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面前的来访者的干预记录，不禁想起家长在心理干预中的重要性。当阿海在中学期间，内心十分孤独，身边也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学业上的压力和老师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挫败感，让他潜意识里的病理性记忆激活了。让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行为表现。
这个时候阿海母亲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儿子的异常，尽管意识到了儿子的问题和自己有关系，但那个时候并未得到我们的指导，对阿海也只能表达出更多的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海的情况日趋严重，这个时候阿海母亲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上预约了面诊，带着阿海来到了北京，她的心里对阿海的未来充满了担心。
最近，有一个前来面诊和干预的家庭让刘承洛印象深刻，阿海是刘承洛见过的青少年里面，人生目标最远大、三观最正的孩子！但在面诊中刘承洛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的孤独，身边的人几乎都不能真正地理解他，他极其缺乏良师益友。我也确信，如果他现在面临的困难能得到有效解决，病理性记忆得以重组，建立高效的学习状态，树立“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心态，再结合清晰的人生规划路线图，这个孩子这一生一定会有所成就！
而且刘承洛很庆幸的是，阿海的母亲悟性也很高，在阿海进行记忆重组干预的时候，她和丈夫就积极地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找到了不少以往家庭教育的过错。在他们的努力下，孩子的情绪已经恢复得非常不错。而且，她很有社会责任感，不但愿意分享孩子的患病经历和家长的心路历程，还暗下决心要利用职业特长，把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传递出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脱离绝望。
儿子阿海一直待在家里上大学的网课，本来学习、看书都很有规律。知道孩子可能是双相情感障碍时，我和他父亲彻夜难眠，绝望占据我们的内心。大概4月份，他的注意力变得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儿子很郁闷，自我调整也不奏效，不久他主动提出要找我所在医院的精神专家聊天。这个精神专家跟我是朋友，孩子从小到大我会有意地让他跟这位阿姨偶尔谈一谈，排解一些内心的郁结。可是，这次他从医院出来时给我发信息：“母亲，我不会表达情感，心理咨询没有任何作用”，语气很失望。
回到家后，儿子的情绪突然爆发，把家里玻璃门砸掉了，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跟一个重要的客户做诉讼方案，接到电话时，我以为是孩子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注意。所以当孩子说“我无法控制情绪”时，我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难过”。
到家，看到满屋子狼藉，钢化玻璃碎片到处都是，我心中有些怨气，但已既成事实，我也没有狠狠地责备他，只想让儿子自己收拾场面。没想到他情绪异常激动，哭着说他不想干，说以后他的事我别管，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们了，他早就独立了。
但在他心目中，父亲是一名合格的父亲，我对父亲的贬低让他非常受伤！他说，他小时候我和他父亲每次吵架就会跟他说父亲的坏话；最后他还说他的身体不好，也不知道能活多久，让我在他死后把遗体给捐了。孩子竟然跟我谈到了死，我当时的心在流血。我自己也流下眼泪，告诉他：“作为你的母亲，我不希望你想到死，无论何时！”
晚上他父亲回到家后，就跟平常一样开了几个玩笑，没想到孩子也大发雷霆，气得浑身发抖，朝父亲喊：“我不喜欢你开这样的玩笑，我也不是废物”，甚至还骂了从来不会说的脏话。那时父亲刚好在洗碗，气得把手上的碗甩掉，想要揍他，他吓得跑到阳台，把阳台门关上，并给大学老师打电话说我们要杀他。我赶紧安抚父亲，然后紧紧抱住浑身发抖的孩子，不停地告诉他：“父亲母亲不可能会杀你，不会的，我们爱你。”直到这时候，我们还是傻傻地认为孩子就是使小性子。
第二天，阿海提出要去精神科看病，要吃药。我觉得很突然，但还是耐下心问他：“你认为自己是什么病啊？”他回答：“双相情感障碍！”我再问他有什么症状时，他就不想理我了，待在房间房门紧闭，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也不上网课了。过了两天，我带儿子到浙大一院找精神专家看病。他告诉精神专家自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半个月了，上课很容易开小差，他试着把手机放远一点，但还是不行，心里烦躁。在一旁的我才知道孩子这些情况。
