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晴来到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干预的时候，面容有些憔悴，神色有些紧张。阿晴的性格内向，在小学和同学相处得很融洽，做事也比较有分寸，深得老师的喜欢。进入初中后，阿晴的班主任十分严厉，对班级的管理很严格同时学校的时间安排也让阿晴感到不适应。
阿晴开始上课走神，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让心情变好。班主任观察到阿晴的问题时，在课上打断了阿晴的幻想，并在全班面前对阿晴进行嘲讽，让阿请感觉到很难堪。这件事情之后阿晴觉得班上同学和她逐渐疏远，心里的痛苦无法减轻，脾气变得喜怒无常出现了双相障碍的表现。阿晴发现自己在课上的专注力变得无法集中，对学业也变得不在乎了。
校园暴力案件令人震惊，却层出不穷。我国施行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39条强调了学校对于学生欺凌的预防和处理职责。而且，这部法律首次对“学生欺凌”进行详细地定义：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行为。有相关专家认为，以前国家对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理主要是有关部门发布指导文件，不具备强制性。现在上升为法律条文，而且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肢体暴力和伤害，还包括了语言辱骂和网络暴力，这是对受害学生更加有力的保护。
刘承洛在记忆重组的心理干预中，发现孩子受到的校园欺凌难以察觉，或者说难以界定，有的可能未达到大众认为的“欺凌”的程度。所以也未能得到老师、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父母在处理的过程中也不得当，造成了二次心理伤害。
这些事件对孩子造成了的病理性记忆，成为他们出现心理障碍的主要根源之一。对于体罚、变相体罚，现在在学校里确实越来越少见了，这是教师群体素质进步的体现。可是，老师对学生的语言暴力仍然大量存在，而且很多老师缺乏意识。有时候，老师对学生说的话虽然称不上侮辱人格尊严，但对于自我认知和三观未稳定、未真正建立自信的青少年、儿童来说，这仍然是侮辱性极强的伤害。
刘承洛最近干预的一名青少年，她被权威精神专家诊断为双相障碍。我们利用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寻找其患病的心理根源时，发现部分原因是学校老师对她的伤害。
其中一件事非常能够说明上面的问题。这名来访者中学时曾经转学，最后一次到原来的学校收拾学习用品时，她不小心把日记本落在了课室里。没几天，一名隔壁班级的同学告诉她，说她的日记本被班主任捡到了，班主任还专门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她的日记，里面记录了很多她对原来学校老师、同学的看法，包括不满，还有非常隐私的事情。而且，班主任念的时候，还不时停下来调侃几句，说了很多贬低、取笑甚至是侮辱来访者的话，惹得全班哄堂大笑。这名同学把整个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来访者。
来访者越听越愤怒，感到无比的羞辱！本来这个班主任老师之前就对她造成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现在又形成了新的创伤。她不但对这个老师极度讨厌，后来对教师群体都产生了排斥心理，学习状态越来越差。又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她还一度对男性感到厌恶。像这种例子，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过程中发现过很多。有的是老师骂学生“笨”“蠢”“猪脑袋”；有的是评价学生时语气冷嘲热讽、言辞尖酸刻薄，甚至飙脏话，而不是客观、平和的表达方式。你说这些构不构成违规、违法？算不算侮辱和校园欺凌？可能很多人觉得这都不算是个事儿，说这些话的老师更加不觉得，“我这是在教育学生啊！”
孩子回家跟家长说，有的父母反而会埋怨孩子不听话，“老师是为了你好”。就这样，孩子受到的心理伤害被轻轻带过，被大人们“合理化”，父母的这种处理方式会给孩子带来二次伤害。有的家长还附和老师，让老师该骂骂、不用嘴下留情。这又会反过来使这些老师更加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不断重复这样的教育方式，甚至变本加厉。很多得了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孩子不只一次、两次遭遇这样的事件，而是长期、持续、反复，形成了大量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老师对这部分孩子的患病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另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校园欺凌”是来自同龄人暗地里的排挤。这种“欺凌”往往没有明显肢体暴力，甚至也没有明显的、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暴力，而是一种隐性的、刻意的孤立。尤其多见于女生之间。这种现象有两种常见的原因：
有的孩子从小遭受过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主要来自原生家庭，也可能有部分来自学校。这导致他们的性格胆小怕事，自卑敏感，习惯于顺从和忍让。他们往往与父母关系不良，未形成亲密的亲子关系，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诉求。于是他们转向同伴，非常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可，非常在意外界的评价。以上两个因素使他们逐渐形成讨好型人格，遇事不敢反抗，还尽量迎合讨好同伴，生怕惹别人不满。现在的学校里很多学生本来就有精神心理问题，欺软怕硬，有时孩子并没有做错什么，但这类学生就是看孩子不顺眼，专挑软柿子捏。
