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一天后看着桌上的干预记录，不禁想起了阿玲，她的症状很复杂，很容易陷入自己的抑郁中，在学校的时候会出现惊恐发作的情况，有时也会出现剧烈的情绪波动和父母争执。阿玲对自己的状态十分担心，虽然休学在家，但对于上学还是有强烈的意愿。只是自己的情绪状态很不稳定，没有办法继续完成学业。
阿玲母亲对阿玲的状态感到十分的焦虑，在带着阿玲看了很多家医院后，专家判断的是双相障碍。这个结果几乎让阿玲妈妈感到十分的崩溃，她在网上阅读了很多的文章，也试图改善和阿玲的关系，结果都效果不理想。后来在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的官网上预约了面诊时间，带着阿玲来到了北京。
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大一下学期开始休学在家，有重度“拖延症”，表现为懒散、意志消沉。她还有类似于囤积障碍（强迫症的特殊类型）的症状，明明家境尚可，她也知道不用过分节俭，但她看到空瓶子就忍不住捡，拿回家攒在一起；她排斥异性，“他们太靠近了我就想吐”，自称是“不婚主义”者，而且打扮中性，拒绝穿裙子、裤袜等女性打扮……
通过深度潜意识下创伤重组技术（MRP ）发现，这些症状背后其实是大量的、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以及男性带来的创伤。幸好，经过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后，再加上阿玲父母及时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她后续康复非常顺利。她不但成功复学，成为学霸，还养成了积极、乐观的性格，为人处事成熟、理性。父母和我们都非常欣慰！
阿玲随母亲前来面诊时，一眼就看出来这孩子非常不自信。她总是低着头、弯着腰，眼睛不敢直视别人、眼神闪躲，说话时声音很小，手上还紧紧地攥着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是两个空饮料瓶。阿玲看了刘承洛一眼，手里攥得更紧了，神情很不好意思，但不说话。阿玲母亲解释：“她一直有这个习惯，在大街上看到空瓶子、易拉罐就忍不住捡，哪怕是垃圾桶里的也不嫌脏，我拦都拦不住，她非得拿回家攒着一大堆。最后家里实在没地方放了，是我拿去扔掉的。”
后来刘承洛跟阿玲交流，她说小时候家庭经济一般，那时就捡瓶子希望帮补家用。但现在家庭经济条件好了很多，根本不需要了，但看到空瓶子还是忍不住捡，她自己也搞不明白原因。她这个症状有点像强迫症及相关障碍中的“囤积障碍”。但如果这该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出发，刘承洛认为这属于“囤积成瘾”。临床实践经验告诉刘承洛，这背后肯定有相关的病理性记忆。
阿玲当时看过好几位医生，曾被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通过网络问诊另一名权威精神科医生时，医生怀疑她是双相情感障碍。自确诊后，她一直服用药物，但药物副作用比较严重，几乎每天都会呕吐、恶心。但为了控制情绪波动，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她不得不坚持服用。
整个面诊过程中，刘承洛与阿玲及其母亲交流得很顺畅。母亲对我们的信任度很高，坚持说服女儿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经过排队、前期的认知心理干预和潜意识感受性测试后，阿玲开始接受深度潜意识下创伤修复。其复杂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也慢慢浮现了。
阿玲当时总是被深深的自责感困扰，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特别明显。她说，现在休学了，但每天都会莫名地伤心，很容易回忆起小学四年级时的往事。当时一名男同学给她写情书，却被母亲发现了。明明是10年前的事了，但她一想起来就十分自责，接着就陷入内疚难以自拔，非常痛苦，导致情绪波动。母亲也为当初的不当处理而道歉过，但是没有明显的效果。
刘承洛第一次处理的问题就是她的“过分自责”，这有助于较快稳定她的情绪。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发现了多个创伤。第一个浮现的病理性记忆就是小学男同学写情书事件。当时班上有一位男同学喜欢她，偷偷写了情书递给她。阿玲又开心、又羞涩，小心翼翼地情书折好，放到口袋中。当天，阿玲母亲洗衣服时一下子就发现了情书，喊来阿玲连连追问。阿玲很害怕，但不敢说实情，谎称是自己写的。