精神专家让他做了一个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检测，他觉得没有强迫症状，就放弃了做相关试题，结果显示他有重度抑郁和轻度焦虑。接着，精神专家问我：“他情绪是否有很大变化？”我说：“我没有感觉到”。我那时说的是实话，我是律师，我手上还有几个重要客户的诉讼，让我忙得无暇顾及儿子，在家的时间也很少，缺乏对儿子的近距离观察。当然，事后证明我错了，那时我对儿子的内心根本就不够了解。而且，那时儿子跟我们谈起时事、政治等感兴趣的话题时，他还是有说有笑，非常开心的，没有表露出异常。所以我真的没有感觉儿子的情绪有太大的变化。结果精神专家给他开了一个星期的药。回到家，儿子责怪我不应该跟精神专家说没感觉他的变化，说我们不关心他。而且，精神专家开了的药他又说不吃了，说因为没确诊。我只好把药收起来。
当地的一家精神病机构阿海又不放心。阿海这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关注华西了，他说不能相信和依靠我们，他要自救。这时候，我心中开始不安，开始翻 书寻找阿海可能得了什么病。但我了解得越多，心里就越恐惧。阿海一心想确诊，但怎样确诊？阿海在华西精神卫生中心挂了号了。为了缓解阿海的紧张情绪，我找了一个华西的精神专家进行咨询。结果，精神专家也告诉我说阿海可能是“双相障碍”！那个晚上，我们夫妻一夜无眠。虽然我知道抑郁和双相均是症状学判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仅仅知道阿海有得这个病的可能性，我们几乎就被击垮了。
我鼓励阿海和同学出去旅游，并马上预约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一位教授50分钟的就诊号，计划在阿海旅游回来后，就带他去上海看病。我的那种恐惧、绝望，真的无以言表。而且，我多少懂得一些症状学判断的客观知识，我难以想象，那些只知道双相障碍是重性精神障碍、但不了解症状学判断的来访者家长，他们的恐惧和绝望是我的多少倍！阿海出去旅游后，我和丈夫开始不停地查相关资料，查找有关抑郁症和双相规范化治疗所需要的药物和心理干预。我快50岁了，以往也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也走过人生的低谷。但对比起这段最黑暗的时间，之前的人生低谷几乎不算什么。我每天失眠，最多只能睡着2到3个小时，只要醒来就不停地查相关信息，我甚至差点在单位晕倒。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的病因是什么？能不能干预好复发的问题？能不能干预好孩子注意力和记忆力的问题？这一系列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几座大山，压得我们没法呼吸。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咬牙挺住，为孩子想办法。
我一直都知道儿子在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上有一些不足，但以往觉得不严重，想着以后再找机会做一些心理引导。当时，我的思路可能跟很多来访者家长的不完全一样。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好好吃药，通过药物干预问题。但因为我以往也经历过情绪和心理问题，也有过很长的时间情况很差，用了近10年的时间靠自己的毅力一点点地走出来，慢慢找到了自信和安全感。但我没想到问题发展得这么快，猝不及防的孩子就得病了。
所以，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知识，我认为精神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心理。在我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时候就了解过深度潜意识这种治疗模式。我知道：深度潜意识可以改变负性的记忆，而负性的记忆可能成为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又支配我们的人生。因此，深度潜意识可能可以解决、或极大地缓解抑郁症或是双相障碍的症状。所以，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会有意识地往这个方面寻找。再后来就辗转看到了刘承洛写的文章。我已经不记得是在哪个平台上看到的了，只记得读完文章后那种感受：他把我从地狱里拉出来，让我终于能够见到阳光，我要朝着这束光奔去。
我深感认同，也特别能够理解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对病理性记忆的重要作用。我仔细读更多文章。对于刘承洛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急性和慢性精神多重应激导致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和情绪病理性记忆，可能是双相障碍和抑郁障碍的根本病因”，我不敢说我把刘承洛的所有文章都看了，但大部分专业文章我都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我非常笃定地跟他爸说：“我已经找到人了，无论怎么困难，我一定要找孩子他看病”。他爸看过一些文章和案例后，他也深表认同，在我焦虑的时候他还会用刘承洛文章里的话来安慰我。
