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青少年来访者在遇到挫折和学业上的失败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躯体反应。阿芸在考试失败之后，出现了胸闷的躯体反应，并伴有抑郁的症状。后来有时常出现情绪好转，言语增加的症状，被精神专家怀疑是双相障碍。阿芸妈妈在知道女儿得了双相障碍后，她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上阅读了刘承洛的文章，对双相障碍的根源有了很好的了解，心中的压力减轻了不少。并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预约了面诊时间，带着阿芸来到北京。
阿芸妈妈在对阿芸进行记忆重组干预的同时，和阿芸爸爸反省自己过去的教育和沟通方式，帮助阿芸更好地进行干预。现在阿芸在记忆重组后情绪稳定，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和父母间的关系比之前融洽了许多。阿芸在未来的遇到学业和人际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也会用在场景重建(SRS)中学习到抗压和独立的能力去应对。
阿芸乖巧、懂事，从不惹事生非，有知心的好友，在老师和同学中的形象都不错。根据阿芸妈妈的叙述，他们一家关系和睦，父母的教育方式比较温和，不对孩子施加过多压力。尤其是妈妈，对女儿呵护备至，是孩子最喜欢、最亲近的人。整体上看，阿芸确实没有遭受过来自家庭和学校的重大心理创伤，直到中考失利，这是后续一切问题的开端。
对于这个最大的“谜团”，父母没有仔细地问过阿芸、深入地寻找原因，可能是当时没有意识，或者不敢刺激孩子。阿芸小学、初中成绩一直很好，没有明显的情绪症状和考试焦虑症状，为什么会突然在中考失利呢？而阿芸自己可能也稀里糊涂，只认为运气不好，状态不佳，一时失手。但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没那么简单，不排除在中考前，阿芸曾遭遇过与中考相关的“小创伤”，或者某些事件导致她对中考产生了一些错误认知。
很多时候就是大人一些无意中的话语和行为，对孩子造成了小创伤，然后再加上后续的一些刺激事件，最终酿就了精神心理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父母或老师过分地对孩子强调中考的重要性，这些话的初衷是好的，是希望端正孩子的学习态度，可都太片面了，并不是对中考理性的、深入的总结和分析，这很容易让孩子骤然感到巨大的压力，心态不稳。阿芸可能就是受到了相关的因素影响，对中考形成了过大的心理压力，平时可能表现得不明显，但一到真正的中考时，她的焦虑就来了。
而在中考过程中，她可能还碰到了另一些加重因素。按她妈妈所说，阿芸最擅长的科目只考了60多分，严重失手。可能在这个科目的考试时，阿芸碰到了一些不熟悉的难题，但缺乏积极的应对措施，焦虑一下子急剧增高，然后开始灾难化思维，想到这个科目会考砸，中考会考砸，高中和人生都会受到影响，越想越焦虑，最后大脑一片空白，时间不断流失，这个科目果然就考砸了。而可能受到这个科目的影响，阿芸在接下来的科目考试中，发挥得也不是特别好。成绩出来后，阿芸的爸爸妈妈大跌眼镜，忍不住指责了几句，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这肯定加重了这次中考对阿芸造成的病理性记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阿芸的父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他们在大考中失利时，往往就会情绪崩溃。我们干预过的很多青少年来访者，因父母从小对他们施加高压，要求严厉，孩子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自己也形成了追求完美的强迫型性格特征，接受不了失败。可为什么当时阿芸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失落、难过，反而看上去比大人还看得开呢？总体来说，阿芸的父母并没有就学业对孩子提出太高的要求，施加的压力不大，家庭氛围比较和谐、温暖，这是良好的社会支持体系基础。所以中考考砸了，她内心肯定也不好受，但并未因此而情绪崩溃。
阿芸当时对中考失利这个问题的认知是不到位的。她可能觉得，这不过就是偶尔的发挥失常，虽然只能上普通高中，但她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仍有信心，只要高中再努力一把，还是能考上好的大学。而她平时的成绩确实非常优秀，这是她的信心来源。但阿芸没有意识到，中考时的焦虑、恐惧已经令她形成了重大的病理性记忆，一旦遇到相似的情景，这个创伤很可能被激活，令她再次情绪失控，发挥失常。当然，对于一个不过15、16岁的青少年而言，确实难以从专业的角度觉察自己的精神心理隐患。
于是上高中后，在情绪比较平静、认知比较理性时，阿芸的学习状态确实很好，但一到大考就马上激活了中考时的病理性记忆。每次大考都激活一次，每激活一次，她对大考的焦虑程度就再增高一些，这不是她的理性能够控制的，不断恶性循环。但阿芸屡败屡战，每次大考受挫后仍调整心态，保持认真的学习态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也与她的父母及时降低了对她的要求有关。
