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来访者在幼年的时候，家长的过于宽松的教育让孩子对规则意识出现了缺失，在学校的环境里，孩子的行为自控力不足导致了和同学的矛盾激化，在性格上出现了扭曲的认知和偏差。 在家庭关系上不服从家长的管教，甚至起了激烈的冲突。很多时候家长在对孩子深深的失望后，将孩子的性格变化寄托在出国留学上面。
当孩子在国外的环境下出现更加严重的行为问题后，无法继续进行学业休学回国。这个时候孩子会出现自暴自弃，每天日夜颠倒，玩手机和看小说，阿俊就是这样的情况。当阿俊妈妈发现如果让阿俊继续这样下去，他的一生就可能毁了。于是阿俊妈妈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上预约了面诊的时间，带着阿俊来到北京。
阿俊这种复杂的心理、行为问题，算不算患上了精神心理障碍？如果是的话，到底属于什么诊断？在与阿俊深入沟通之前，刘承洛听了其妈妈的详细描述后，心里曾对这孩子的症状做过一些梳理。阿俊有过抑郁症状，心情低落，萎靡颓废，对绝大部分都不感兴趣，还说活得很累、没意思。但他每次这个状态持续时间很短。当他出去跟女友约会、跟朋友们一起玩时，心情又非常好。有时候，他又情绪激动，大吼大叫，歇斯底里地发脾气，还在家打父母、砸东西。在很多传统精神专家的眼里，这符合轻躁狂/躁狂的表现。而从刘承洛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病理性记忆被激活的激越状态。不过，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也非常短，经常发完火第二天就好了。
他对待以前初中的同学时非常自大，认为自己家里有钱，瞧不起大部分人，所以行为鲁莽、轻率。但面对女友时，他又有严重的讨好心态，有求必应，一旦被女友抛弃就情绪崩溃。如果他当时去主流的精神科就诊，精神专家非常有可能将他诊断为双相障碍，但不是典型的双相Ⅰ型或Ⅱ型，而是其它特定的双相障碍，表现为“环性心境障碍”症状，也就是轻躁狂/躁狂症状、抑郁症状反复交替出现，但都未达到诊断标准。
如果按照DSM-5（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诊断标准，他不服管教，长期有攻击行为和对立违抗行为，也可被诊断为对立违抗障碍或品行障碍。但后来刘承洛与阿俊深入沟通时发现，他的以上症状虽然都有，而且明显对社会功能造成了损伤，带来了心理上的痛苦。但光看症状本身，又都不是特别典型。刘承洛根据经验认为，这些症状背后的心理社会根源都是病理性记忆，而且主要是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符合刘承洛提出的病因学诊断“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TMD）”。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精神科的临床研究前沿发现，他很有可能符合目前部分美国精神心理专家提出的诊断——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9个方面，而如果青少年满足了其中5个或以上，就可下诊断。阿俊非常担心好朋友和女友抛弃自己，不惜用金钱和卑微的心态来换取友情和爱情。他极度害怕被抛弃，并可能因此作出一些极端而疯狂的举动当女友提出分手时，他彻底情绪崩溃，爬上屋顶几乎要跳楼。
他非常希望一直有人陪伴以减轻这种空虚感。他有长期而强烈的空虚感、孤独感，经常感到日子很无聊、活得没意思。所以这又会反过来导致他过度渴望同伴关系，害怕被同伴抛弃。而以上这两个原因又会让他不自觉地要求同伴也像自己对待他们那样对待自己，如果同伴不能满足自己对于亲近的需求，他也容易激动、愤怒。这是他难以保持稳定的恋爱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有“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简单将父母和其他身边人划分为“好”和“坏”，而且这样的划分很容易变动。在比较理智的时候，他说谈的女友都太小了，耽误了自己用功和时间。可与女友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恨不得倾注所有的情感。他上一秒还觉得女友很好、自己离不开她，但一旦对方决定分手，他马上情绪波动，因爱生恨，对女孩完全否定。
他有别人难以理解的、自己难以控制的愤怒，频繁地大发脾气。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易怒、焦虑，但往往只持续几个小时，很快就缓解了，一般不会超过几天。这一点阿俊在家里时更加明显，他常常因为一点小事父母未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怒火中烧，曾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砸了，还差点把母亲掐到窒息！这种暴怒的表现和行为，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他自己也说，当极端的负性情绪上来时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控制不了。所以，如果按照DSM-5的标准，阿俊完全符合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
刘承洛在以往的文章曾提及，在精神专家观念里，不足18岁的来访者不能诊断为人格障碍。因为绝大部分精神专家都认为，人格障碍往往意味着其人格偏离已经非常固化，一般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都难以起效。换言之，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就很难摘下来了。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仍处于心身成长和发展阶段，人格即使有所偏离，但也不是十分严重，而且可塑性较强，所以不宜诊断人格障碍。
而现行的DSM-5将这个限制放宽了。这个诊断体系认为，如果相关症状和特征持续超过1年，那么18岁以下也能被诊断为人格障碍。但反社会人格障碍是例外，仍不能在个体18岁之前作出诊断。即使DSM-5放低了诊断门槛，但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精神专家对青少年、儿童的人格障碍诊断都是非常谨慎而保守的，一般不下诊断。而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精神专家对人格障碍的识别能力、诊疗能力较弱，该领域长期不受重视。
第3代认知行为治疗中的辩证行为疗法（DBT）可以有效缓解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症状，尤其对来访者的情绪波动和人际关系问题很有帮助，从而减少他们的自杀风险，令其逐渐回到生活的正轨。比如父母认为孩子的自残、自伤行为很危险，对身体有很大损伤，父母看到之后会非常痛苦、心疼，所以这个行为是个很大的问题，必须禁止、消除。