在一旁的爸爸没说什么，母亲当时也没有严厉的指责，但语气中透露着一些质疑。她严肃地告诉阿玲，“绝对不能影响到学习！”结果，发生这件事后，阿玲的学习成绩却真的下滑了，阿玲母亲非常生气，责备阿玲跟男生交往影响了学习。当时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继续深究学习成绩下滑的原因，发现其实阿玲与该男生一直是正常交流，没有做出格的事。她成绩下滑是因为母亲警告她之后，一直过分担心、焦虑，学习容易分神，考试也有些紧张焦虑，实际上，是因为母亲的不当处理导致她出现了学习障碍。
但阿玲没有能力觉察这些根本的原因，她觉得自己被母亲说中了，一方面自责自己成绩下滑，另一方面自责不小心让母亲看到了情书。而且，她开始回避那个喜欢她的男生，男生一发来QQ信息她就马上删掉。后续，只要男生稍微跟她多交流，她本能地感觉不安、自责。我们认为这是她不愿意、也不敢跟异性交流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创伤发生在阿玲约6岁。那时，阿玲的爸爸出差回家经常带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有一次，爸爸还给她买了一条非常好看的白色连裤袜，阿玲非常喜欢。结果表姐看到了，二话不说就要拿走。阿玲坚决不让，还跟表姐打了起来。阿玲母亲很生气，骂她不懂礼貌，让她向表姐认错。阿玲不肯，母亲命令她跪在凳子上，还打了她，但她还是不认错，大声哭了起来。
母亲更加生气了，把她揪起来关在家里的杂物间，问她认不认错，阿玲仍然一边哭一边大吼：“我没有错！”这下母亲火大了，觉得这件事必须让孩子认错。她把阿玲的上衣和裙子脱掉，就剩短裤和背心，把她推到家门外的巷子里罚站，转身回屋关上了门。当初她们家是在农村，家门外就是村里的马路，路上有村子里的人来来往往。阿玲孤零零地站在家门口，“我觉得很多人看着我，嘲笑我。我心里好想母亲，她打我、骂我的时候，我怎么就不认错呢！我真像个傻子一样！母亲，你快出来吧，哪怕你喊我一声，我就服输了！”
阿玲心里非常恐惧、无助和自责，但母亲很久都没有出现。这件事对阿玲造成了巨大的病理性记忆。从那以后，她非常讨厌穿裙子，可能是因为当时她穿得裙子一下子就被母亲脱下来了，后来还被路人嘲笑，觉得穿裙子非常没有安全感，她也拒绝穿连裤袜，当时正是因为那条白色裤袜，她才遭到母亲责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阿玲母亲当时女儿的教育方式确实过于简单粗暴，对孩子造成了很多病理性记忆。
第三个病理性记忆则无意中涉及了阿玲“囤积成瘾”的心理根源。阿玲3、4岁时，爸爸在外地工作，母亲在老家照顾她。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屋顶被吹得哗啦哗啦地响，一道闪电过后，雷声轰隆而至，似乎房子都快要被劈倒了。阿玲母亲当时很年轻，丈夫不在身边，带孩子也很辛苦，又遇到极端、可怕的天气，可能她一下子觉得自己凄凉无助，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哭了出来。
虽然阿玲那时很小很小，但她已经知道心疼母亲了。她在深度潜意识下说：“我那时觉得，如果母亲不是为了要照顾我，爸爸不是为了要挣钱养活我，他们就不用分开了，母亲就不会哭了。我很自责，也很想保护母亲”。出于这种自责内疚的心理，阿玲萌发了要减轻父母负担的想法，在吃的方面非常节省，自己很少吃零食，上小学后又萌发了为家人赚钱的想法。但她那么小，能有什么办法呢？想来想去，只有开源节流。除了自己尽量少花钱外，她总是捡村里和学校里的空瓶子、易拉罐，然后拿去卖钱，一分钱一个。她舍不得让爸妈买新的铅笔，总是捡同学用剩的烂笔头，能省则省。
不排除母亲当时也夸她懂事，这就更加强化了她的成就感和兴奋感。我们认为，当时她捡废品拿去换钱时，内心是很开心的，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保护母亲、减轻爸爸的负担。所以，捡废品这个行为反复带来了情绪病理性记忆，逐渐导致了成瘾行为，她捡废品时觉得放松、开心。以至于后来家庭条件明明宽裕了，她也知道不需要再捡废品换钱了，但看见了还是忍不住有去捡的冲动。再加上她当时情绪症状严重，捡废品带来的放松、愉悦可能成为了她释放压力的方式之一。
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对这些病理性记忆都进行了高效重组，纠正了她过分自责的心态，并引导她积极、客观、理性地看待父母的婚姻关系。神奇的是，下一次阿玲来接受心理干预时就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母亲也反馈，女儿看到废品再也不去捡了，囤积障碍的症状一下子消失了，情绪也平稳了很多！
刘承洛非常震惊！一次深度潜意识竟解决了3个问题：过度自责、内疚的心理，不爱穿裙子的中性打扮，还有“囤积成瘾”。尤其是囤积成瘾，主流精神科认为这是强迫相关障碍的一种，康复难度很大。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的效果立竿见影，阿玲和母亲都非常惊喜。她们提出希望快速处理一个行为问题——做事拖拉。
阿玲是“拖延症”的重度来访者，自从出现心理障碍后，做好的计划几乎从不及时完成，甚至彻底忘记。阿玲知道不该如此，但就是改不了。说实话，很多精神心理健康的人也有这个拖延的毛病，并动不动就自嘲“我有拖延症”。大众普遍认为拖延是一种不良的行为习惯，有的还会贴上“懒”“不上进”“遇到困难就逃避”的标签，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深究背后的心理根源。
