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对面的公园里的人群，来访者阿琳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阿琳小学的时候成绩很优异，经常获得班主任的表扬，和班级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进入高中后，阿琳发现班级的同学经常讨论时尚的衣服，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很难融入寝室的集体中。
阿琳开始关注时尚的衣服，但当她和室友谈起来的时候，都会感到对方对自己的鄙视。阿琳的内心有很深的自卑感，不由自主地经常讨好室友。在一次在和室友的谈话中，室友说话的态度让她感觉到了嘲讽，这让阿琳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和室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室友闹翻后，阿琳的情绪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内心的苦恼淤积在心里无法倾诉。
我们在收治过的来访者阿琳，现在已经准备大学毕业了！在找到我们之前，她曾被权威的精神专家诊断为抑郁症、双相障碍、强迫症，甚至被怀疑是精神分裂症早期，病情非常严重。经过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阿琳复学成功，还考上了大学。如今，她康复得非常好，心态积极，思想理性而成熟，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准备投身其热爱的教育事业。
阿琳和阿琳父亲对于这段患病经历非常感慨，最近，他们两人都写了自述文章，详细叙述了心路历程及一些心得。他们希望分享给大家，帮助更多来访者、家属增强康复信心，我对她的父亲仍有印象。在一家人前来面诊时，在刘承洛对他们进行家庭治疗时，阿琳父亲都比较沉默，话不多，往往是阿琳母亲在陈述。而且我知道阿琳母亲性格比较强势，事业上也有一定成绩，姥姥、姥爷又是知识分子，不时对他们家的事务提出意见。所以刘承洛猜，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阿琳父亲的话语权是比较小的。这位父亲对女儿患病、康复有没有深刻的感受和自我反省？我是不太确定的。
现在看到阿琳父亲写的文章，刘承洛心里就明朗了。这位父亲其实感情细腻，对妻子女儿都很包容，女儿病重时，他也万分痛苦、无助，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女儿的患病经历对他也造成了心理创伤，以至于他有意无意地回避去回忆、记录那段时光。不过，随着阿琳的状态越来越好，各方面表现优秀，这位父亲的创伤终于慢慢得到疗愈了，更能放下心来了。而且，其实他仍然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文章，学习了不少科学的精神心理学知识，他在自述文章里运用了不少专业名词，这让我很惊讶。
阿琳父亲在自述文章里提到，阿琳确诊后马上就住院了，而且是被他和妻子用欺骗的方法留在医院里的。当时她就诊的医院是北京的某所精神专科医院，是全国权威的精神科专科医院之一，所以，阿琳父母因缺乏相关知识，又出于对专家的信任，作出“狠心”的决定，也是情有可原。但阿琳在医院里非常痛苦，哀求父母带她回家，发现没用后便决定伪装病情好转，而且成功骗倒了医生、护士。
她出院时表现得很开心，阿琳父亲认为女儿不是伪装的，而是内心也希望自己是康复了。但我认为，阿琳的高兴更可能是类似于“飞越疯人院”，庆幸自己终于被“放出来了”。无论如何，看到阿琳现在康复得这么好，甚至超过了其父母本来的期待，我真的很欣慰。以下分享阿琳父亲的自述文章，希望能对其他来访者家属有所启发。如今我女儿从一开始得抑郁症、然后接受心理干预、再到痊愈新生。在此期间，我很少会以文字的形式去回忆记录经历的时光，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总会以“已经不是学习的年纪”为借口来拒绝继续提升自己。但我的女儿会经常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反省，她说这种方式叫“复盘”，我觉得好像很时髦的样子。为了跟上她飞速奔跑的步伐，我也想向她“学习”一下，用新颖的方式反省在孩子治疗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继而从中提升，找寻和女儿现阶段的新的相处方式。每一位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刚一出生时，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孩子健康吗？”好像当时对孩子就只有这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孩子平安健康就好。可是随着孩子越长越大，父母对孩子的愿望也不断扩大。我起初也和很多家长一样，对我的女儿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她学习优异、多才多艺、能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甚至觉得，我这辈子实现不了的愿望，能不能培养她让她来实现。