我们夫妻俩开始反省：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可能对孩子造成过什么病理性记忆？按照文章的指引，孩子出了精神心理问题，家长必须加强自我反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孩子没有安全感和自卑？我们曾自认为和孩子的关系还比较融洽，孩子也还算理性。但其实孩子在我们面前经常报喜不报忧，不愿意袒露心声。通过这次吵架中孩子的哭诉和平时偶尔流露出来的言语，我们找到了很多自身的问题。
首先是我的问题。我的原生家庭曾带给我太多的苦痛，我成为了一个敏感、易怒的人。成为母亲以后，我会尽可能地保护孩子不受伤害，不打骂孩子。但我又不想孩子娇生惯养，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秉着“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的教育理念，我对孩子提出的求助不太在意。比如，小时候孩子在班里坐后排，他希望我去跟老师说一下。但我说:“这没啥关系，坐哪里都一样，坐在后排正好可以锻炼一下”。回想孩子读书期间，我几乎没去找过老师。他跟老师和同学有矛盾，基本都是他自己去沟通协调的。唯独有一次他跟高中老师发生剧烈冲突，老师把我喊去学校，我反而还责备了孩子：“你在学校都干了些啥？老师都要找我了！”
在孩子眼里，他很可能觉得，母亲明明有很好的能力，为什么不愿意替他去做一些沟通？他可能觉得我不支持他。孩子也说过我性格古怪，总是容易不高兴，在家脸色阴沉，让整个家庭的气氛都很压抑。其实，我是因为身体长期有病，上班工作强度也很大，回到家特别累，不太爱说话，也容易有烦躁情绪。
等我有上面这些意识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内心已经离我很远了。阿海跟我说过：“母亲，自从12岁以后我跟你之间就没有心灵的沟通了，你只负责管我的生活保障，只有父亲会跟我聊我们的共同爱好”。
而孩子他爸那时脾气也急躁，经常吼孩子。孩子小时候喜欢哭，他爸觉得男孩要就坚强，不许他哭。而且，当孩子不听话，让他爸生气的时候，他经常骂孩子是“废物”。其实父亲不是真的认为儿子是废物，而是每当他反复跟儿子强调过的事情，儿子不听，偏要对着干的时候，他火气上来了就忍不住。其实他也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响，他小时候也经常被阿海的爷爷骂“废物”。
有时，我们夫妻的教育理念不一致，当他爸无法实施他的教育方式时，他也会对孩子没好脸色地说：“算了，我管不了你了，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吧”。现在想起来，孩子总怕惹我不高兴，提出的求助又经常得不到我和他爸的积极回应，这造成了他的敏感、缺乏安全感的特点，而且越来越认为父母不能依靠，只能自己独立，有困扰也不爱跟我们说。我们还一度觉得孩子懂事、省心、成熟理性，但没想到这是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虽然我尽量不当着阿海的面吵架，但对婚姻的失望让我有时忍不住向阿海说阿海父亲的不是。在结婚初期，我和阿海父亲的磨合也非常痛苦。我记得的有大概2、3次，我忍不住对阿海抱怨：“你父亲对家里的事不管不顾，说去考研究生又没考，工作上跟同事沟通也不好，太让我失望了，感觉他整个人特没用！”
这种抱怨在孩子4、5岁的时候有过，但后面我就意识到不能说了。我跟丈夫也慢慢磨合好了，我内心的一些创伤也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得到疗愈，抱怨自然就少了。但有时还会跟他爸因家务事拌一下嘴。所以，当孩子跟我抱怨：“父亲是合格的父亲，但你不是合格的母亲！你对父亲的贬低让我非常受伤”，我真的惊讶极了！这些细节在他心里记得那么深，我真忽视了自己曾对他造成的伤害！
我和阿海爸对阿海的聪颖是心里有数的，但我们不想强调，反而很少给阿海认可，也不关注阿海的成绩。阿海小时候就喜欢看书，很早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小学阶段，老师们经常用“天才”和“神童”评价阿海。还有，阿海还承受了很多来自学业的压力，以及内心目标得不到实现的压抑。初中阶段，孩子的成绩总体不错，能进年级前30名。但阿海发现初中老师不像小学老师那样关注了，不再那么鹤立鸡群了，要付出一些努力才能稳定自己成绩。初一，阿海有一段时间入睡困难，容易发脾气，即使我们解释安慰，阿海也听不进去。
那时候我也开始关注他的学习了。他考得不理想时，我会提醒他哪里需要改进。其实我在意的并不是成绩，而是想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但孩子说，只要他考得不好，虽然我表面上说不要在意，但他觉得我很失望，他心里很难受。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孩子看到了我的焦虑、失望，我却没有意识跟他沟通我真正的想法，更没有引导好他。
而且，阿海开始出现躯体症状。那时家里离学校比较远，父亲负责接送，离家前上厕所的问题就显得仓促，我们总会催阿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阿海更焦虑了，初一上学期阿海开始频频跑厕所，每天要上3到5次。当时我考虑是肠易激综合征，给阿海用过一段时间中药，也用过一段时间益生菌，但效果不是很好，这个症状一直持续到现在。
阿海说，高一就开始思考人生，他的成绩骤然下滑到一百多名。我跟阿海聊原因，阿海不说；我提出找课外辅导，阿海也不想接受，只说让我们相信他。阿海曾经跟高三的老师发生剧烈冲突，跟同学的关系也不是很好，阿海认为同学们比较势利，谈不到一块去。高中阶段，阿海的学习压力更大，我感觉阿海有些吃力。后来，阿海的成绩有所提高，基本稳定在60名左右，但没有进入尖子班。记得我和阿海爸还对他开玩笑：“还以为是要上清华北大呢，浙江大学我们也接受的哈。”
