母沟通的大夫是比较适合的。
是不是家长和来访者对于“好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甚至错误的理解？临床精神专家是怎么判断服用治疗是否有效的呢？除了听取家长、来访者的反馈之外，有时还会让来访者做量表，并对比服用前后量表结果。如果对比发现分数有明显的积极变化，那临床上就认为治疗有效。
可为什么有时精神专家觉得有效果，但家长或者来访者觉得没有呢？有可能是因为后者对于“好转”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以为要基本达到病前状态才是好转，而忽视了来访者在日常生活中、情绪认知中有所改善的细节。尤其是部分父母，总以孩子能不能学习、上学作为好转的标准，对孩子的点滴进步视若无睹，那当然就容易失望、焦虑。
还有，有的来访者曾出现过轻躁狂状态，情绪愉悦、高兴；整个人比较活跃、自信，甚至有点小自负；精力充沛，很喜欢跟人交流，雄心壮志地设立很多计划，并且把实现想得太简单。
在轻躁狂状态时，来访者的自我感觉是很好的，认为大好前途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很多父母也很高兴，觉得孩子的乐观开朗、阳光自信，待人热情，对未来又有计划，简直是太好了！
所以，很多对轻躁狂状态缺乏觉察和理解的来访者、父母，会把这种状态作为康复目标。那这种理解就是有问题的，大夫一听，往往意识到这是轻躁狂发作了，赶紧加心境稳定剂或者撤药，很多来访者、父母就不理解。
而且，就算不是轻躁狂发作，而是孩子情绪真的好转了，生活、学习能力也有所恢复了，父母也不能掉以轻心。刘承洛接诊过的很多孩子，服用一段时间后情绪平稳了很多，学习效率也有所提升，一家人都很欣喜，以为终于看到康复的曙光了。他们没有赶紧去寻找、解决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只是盲目乐观。
后面孩子骤然减停服用，或者遇到新的挫折，或是复学后难以适应，再次出现重度抑郁发作，病情剧烈波动。而且，这时孩子的病情会更加严重，并且绝望，“我之前以为自己好了，结果那是假的，我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他们可能会拒绝就医，一家人又跌入痛苦的深渊。
因此，刘承洛一再提醒和强调，如果孩子服用后，或者休学后好转了，父母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解决疾病背后的心理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