而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发现，原来所谓的“重度拖延症”，背后也有对应的病理性记忆。
第一个创伤发生在阿玲刚上小学时。她刚开始学语文，每天的作业就是把当天学习的生字写20遍。她非常认真地一笔一划地写，但速度很慢，总是完成不了作业。最后为了赶作业，她开始写得飞快，字迹自然潦草、难看，结果第二天因为字迹潦草被老师批评了一顿。阿玲太郁闷了，她产生了一个错误认知：“写字要慢慢写才好看，做事也是，只有慢慢做，才能完成得好。”
阿玲吓得赶紧跑去找爸爸。这时爸爸又在打牌，而且正玩得起劲，根本没把阿玲的话放在心上。第二个创伤大约在阿玲13岁时，一天她的母亲偏头痛严重发作，还出现呕吐的症状。阿玲担心母亲，非常着急，不停地催促爸爸。爸爸一下子心烦了，大声地训斥：“急什么急，又死不了，再等等！”无奈之下，阿玲只好先回家照看母亲了，却发现母亲的症状已经缓和了。这件事又给她留下了错误的认知：“母亲当时病得那么严重，但后来自己又恢复了。天大的事都能再等一等，何况平常的小事，没有什么好着急的。”
阿玲的这些病理性记忆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所谓的“拖延症”的背后有没有懒惰、逃避、不上进的心理因素？这肯定不排除有，但也不是全部。个体在成长和工作过程中经历的一些负性具体事件，可能令其对“拖延”产生了错误的、扭曲的观念，这也是一大因素。
第三次深度潜意识干预时，刘承洛对阿玲“厌恶、排斥异性”的问题进行了处理，她当时具体表现为：只要男性一接近她，她就会感到厌恶和恶心，心里非常排斥男性。需注意的是，阿玲“厌恶、排斥异性”的心理与奉行“不婚主义”虽然有一些联系，但并不完全是同一个问题。如果阿玲想顺利康复，以后正常地上学、工作，就必定会涉及与男性的正常交流和相处。这是刘承洛和她都希望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的主要原因，当初处理的时候，主观上并没有过多涉及她个人的婚姻观、恋爱观。
在深度潜意识下，刘承洛发现阿玲遭受了大量来自于异性的病理性记忆，阿玲上小学三年级时，跟随父母搬到城市上学，也发生了一个相关病理性记忆。由于不懂当地方言，她难以融入同学圈子，一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也爱欺负她。其中一名男生阿刚，总是对阿玲动手动脚，摸摸头发，拍拍肩膀，让阿玲非常厌恶。
一次升旗仪式时，阿刚站在她后面，竟伸手摸了她的屁股，她回头瞪了阿刚一眼，阿刚不但不认错，还猥琐地笑了起来。“我那时心里觉得非常恶心，就像小时候被表哥欺负一样，感觉很脏！”阿玲非常生气，但也不敢发脾气。放学回家后她跟母亲说，但母亲根本不在意，认为是同学之间的小打小闹，几句话就把她打发了。母亲简单的处理，让她又受到了伤害，内心有委屈、埋怨和耻辱。
阿玲刚进超市时感觉肚子疼，赶紧跑到附近的公厕。上中学后，有一次阿玲跟随父母回农村老家。当地的公厕比较简陋，排水道是贯通男、女厕并伸往的厕所外的一条水沟。阿玲蹲下后，突然发现水沟里倒映出一个男人的影子，她突然意识到这男人站在厕所外的水沟旁，正在偷看自己！她吓坏了，马上拉起裤子就跑。
这两个来自于同学阿刚和被偷窥的病理性记忆，不但加深了她对男性的抵触，还导致她害怕与人对视。这个创伤令她心有余悸，一连几天都非常不安，每次上厕所都心惊胆战。除了来自于学习、社会上的病理性记忆外，阿玲对男性、婚姻的排斥还与父女间的亲子关系有关。
阿玲的爸爸以往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每天早出晚归，休假时也经常沉迷玩牌，疏于对阿玲的关怀和交流。再加上阿玲父母当时夫妻关系不良，母亲有时会在女儿面前贬低爸爸，阿玲本来相对而言就跟母亲比较亲，这自然也会加深她对父亲的不满。
刘承洛曾多次强调，父女之间亲子关系不良极容易导致女儿长大后在恋爱及婚姻中的不理性、容易遭伤害，可能表现为过于渴望爱情，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感情，来弥补从小缺失的父爱。还有另一种情况，女儿与父亲的关系非常恶劣，对父亲的怨恨很深，还慢慢泛化到对于所有男性的排斥，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功能，也容易演变成不婚主义者或继发性同性恋。这一次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后，阿玲想象与男性相处的画面时，厌恶感大大减弱，认为可以较正常地与男性交流了。但当时刘承洛还来不及了解其深层次的婚姻观和恋爱观，所以未单独地、深入地处理其“不婚主义”的相关病理性记忆。这时，因家里有一些事务需母亲回去处理，母女俩便紧急赶回去了。阿玲的状态挺好的，家人都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