但如果从青少年来访者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实在太痛苦了，而自伤、自残可以暂时地缓解严重的负性情绪，让他们稍微获得安慰。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某种特殊情境下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辩证行为疗法就是帮助父母和孩子都要看到对方观点和感受的合理性和真实性。讲得通俗一些，可以说是引导他们“互相理解”。一旦双方可以深刻地互相理解了，他们就不要去争辩谁对谁错，而是转变新的思维方式，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逐渐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比如父母看到孩子非常痛苦时，应该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安抚，如果孩子一时难以完全停止自残、自伤，那父母甚至可以在某个短暂阶段、在保证孩子的生命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适当允许孩子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压。
而孩子也会意识到这个行为带来的风险，愿意逐渐减少自残、自伤的频率，并学习更积极的方式来释放负性情绪。应该说，辩证行为疗法确实意义重大。首先，它对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疗效确切，尤其是对自残和自杀行为效果显著。而且，它的出现给临床和大众带来了希望：原来人格障碍并非不可矫治，完全不需要这么悲观！
不过，从刘承洛记忆重组模式（MRP）的角度，尤其是结合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技术（MRP）的临床实践来看，辩证认知疗法仍难以触及症状背后的根源。上面提及，阿俊符合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刘承洛通过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发现，其种种症状的根源也是病理性记忆，尤其是来自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
比如，他为什么非常害怕被同伴、女友抛弃，还为此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行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父母对其一直采取粗暴的教育方式，他无法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父母也没有引导他树立积极的三观、学会正确的人际交往技巧，所以他在学校里容易被同学孤立。但人是社会型动物，尤其是有压抑、焦虑等负性情绪时，特别需要来自同类的陪伴和慰藉。父母无法给予阿俊这方面的心理满足，他自然就非常渴望来自于朋友、女友的亲密关系，特别恐惧被抛弃。
而其它症状如难以控制愤怒情绪、感到空虚无聊、“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通过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发现，这些问题的背后也是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当病理性记忆得以重组后，他的症状明显有所缓解甚至消失。所以，刘承洛初步认为，所谓的“青少年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主要根源也是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
当刘承洛利用深度潜意识找到来访者内隐记忆层面里的病理性记忆，再告诉他们父母时，父母往往会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孩子儿童、甚至幼儿、婴儿时期，父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事对孩子造成了病理性记忆。在巨大的心理冲击和触动下，这些父母会更加容易理解孩子的障碍和问题，更加有针对性地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从这个角度上看，刘承洛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能更快地达到辩证行为疗法的效果，而且更深入、更精准化。
而且，刘承洛认为对18岁以下的来访者诊断人格障碍仍然需要慎之又慎！人格障碍来访者有3个典型的特征：严重缺乏同理心、严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行为明显超出社会规范。所以对于这类来访者进行心理治疗或心理干预往往起效甚微，因为他们没有自我反省能力，认为全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不需要改变。
但阿俊明显不是如此。他情绪稳定时，仍具备一定的自我反省能力，可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对于他认可的人，比如同伴、情侣，他们也具备同理心，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照顾对方的感受。而且，目前国内外对于人格障碍的有效临床治疗还没普及，在绝大部分大众和心理卫生从业人员眼里，人格障碍仍是一个非常严重、几乎等同于“不治之症”的障碍。所以对于青少年并不适合下此类诊断。
最后，阿娟、阿俊这姐弟俩的严重精神心理障碍能得以缓解、甚至康复，他们必须感谢妈妈。
确实，他们的妈妈以往对一对儿女造成过不少病理性记忆，但当意识到孩子患病后，她当机立断，决定让孩子接受高效化的心理干预。
而且在这过程中她付出了很多心血，一方面要跟阿娟、阿俊斗智斗勇，引导他们积极接受心理干预；一方面又要及时向丈夫反馈孩子的情况，极力争取丈夫支持和配合。丈夫、家人对她有过不解、甚至责备，她都承受下来了。还有，因为阿俊的心理干预都进行得不算非常彻底；有很多症状还没涉及。所以他们去之后还是冒出了不少问题，有过情绪波动，但妈妈的改变很大，懂得与他共情、积极倾听，积极引导他调整心态。
现在，阿俊、阿娟与妈妈的亲子关系很好，这极大地降低了后续再出现严重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所以，这姐弟俩的康复过程再次印证了刘承洛总结的规律：当孩子出现了精神心理障碍，父母之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及时加强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争取成为有智慧的家长。这不但可以加快孩子的康复，甚至可能超过精神科药物的疗效，令孩子比患病前更加优秀、理性和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