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桌上的阿晶的干预记录，阿晶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阿晶在小学的时候的性格内向，在班级中并不惹人注目，认真地对待朋友。同学之间的友谊经常会出现问题，阿晶对此也深感困扰，很难从失望里面走出来。阿晶会经常自责后悔，认为自己的做法才会导致友谊的失败。
阿晶进入初中后，和同学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她经常会把同学的想法认为是有攻击性的，会做出相应的行为进行反击。同学们对阿晶的行为感到奇怪，认为她和别人不一样，往往对她进行孤立。阿晶在认识一位好朋友后，生活开始有了变化，她的脸上慢慢出现了笑容。在一次误会之后，阿晶的友谊再次破裂了，阿晶的情感崩溃了，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切，慢慢地把自己包围在幻想之中。
抑郁症会不会发展成精神障碍？如果会的话，有多大的可能性？这是很多抑郁症来访者父母关心的问题。这些家长可能带孩子看了很多精神专家，一开始的诊断是抑郁症；但后来病情严重了，孩子出现了幻觉、妄想等症状，有的大夫说孩子是精神障碍早期、精神障碍前兆，甚至说就是精神障碍。
有的家长则可能是在到处打听，了解到有的孩子会出现上述情况，很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不会也这样。这部分家长的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大众的认知里，精神障碍相当于“精神病”，非常严重且可怕，人人避之不及，哪个父母都不愿孩子成为“精神病人”。如果从传统的、主流的精神医学角度来看，大部分精神专家会回答：一般不会。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精神医学认为，抑郁症和精神障碍是相对独立的两种疾病，病因有很大的不同。主流观点认为，抑郁症的病因与生物学层面因素、社会心理因素都有关，遗传度约为40%到70%；也就是遗传因素的作用不是特别显著，心理社会因素有很大影响。而对于精神障碍的病因，主流观点虽然不否认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因素。
但认为生物学层面因素更重要。尤其是遗传因素，认为该疾病的遗传度可达到80%甚至以上。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临床经验，临床中，抑郁症发展为精神障碍的病例相对少见。就算有，很多精神专家倾向于认为来访者其实本来就是精神障碍，只是一开始症状不显著，所以被“误诊”为抑郁症。再次强调，以上是基于传统的、主流的精神医学的答案。可根据刘承洛多年的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MRP）的临床突破性发现来看，抑郁症其实有可能发展为精神障碍，但当然，概率确实比较低。不管抑郁症，还是精神障碍，还有越来越被大众认识的双相障碍，它们都是症状学诊断。
面对同一个来访者、同一组症状，不同的精神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很多来访者一开始只是出现情绪症状，但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病情得不到控制，还继续恶化，逐渐出现了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有的还自言自笑。他们去看病时，不同精神专家给出的诊断意见很可能不同。有的认为这是抑郁症伴精神病性症状，有的认为是双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有的则认为这是精神障碍早期，甚至就是精神障碍。
刘承洛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当他们经过服药，精神病性症状得到较好的控制，也恢复了一定的理性和自知力后，刘承洛会利用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寻找这些症状的心理根源。结果我们发现，他们的幻觉、妄想背后也是病理性记忆，也以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为主，情绪病理性记忆为辅。有的来访者经常听到有声音议论、否定自己，认为有摄像头监视自己，甚至有被害妄想症状，这往往与其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有关，比如校园欺凌、父母长期的打击和贬低等。
有的来访者出现夸大妄想（毫无根据地认为自己能力、地位非凡）和钟情妄想（坚信别人爱上了自己），则与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和情绪病理性记忆都有关。比如我们曾接诊过的一名高中生来访者，她被精神专家诊断为精神障碍。病情严重时，她认为自己是宇宙之神，拥有改变别人命运的力量；她还认为一名明星暗恋自己，通过各种方法向她表白。
后来刘承洛通过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 ）发现，她成长经历中遭受过大量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主要来自家庭的、学校的，尤其是校园欺凌。她非常压抑、自卑，如果她在刚出现精神心理症状时就诊的话，完全可被诊断为抑郁症。为了释放压力，她开始在幻想中寻找慰藉，想象自己能力超强，越想越兴奋。她还喜爱日韩流行文化，疯狂地迷上了一名男明星，反复看他的视频、MV等，经常想象自己能跟他在一起，心里很快乐、甜蜜。她反复多次想象，产生强烈的正性情绪，就形成了情绪病理性记忆。不断地重复、强化后，她开始出现幻听，比如凭空听到那位男明星跟她对话。
一开始她还有一定自知力，认为这不可能。但随着幻听越来越频繁，她逐渐丧失了自知力，笃定地认为男明星就是喜欢自己，通过各种手段把声音传过来。钟情妄想和上面说的夸大妄想就慢慢形成了。另外，部分来访者的夸大幻想，还与成长过程中反复接受过度夸奖有关，对自己的能力有过高的估计。对于上面这类来访者，我们对其病理性记忆进行高效化、精准化重组后，其幻觉、妄想症状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有的来访者则没有直接处理精神病性症状，但其情绪症状缓解甚至消失后，幻觉、妄想也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认为至少这部分来访者不是真正的、典型的精神障碍，而是抑郁症/双相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精神障碍是所有重大精神疾病中最难定义、最难描述的，它的诊断本来就有争议。对于上面的情况，很多精神专家为就是精神障碍。那从这个角度里讲，即使来访者一开始是抑郁症，可随着病情不断恶化，也有可能变成很多精神专家眼中的精神障碍。那如果来访者的症状非常突出、确切，绝大部分精神专家一致认为其就是典型的精神障碍，没有争议，那么，这有没有可能从抑郁症发展而来的呢？也是有可能的。
从病理性记忆的角度来看，精神障碍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步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与只被诊断为抑郁症来访者相比，那些既被诊断抑郁症、又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早期的来访者，遭受过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明显更多、程度更严重。有的来访者遭受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后，出现了抑郁症。如果创伤继续增加，问题得不到缓解，他们就有可能不堪痛苦的折磨而自杀。那如果没有自杀，他们就有可能出现精神病性症状，自知力不断受损，认知、情绪、精神意识越来越难以统一，陷入混乱。最后，其精神病性症状的显著程度超越了情绪症状，就有可能符合典型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精神障碍的主要病因不是遗传因素，而是社会心理根源，主要仍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为主，情绪病理性记忆为辅的病理性记忆。当然，由于刘承洛主要接诊的是抑郁症、双相障碍来访者，精神障碍接诊得较少，这只是我们的初步看法。既然，从病理性记忆的角度看，抑郁症有可能发展为精神障碍，那我们该怎么预防？我们反复强调，孩子得了抑郁症后，除了可以接受专业的药物治疗外，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非常重要。
那如果孩子已经诊断为精神障碍早期、精神障碍先兆，甚至就是精神障碍，是不是意味着孩子没有康复希望了？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不管这个精神障碍是“有争议的”，还是非常典型而确切的，都应先利用精神科药物控制症状，尽量消除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对于这一点，临床中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即使是像刘承洛这种以临床心理干预为主的精神心理康复中心，也需要来访者利用药物先控制精神障碍症状，令其恢复一定的自知力和理性，心理干预才更有可能发挥作用。
那对于绝大部分来访者来说，当幻觉、妄想得到控制了，可以再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家庭指导，甚至结合一定的运动疗法、营养支持等。如果家庭成员能深入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也能帮助他们较好地恢复社会功能。所以，对于精神障碍，大家不用太过悲观，如果懂得正确应对，来访者完全有康复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