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来访者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在处理这些复杂情况的能力上尚存不足。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遭受到挫折，出现了扭曲的认知和行为问题，家长往往会对孩子的变化心里没有准备好，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也知之甚少。无法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指导，以帮助孩子走出遇到的困惑。
这样就导致了孩子很难承受挫折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痛苦，之前在中心进行干预的来访者阿俊就是这样。阿俊在和同学的互动中产生认知的偏差，认为自己在同学中被孤立和排挤。妈妈的教育方式也无法让他和妈妈深入地沟通这些问题，导致对同学产生了偏激的想法和行为。阿俊对学习产生了厌倦，无法继续学业而休学，阿俊妈妈对阿俊的未来感到担心和恐惧。阿俊妈妈在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官网预约了面诊的时间，带着阿俊来到了北京。
刘承洛基于记忆重组干预模式（MRP），尤其是结合大量深度潜意识下心理干预的临床干预，对抑郁症、双相障碍等常见心理障碍的病因有了突破性的、深入的发现：抑郁症背后的心理根源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
双相障碍和强迫症的心理根源是以多重性病理性记忆为主，情绪病理性记忆为辅的病理性记忆。刘承洛在文章中分享、阐述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来访者家长的认同。不过这仍未能解开他们的疑惑：“刘承洛知道孩子得病与过去的经历有关，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们加快康复？”
家长对心理障碍的原因有客观深入的理解。接下来的具体改变和行动也很重要，接下来的改变和行动也很重要，与家长的表现有很大的联系。孩子被诊断为抑郁症、强迫症，还是双相障碍，家长感到焦虑是人之常情，但这并不利于解决问题。当家长意识到自己处于焦虑、甚至恐惧中时，要及时给自己来一个提醒：我之所以焦虑、恐惧，可能是因为了解信息不全面，或受到了一些信息的误导，因此很可能陷入了灾难化思维。
很多家长从没听过这个诊断，就诊时精神专家也没有时间充分介绍，他们只好上互联网找答案。这里所说的“信息”，往往就是指家长从精神专家、互联网处了解到的、碎片化的疾病信息，尤其是关于双相障碍。但互联网上关于双相障碍的信息比较落后、而且不全面，整体传递出较悲观的一面。比如“双相预后不良”、“需终身服药”、“属于重性精神病”等信息，这如同一道晴天霹雳，令家长感到震惊，继而焦虑，甚至恐惧。
有时候，这些信息甚至是从某些精神找专家的嘴里说出来的，更加令家长诚惶诚恐，马上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以后就会变成精神专家说的那样，陷入灾难化思维。刘承洛接诊过一位来访者，当时他第一次去精神科就诊时，是由母亲随同的，而他的父亲因出差而无法一起前往，但他时刻关注儿子的情况。随后，来访者母亲打电话告诉父亲，儿子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医生说这是重性精神病，可能要吃一辈子药。这位来访者的父亲立刻崩溃，并坐在机场大厅的地上痛哭，“当时觉得我的孩子这辈子都完了”。
国内外现行精神障碍诊疗体系基本属于症状学诊断，并非病因学诊断。也就是精神专家仅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搜集症状、下诊断，并不探究背后的原因，也不懂得这些问题在其他学科里有怎样的理解和解决方法。可当青少年出现精神心理问题时，往往表现为认知、情绪、意志力和行为等方面的偏差，还通常伴有学习障碍。
这包括了行为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学。所以，精神专家对孩子下的诊断仅代表了这一学科的标签，而不是孩子就是这个标签，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家长感到极度焦虑、恐惧时，往往就是把精神科的标签看得太重了，而不具备其他学科关于这些问题的科学知识。
孩子之所以出现心理障碍，多重性病理性记忆是最主要的根源。家长最好对病理性记忆的相关理论有一定的了解。比如外显记忆、内隐记忆、病理性记忆概念。但刘承洛通过大量深度潜意识下心理干预，来访者在外显记忆层面记得的病理性记忆事件，与内隐记忆层面的很可能有较多细节上的差别。也就是来访者虽然记得那件事，但具体的经过记得不准确了。而这些细节往往与情绪、行为症状息息相关。还有，大部分来访者都在幼年、童年经历过病理性记忆，这也是心理障碍根源的其中一方面。可他们通常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至少印象模糊了，只能在深度潜意识下，到内隐记忆层面去寻找。
对病理性记忆的理论有所了解后，家长可以开始寻找孩子可能遭受过的病理性记忆，有一些事件是孩子记得的，一提起就不开心的，这明显是病理性记忆。而对于他们已经忘记的，要靠家长有意识地追溯到孩子婴幼儿、儿童时期，反省当时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