经过高中3年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阿芸对于大考的焦虑已经变成了恐惧。最终在高考前，她只好向现实妥协、降低了对自己的期望，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大专考试。我相信阿芸作出这个决定前是挣扎过一段时间的，虽不甘心，但又实在害怕，毕竟过去的3年里她从来没有战胜过自己的考试焦虑。最后实在太恐惧高考了，才向妈妈开口。
虽然作出了这个决定，但阿芸可能一时还难以接受这个现实，所以第二天她出现了抑郁发作，后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至于服用药物后，阿芸在那天下午离开医院时突然变得愉快、活泼、话多，究竟是不是药物导致的“转躁”？因为这个过程非常短，按阿芸妈妈所说不过约半个小时。难道就在这半个小时内，抗抑郁药突然发挥作用，令阿芸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微乎其微。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
可见那时她的考试焦虑症已经泛化了，不仅是考试，哪怕只是相似的情景都会令她感到不适、害怕、有窒息感。那天阿芸回校参加体检，回家后浑身发抖，因为进行听力检查时又激活了她对大考的恐惧。妈妈得知后，马上安慰阿芸：“咱以后再也不去学校了”。这对于阿芸来说，这一句话让她避免了负性的刺激，是极大的心理安慰，她一下子心安了。情绪一好，思维的内容也就自动往正面方向转移，这是基本的心理活动规律，所以回家路上阿芸叽叽喳喳地跟妈妈说个不停，全都是美好的计划。
阿芸妈妈也提及，女儿患病前也是这么活泼、开朗的，放在以前一点都不奇怪，只是她的转变太快，与此前的重度抑郁发作对比起来，才显得比较突兀。而阿芸那时也并不是真的好了，在参加大专考试前，她还是再次出现了情绪低落、焦虑，在考试时非常难受，幸好试题比较简单，孩子也懂事，最后坚持下来了。通过大专考试后，阿芸可能认为这一段人生经历已经告一段落了，这一道难关已经迈过去了，她也接受了目前只能读大专的这个现实，所以再去学校也自然不害怕了，情绪也逐步恢复到了患病以前的正常水平。刘承洛认为以上很可能就是阿芸患病的心理历程。
分析完过程和原因，接着就是诊断。刘承洛认为精神专家对阿芸作出的“重度抑郁症”的诊断是没什么争议的，虽然他并未指出这其实是考试焦虑症继发的抑郁症，但目前临床中确实也不太注重“继发”和“原发”，只要症状符合即可下诊断。但对于精神专家考虑阿芸是双相障碍，刘承洛是不太认同的。正如刘承洛上面所说，阿芸的情绪突然转好很可能是由于心理因素，而不是真正的“转躁”。而后续的购物、话多、染头发，刘承洛个人认为都属于比较正常的行为，未出现典型的轻躁狂/躁狂的迹象。
虽然刘承洛不认为她是典型的双相障碍或非典型的双相障碍，但刘承洛认为当时的药物治疗方案还是有预防意义的。因为阿芸服用着抗抑郁药，确实有药物所致转躁的风险，而又有心理因素，如果不及时调整药物，的确有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轻躁狂或躁狂。但总体来说，对于当时那位精神专家的治疗方案，刘承洛认为阿芸的父母应该予以接受。如果从传统的精神医学角度出发，刘承洛认为阿芸的考试焦虑症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因此继发重度抑郁症，但没有明显的偏执型人格改变，整体病情并不算复杂。
如果从记忆重组模式（MRP）的角度，阿芸也比较符合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PTMD）的诊断，但她更多表现为与考试相关的创伤和症状。就如阿芸妈妈所说，女儿现在以为自己全好了，这可能过于乐观了，未来她的成长之路仍有一些隐患。首先，阿芸的妈妈有一些自我反省，她意识到自己对女儿过于保护，导致孩子缺乏独立能力，这确实是家长和孩子都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从心理角度来说，阿芸还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只不过，她对考试焦虑症缺乏理性认知，没有掌握科学方法将其快速消除。那么，“屡败屡战”就变成了“屡战屡败”，导致她最终无奈地妥协，错失了一次人生机遇。
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妈妈虽然自认为女儿与自己非常亲密，无话不说，但这可能主要是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沟通和分享，而很少触及深层次的认知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就比如女儿中考失利后，妈妈知道要安慰，但没有意识在女儿情绪平静时要一起与孩子探讨失利的原因，有哪些问题需要纠正、总结和提升；又比如在女儿后续出现考试焦虑症状时，妈妈也未予足够的重视，未能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问题，接受干预。