但是在女儿得了抑郁症后，我那时就只剩一个愿望，我只希望她能好好活下去。在孩子出现症状时，我和她妈妈立即察觉到孩子可能是心理生病了。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相关知识经验，就按照常规的就医步骤，带孩子去了首都的大医院，找权威的精神心理专家就诊。精神专家通过科学仪器的检测结果，专业且“冷漠”地给女儿下了“抑郁症”的诊断书（后转为“双相情感障碍”），还告诉我们孩子病情严重，建议住院治疗。可女儿认为自己不是“精神病”，不愿意去住院。
但我们当时内心十分焦急，认为“权威专家”的诊断是不会错的。想着“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于是，我们狠了狠心采用了“欺骗”她的方式，偷偷把她留在了那里。孩子在发现被骗后，在专科医院的疗养院情绪失控了。她在住院的第一天，就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自己“精神病”发作的样子。医生对她采取了所谓的“保护性约束”，用束缚带把她捆在床上。好像精神专家也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因为几乎每一个来住院的孩子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每次去医院看望女儿，她都是泪流满面地求我们带她回去。可她发现无果后，就变成了对我们怨恨，并恶语相向。这个过程孩子痛苦，我们更痛苦。她开始对我们失去信任，开始“伪装”。她隐藏自己的情绪，故意表现得很好，让医生觉得她情绪稳定可以出院了。后来女儿说，那里有很多“小病友”也是这样毫不知情、莫名其妙地就住进来了。
我们当时急于想让孩子快速摆脱痛苦，但没想到却给孩子造成了二次伤害。当时我们认为孩子病了，就应该让精神专家治疗，我们家长只能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而其他方面是帮不了孩子的。既然精神专家让孩子出院了，那就说明她痊愈了，就这样，女儿成了医院里最快“康复”出院的病人。现在想想，我女儿出院时的开心并不一定是“伪装”，她的内心也很希望自己是真正痊愈康复了。
其实，女儿生病的第一年里，病情并不是很严重，她当时还是比较清醒，主动提出来自己可能是心理出现了问题，想要去看病，也愿意和我们交流，说出自己的困扰。她那是在主动向我们求救，但我们却自以为是地为她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但在住院这过程中，没有人真正想过她为什么会这样？没有人想过她真正需要什么？
所以她也从来没有对那里的精神专家打开心扉，也因此学会了伪装。后来女儿主动再次提起这段经历，她半开玩笑地说，那段经历留给她的“后遗症”确实不少。她现在看见白色药片都下意识一哆嗦，所以年纪轻轻就开始养生。但她也理解，我们当时是因无知而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她希望我们不要因此而愧疚。
所以，当孩子出现症状后，我们应该先保持平衡心态，再安抚孩子的情绪，观察孩子的行为，不要因为孩子有时的“情绪失控”就害怕与孩子保持沟通。然后，要与孩子树立治愈的信心，从语言和行为上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会和你站在一起，共同战胜疾病！最后再积极找寻合适的专业心理干预。出院后孩子很快复学了，但没过多久，原有的问题又再次显现。而且出现了很多新的病理性症状，甚至是自杀！
而精神专家告知我们，只有再次住院、调整药量，但我们觉得这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那段时间是我们家的“至暗时刻”。我们每天都害怕她自杀，根本无心工作。后来我们几乎放弃一切，也放弃了治疗，带着她自驾旅行。而女儿那时候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我们没有专业知识，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否正确，不知道哪句话触碰到她的“引线”，她就爆发了。旅行也经常因为她情绪波动而中途中断。那时真的有放弃治疗的念头，我们心疼孩子，就觉得无法去上学就不上了，大不了一辈子就养着她，护在怀里，让谁也伤不到她。但后来发现，“抑郁症”会让她不断内耗，会自我伤害，不只是单纯地让她远离大环境的刺激就行了。
那些病理性的心理创伤扭曲了她的认知，使她厌恶自己，陷入无限悲痛中无法自拔。但在这期间，我女儿即使内心痛苦，但她出门在外时还是尽力控制情绪，保持对他人的礼貌和衣着整洁得体。她骨子里的骄傲不允许自己在他人面前情绪失控。这点很像她妈妈。她妈妈虽然有时语言表达强势，但内心是个善良、坚强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我们想，女儿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但都只选择了去伤害自己，从未想过去伤害别人，她是多么善良的人，她值得这世间的美好，不能让她一辈子就这样了！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找寻治疗的新途径，我们一定要带她走出来。但是不能再继续原有的治疗方式了，要去寻找真正适合我女儿的医生和治疗方式。偶然间孩子妈妈通过网络看到刘承洛的信息后，觉得这或许是一个治愈孩子的机会。但由于上一次失败的治疗经历，导致我们在开启新的治疗行程时很犹豫。在和家人商量后，家人都支持一定要去试一试，“赌一把”。
对于心理干预的过程，我无法像刘承洛那样进行专业的表述，也不像女儿可以直观感受。孩子的病理性记忆很多，症状也很多，治疗起来比较复杂，困难曲折我也就不一一赘述。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方式于我们父母而言，我感觉与之前治疗最大的不同，就是刘承洛让我们父母意识到，我们不再是孩子治愈过程中的“旁观者”，而是帮助孩子康复的重要力量。