刘承洛曾干预过一位抑郁症、双相障碍的来访者阿华。12岁时，她从普通的县城中学转入大城市里的贵族住宿学校。她的舍友们打扮得时尚，见多识广，相比之下，阿华觉得自己就是个“土包子”。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阿华出于自卑以及对舍友的羡慕和崇拜，总是讨好她们。舍友见阿华好欺负，也经常差役她，逼她做不情愿做的事，还经常嘲笑她。出于羡慕嫉妒恨。有的女孩子长得好看，各方面表现也比较优秀，但不擅长或者不屑于人际交往，不懂得或者不愿意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有时是她们的优秀惹来妒忌；有时是有男生喜欢她们，但另一名女生又喜欢那名男生，所以对她们嫉妒，便联合班里的大部分人对孩子孤立。平时缺乏知心好友、坚实友谊的孩子，一下子陷入了孤立无援。孩子能明显感觉到班上的大部分同学疏远自己，在背后议论自己，有时有意无意地说一些指桑骂槐、阴阳怪气的话。
那这种算不算“学生欺凌”？能不能界定为欺压、侮辱？有可能很难。以上两种隐性的“欺凌”看似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而且正因为其隐蔽、难以被觉察和重视，问题一直难以得到解决，孩子便会反复遭受伤害，压力不断积累，最后出现精神心理障碍。常见的比如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发展性创伤障碍，这两个障碍强调的不是重大病理性记忆，而是反复的、长期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人际方面的病理性记忆。
这相当于刘承洛记忆重组提出的新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如果在校园遭受了某些重大的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和欺凌，则有可能出现典型的急性应激障碍，如果1个月后不缓解，可发展为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的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在治疗方面都是难度相当大的。而且很可能在后续继发抑郁症、双相障碍。
所以，社会各界总是说校园欺凌会对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那具体有什么严重的危害？会导致哪些精神心理障碍？很多大众、心理服务者甚至包括精神专家都是缺乏清晰意识的。
很多孩子遭受欺凌后，出现情绪问题，然后到医院求诊。但很多精神专家只关注情绪症状，并没有意识询问孩子的在校经历，辨别是否存在校园欺凌和病理性记忆。又或者精神专家虽然得知孩子遭受过校园负性事件，但认为程度不严重，不构成病理性记忆，充其量只是诱发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精神专家诊断就往往是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等，而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与心理创伤相关的障碍。而前面这些障碍都是症状学诊断，病因说不清道不明，无法证明孩子遭受欺凌与患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非常不利于为家长、孩子维权。
刘承洛曾接诊过一位来访者阿芸，她小学时长期遭受校园欺凌，被同学扇耳光、殴打、辱骂、扯头发，甚至扔到垃圾桶。若是现在，这已经够得上违法了，但当时阿芸不敢反抗，也没有告诉父母。后来她实在承受不住了，转了学。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后，她的情绪和学习状态大有好转。但突然有一天，她收到了陌生号码发来的2张照片，一张是她曾被扔进去的垃圾桶照片，一张是她现在就读学校门口的垃圾桶。她当时就情绪崩溃了，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中。其母亲带她去看精神科，精神专家诊断她为双相情感障碍。其实，她当时更准确地诊断应为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SMD）。不过她可能未告诉父母、医生被欺凌的事，所以影响了诊断的准确性。
所以，当青少年因精神心理问题求助时，精神专家一定要仔细询问来访者是否曾遭受过校园负性事件，再谨慎下诊断。除了关注受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外，施害一方的精神心理状况也急需得到重视和专业干预。这也是常被忽略的一点。像上文提到的、因为言语不当而对学生造成心理伤害的老师，有的是出于好心，但用错了教育方法。可有的老师确实存在精神心理问题——偏执型人格障碍来访者。他们自以为是，严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对学生的教育方式超出社会规范，对学生的感受严重缺乏同理心。而且成年人的人格障碍纠正难度很大，一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起效甚微。
而对于学生欺凌中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精神心理问题也很严重，主要也是人格上的异常。虽然18岁以下不宜诊断为人格障碍，但很多欺凌者已经符合人格障碍的特征。现在国内外主流精神科大夫多倾向于诊断为品行障碍。对于这类学生，如果不及时干预，很容易成年后发展成人格障碍来访者，危害身边的人甚至是社会。
所以单纯对这些学生加强管教、批评教育的作用不大，而应采取专业的、深入的心理干预，尤其是家庭指导。从某个角度上看，他们也是错误家庭教育的受害者。比如其父母采取粗暴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动辄打骂，孩子也遭受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转而将怒火发泄到比自己弱小的同学身上。
有的则因为父母过于宠溺，孩子行为不当时，父母不但不自我反省、对孩子加强教育，还一味袒护孩子。这种教育方式会让孩子认为欺负他人并不需要承担后果。而且，有的有些孩子是校园欺凌中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上面提及的来访者阿芸，她被欺凌时，也参与欺负过几个弱小的小男孩。有时是迫于欺凌者的威逼，有时也难以自控地将负性情绪发泄到弱者身上。如果要更深入地遏制校园欺凌现象，引导父母采取积极的家庭教育方式、积极探究施害者心理问题的形成和干预，这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我国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和措施不要停留在表面，要真正做到实处，追溯源头，从源头上加强防治。真真正正地保护祖国的下一代在阳光下健康成长，如花朵般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