阿芸已经顺利考入大专院校，这道坎儿对她来说已经过去了，我相信阿芸对考试的焦虑会明显下降。过去的这些宝贵时机已经错过了，那现在还要不要就这些问题跟孩子深入沟通呢？我认为现阶段的话没有必要。而她现在处于减药期，康复还不是十分稳定，如果贸然谈起这些事，我担心父母的分析和阿芸的自我分析不到位，不但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反而激活了创伤，引起波动。但父母一定要密切保持观察、保持沟通，一旦发现阿芸再次出现考试焦虑，必须高度重视，否则抑郁症可能复发，甚至大专毕业都成了困难。而且，大学的学习压力、考试压力确实没有那么大，说不定随着环境的变化，阿芸的年龄增长和自信心增长，这道坎就真的过去了。
还有一个必须提前要看到的问题。阿芸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有期许、有要求的孩子，她一直认真学习，希望考个好大学，现在因患病才不得不妥协上了大专，但她仍很有上进心，有专升本的计划。在目前看来，阿芸似乎对只读了个大专并不十分在意，但现在可能是因为刚刚考试完毕，她的心情比较放松，而且她和同学们的差距和对比仍不明显。等到别的同学考了本科，假期聚会，她发现昔日同窗的学校都比她好，有的同学甚至是以前成绩明明不如她的，她可能会产生自卑心理，不排除会导致抑郁发作。如果这时考试焦虑症又犯了，那问题就更麻烦了。
所以，阿芸的父母一定要找机会慢慢地引导孩子，要让孩子意识到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永远的落后，千万不要和身边人比一时。阿芸现在虽然是大专，但只要她愿意，后续还可以专升本、本读硕。而且，父母一定要向阿芸强调，这些考试都不是“一考定终身”的，可以有很多机会，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只要有清晰的规划图，愿意付出努力，完全可以超越同龄人，达到新的高度，实现人生价值。
所以，希望阿芸一定要明白，以前我们不懂什么是考试焦虑，没有重视，那么我们要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后续如果发现自己有一些精神心理隐患，应立刻重视，接受干预，那么坏事也可以变好事，疾病也可以变成人生财富。只要阿芸的人生规划图清晰了，真正的淡定和自信了，她的人际关系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大学里可以谈恋爱，但刘承洛不建议孩子过早地确定终身伴侣，因为她需要不断提升，可能不一定能在大学里找到三观一致、愿意一起努力和提升的对象。当然，更不要掉以轻心，擅自减药、停药。
当然，妈妈的顾虑也有现实基础，孩子顶着一头绿发，可能会让老师、同学误以为她是“坏女孩”，形成不好的第一印象。阿芸妈妈还提及到的疑问：“孩子患病时提出不合理要求怎么办？”其实，阿芸想染绿色头发，想穿比较成熟的衣服，这在刘承洛看来并不是不合理的要求，而是家长的观念偏保守，与孩子这一代的观念有冲突。那么，妈妈可以心平气和地与孩子沟通，让孩子在充分了解染绿发的利和弊，并探讨如何尽量减少弊端，然后尊重孩子的选择。如果还是孩子坚持染绿发，那妈妈可以引导孩子一方面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另一方面加强培养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情商，更加注重礼貌和品行，消除别人的误解。这样一来，染绿发就转化成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所以，只要不涉及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不涉及个人品格，也不突破道德底线的话，很多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标准，只有利和弊。父母要充分理解孩子的心理，与他们一起探讨不同的可能性，然后再作判断，而不是全凭大人的标准。回头看阿芸这个案例，虽然表面上的主要创伤是考试，但也反映了其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一些不足。过度呵护只是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缺乏引导孩子的意识。我在上面提及，大人无意间的言行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创伤，可能很多家长和老师看了会有疑惑：那我们岂不是什么都不敢说、不敢做了？现在的孩子接受的信息很多、信息来源很丰富，大人们也不可能时时刻刻谨言慎行，每次说话前都打好草稿，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可能确保孩子们完全不遭遇创伤、不受误导。
但正因如此，父母有意识的提前引导就更显重要。打个比方，如果阿芸的父母懂得在中考前好好地与孩子详谈一番，了解孩子对中考的看法，及时发现一些错误观念，并予以纠正和引导，给予鼓励，刘承洛相信阿芸中考时的发挥肯定更加好。当然，刘承洛再次强调，阿芸的父母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阿芸目前的康复其父母的功劳是最大的。而且，他们现在也正在有意识地学当有智慧的父母，希望他们学会自我认可，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