而刘承洛在每一次给女儿做深度潜意识创记忆重组结束后，都会向我们简单说明孩子病理性记忆的形成原因，让我们避免错误的再次发生。刘承洛也会给我们做家庭指导，纠正我们错误的认知，引导我们调整教育孩子的方式，教我们与孩子有效沟通的方法。这其实也是对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的巩固和延伸，我们也可以更加了解孩子的心理干预进程，对于孩子后续表现也可以理性看待，及时反馈给医生。同时，这种“参与感”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念感，逐渐消除父母面对孩子病况时的“无助感”和“内疚感”。
心理干预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合力治愈，最终事半功倍。女儿的这次心理干预过程十分曲折，从面诊到开始心理干预，再到女儿完全康复，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年，刘承洛在她身上耗费了很多心思。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始终相信、配合心理干预，从不放弃。看到女儿症状一点点消失，一点点地好起来，我们内心高兴极了，觉得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值得。在女儿治愈基本康复后，她成功复学，考上大学，并在暑假考下了驾驶证。
在康复前，她可是一提到考试就害怕的，外界小小的刺激她都很敏感，无法承受。我为她的恢复之快而感到惊讶！其实，在她上大一刚刚恢复与他人交往以及学习生活的时候，以及面对大学第一次期末考试时，还处于康复初期的她又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由于我们在刘承洛的影响指导下，已经构建了对于孩子教育的新的认知体系，所以孩子在情绪波动时，就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也并没有慌张，及时与刘承洛联系，申请再次对其进行巩固性的心理干预，处理了一些更深层面、之前未挖掘出来的病理性记忆。
我们知道心理干预的效果有一定的延时性，所以孩子在刚刚恢复学校生活有些不适应，是完全正常的。我们会和刘承洛不定时地反馈孩子的新情况，刘承洛也耐心地一一给我们分析和指导，慢慢孩子就勇敢地迈过了心里那道坎儿。我们承认，在女儿康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有一段迷茫和不安的时期。虽然我们在刘承洛的指导下改变提升了很多，但是我们过去确实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病理性记忆，面对孩子来之不易的痊愈，我们的确“小心翼翼”。孩子妈妈说：“我的确是有点怕了，我几乎什么都顺着她，怕再惹到孩子。”而且女儿大二就因为疫情开始封校，我们不能经常见面，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时刻观察她，我们不可能不担心。
但后来发现，她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时刻“盯”着她了。她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什么都求助于我们，我们对她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渐减少，甚至可以说，她对外界影响都不会像以前那么敏感了。她开始逐渐给自己穿上坚硬的铠甲，敢于独自面对风雨了。不管是疫情在家上网课，还是在校封校，她都能妥善安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女儿曾经和我们说，其实最难的不是接受心理干预的时候，而是心理干预结束并刚刚“回到人间”的那一段时光。她已经“与世隔绝”了近1年，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去学习、重新去适应。但是她的内心不再焦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节自己。她在不断内化刘承洛为她构建的积极认知体系，不断巩固自愈，继而逐步形成她新的理念、价值观。
现在，她还逐渐把刘承洛带给她的理念和影响，融入到她所学的教育专业中，继而传递给他人正能量。女儿的这些变化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的确要转变对她的固有看法，要和她一起进步。我们要去除掉对女儿的内疚之心，用崭新的眼光看待女儿。如今，孩子就要面临毕业即将步入新征程，虽然说她现在有目标，也更加成熟，抗压能力也更强了，但做父母的无论怎么说，永远都还是会担心的。面对这“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我的姑娘还没有见过社会险恶，没有经历过磨难，我怕她飞得太高摔疼自己，怕她飞得太远遇事只能孤军奋战。
但现在我们只会陪伴她、帮助她、支持她，不会再要求她、强迫她、左右她。我们全家及时沟通，在思想上始终拧成一股绳。她自己认为，刘承洛为她进行心理干预的经历，是一段促使她快速成长的宝贵经历。刘承洛构建的认知体系会让她在今后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坦然面对，冷静处理。心理干预的结果并不只是病症消失了，而更多是使女儿对待自身和周围环境有了正确认知的深远影响，这是她一辈子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