比如，是否对孩子有过肢体暴力、语言暴力、忽视、贬低，或者要求过于严厉、多次违背承诺、爱说教、不懂得尊重和理解孩子等教育方式，这都有可能造成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如果回想起有，可以在孩子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向孩子真诚地道歉。道歉只是其中一步，还需要家长持续地做出改变，积极弥补。有些家长发现自己曾对孩子造成这么多病理性记忆后，非常懊恼，甚至自责、自罪中，“孩子遭罪都是因我而起”。
家长有悔过之心是好事，这是自我反省的前提。但是自我反省不等同于自责自罪，责备自己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导致自己也出现抑郁症状。如果家长自己也成半个病人了，就更难帮助孩子加快康复了。有些家长出于内疚，一味满足孩子所提出的要求，甚至甘愿承受孩子的暴力攻击。孩子也容易因此变本加厉。
刘承洛并不同意家长采取这种方式“弥补”孩子，还会进一步加大亲子隔阂，并加重孩子的偏执型人格。家长应该建立“底线思维”。比如可以允许孩子指责家长，释放对家长的怨恨，而且家长这时不能反过来批评孩子，甚至打孩子；但孩子打家长绝对不行。若孩子不小心触碰底线，在情绪激动时多次无法控制自己，那最好到精神科复诊调整药物，甚至接受住院治疗。一旦这个底线建立了，家长要说到做到，双方严格遵守。
家长还要改善婚姻关系，在整体上提高家庭融洽关系，为孩子疗育创造有利的条件。有时候孩子出现的病理性记忆是家长相互争吵和指责造成的，所以孩子出现心理障碍后，家长一定要积极解决夫妻间的矛盾，避免再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避免互相指责。
如果夫妻关系不融洽，无法自我调整，可寻求婚姻指导。如调整失败，两人分开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但即使离了婚，彼此之间也最好应该保持理性的关系，要避免在孩子面前互相否定。如果家长能对问题认识得更加深入，还应分析曾经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自身的情绪和观念问题到底从何而来。这往往受到家长各自原生家庭、成长时期所处的时代和经历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家长也是曾经的“受害者”。
如果能认识到这一层面，家长才能不过分自罪自责，也不是一味埋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时代，而是意识到要积极主动地、通过科学的方法将原生家庭代代相传的不良影响从孩子这里“拦腰斩断”，培养孩子积极、健康的性格，造福下一代。
情绪病理性记忆主要与孩子成长过程中接受的过度表扬有关，比如老人家、家长等长辈总是表扬孩子聪明、天才、就是比别人棒、以后考清华北大之类的话。这很容易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目标有错误认知，争强好胜，追求完美，过分在意外界的评价，升学时只愿考虑最好的学校，接受不了批评和一时的失败。
所以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这样的特征，那最好要回顾孩子过去是否接受过度表扬，并从现在起就改变对孩子的评价方式。家长还可以向孩子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性格，解释长辈们以前的评价只是表达认可和期待，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活成那个样子才算“成功”。
就算真的要设立比较高的目标，那也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和奋斗，需要经历过失败和磨砺，而不是一步到位，也需要“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良好心态。当然，不对孩子过度表扬并不是不对孩子表达肯定，我们不能走这个极端。当孩子在某阶段取得一些成绩时，家长要及时地、具体化地针对孩子的行为给予肯定。比如认可他们坚持练习，灵活地运用了知识，遇到困难时积极应对等等；当然，背后可能还有师长、家长和同学的指导和协助，对所取得的成绩进行综合归因。
家长的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这起到的作用能改善孩子的症状。但这并不代表孩子不需要科学的心理干预。对于绝大部分中度到重度的来访者来说，利用药物和物理治疗作为辅助，再配合科学的心理干预是有必要的。尤其当孩子情绪波动很大，甚至有自杀行为、攻击他人等危险行为，或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时，应第一时间接受精神科药物或物理治疗，控制病情。
当病情比较稳定后，家长可带孩子接受科学的心理干预。此外，运动疗法、营养疗法都可以辅助尝试，但前提是孩子的病情已经明显有好转，处于康复阶段。孩子出现心理障碍后，或多或少都伴有学习问题，其实这是出现了学习障碍。学习青少年、儿童的主要任务，很多家长因此心急如焚，巴不得孩子马上开始恢复学习，不再落下学业。这部分家长要分析主次和先后。目前孩子的当务之急是缓解精神心理症状，然后才能缓解学习障碍，逐步恢复学习能力。当孩子的情绪趋于稳定，认知也比较理性，跟家长的关系也比较好的时候，家长再抓紧机会缓解孩子的学习障碍。为孩子后续复学打好基础。
当然，这对家长来说提出来很高的要求，实施起来有难度。如果孩子还是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甚至复学失败无法毕业，那还可以发展其他职业技能，甚至先步入社会。当孩子恢复了自信和学习动力，后续仍有很多机会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更新学历。我们要用长远的目光看待学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