虽然嘴上说得轻松，但阿海读高中时，我肯定是很焦虑的，但又很难控制住。所以在阿海高二的时候，我选择了报考很难考的司法考试，想消耗我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不再有时间去关注阿海。但回头想，这有可能会让孩子更加以为自己成绩不理想，所以母亲不想管了。而阿海也是焦虑的，参加省级物理竞赛培训时，因为听不懂课程竟然当场就哭了，肠易激症状也加重了。
高三时，班上很多同学父母都在积极行动，找校外机构临时做获奖证书，以获得自主招生的资格。但我和阿海爸不认可这种做法，跟阿海解释后，没有去做获奖证书。结果，阿海没有拿到心仪学校的自主招生名额，事后他抱怨了几次，觉得我们不支持他，这可能也是病理性记忆。后来，孩子参加了高考，但没考上985学校。放榜那天，我和阿海父亲都很难受。阿海从学校回来时，本来表情比较轻松，但一看到我们的神情，特别是我在垂泪时，阿海反而大为光火：“我自己的前程我不比你们更难过啊！”
他坚决要去复读，我和他爸反对，但最后还是依了他。复读一年后，儿子考上了自己满意的学校。总之，孩子出外旅游的那些天，我跟他爸想到了很多我们在教育上犯的错误。我想起孩子在一次聊天时跟我说，他很容易感受别人的负面情绪，也很长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和幸福。我们不正当的教育和过多的负性情绪确实给了孩子造成了很深的伤害。我的内心很痛苦、很内疚，我们当父母的不够称职，没有让孩子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有了反省之后，我给还在旅游中的孩子发微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观念和认知，跟孩子道歉。但孩子要么就不回，要么就回：“太晚了，我不需要了，你们伤害不了我了。”对于这样冷冰冰的回复，我有心理准备。之前他砸碎玻璃的时候，我去抱他，我说：“孩子，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难受，我之前有很多事做错了，但谁没有原生家庭的痛？我那时候做的事不是我的本意。”儿子当时也给我类似的回答：“我不需要道歉了，你们影响不了我！”
所以，我知道孩子心中的伤痛不是我一句道歉就能化解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等孩子回到家，趁孩子情绪还好的时候，我再次跟孩子真诚地道歉。但孩子还是不接受。自从砸玻璃事件之后，儿子虽然情绪每天逐渐好转，但根本不搭理我和他爸，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睡到上午才起来，胃口也不好。只要我们一到他的房间，他马上就把我们赶出去，说一些令我们很伤心的话，指责我们当初说他是废物，从不支持他，认为他不行。
那段时间他的状态很差，连期中考试也无力参加，最后他自己决定休学。无论如何，我和他爸必须先做出改变。首先，我把工作减量，每天必须回家做饭，饭菜保持足够的营养，而且尽量色香味俱全，水果也多样化，有时也鼓励孩子可以和同学、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孩子在家做什么我们一般不干涉，也不刻意地、主动地找他聊天。但我和他父亲会故意聊一些他感兴趣话题，比如时事和经济，有时他听到了会主动加入我们，聊得还挺起劲的。
还有，不管我们有多担心和难受，我们要求自己进家门的时候一定是笑脸面对儿子的。他父亲做家务的时候也不再抱怨，我们积极发现儿子的优点，鼓励他，表扬他。他的大学同学和老师也非常关心他，每天都有人不停的找他聊天，安慰他。我们高兴地发现孩子情绪一天比一天好。而且，他对我们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抱怨的话说少了，也愿意走出房门了。我们跟他说话，他愿意给一些回应，但还是不会主动找我们。
还有，他的注意力本来非常差，有几天甚至不能独自过马路。但随着情绪好起来后，他的注意力恢复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回到以前的状态。到了去上海看病的日子，儿子拒绝我们同行。我们只好帮他准备好随身携带物，送他上火车。我内心很担忧，我知道精神专家的诊断应该不会偏离双相。因为孩子自己就是那么认为的，他自己会有意识地讲符合双相的症状。
精神专家的判断果然是双相，开了5种药。我们怕阿海有什么想法，跟阿海解释了老半天，没想到阿海说，早就知道这是依据症状来判断的，他不纠结。看过刘承洛的文章之后，我们不再对这个判断过于纠结。阿海在上海期间，我们果断在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预约了刘承洛的面诊，那时候阿海还不知情。回到家时，孩子的情绪又比之前好了一些，但注意力和记忆力恢复不佳。孩子想吃药早些恢复注意力和记忆力，我们也随孩子的意。孩子是知道药物有副作用的，他既然选择吃药，说明他的恢复愿望很迫切的，不让他吃药会让他情绪失控。
一天中午，在他吃饭的时候，我把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推荐给他，让他关注上面的文章，并跟他说我们已经预约了面诊。没想到儿子情绪很激动，说：“凭什么你们帮我做主，我这么大了，不需要你们管。这个病只能靠自己！我的同学都是靠自己的，我可以自己战胜疾病！”他还说我们预约北京的心理干预专家只是为了自己心里舒服，不再内疚，是想开脱自己的责任。
等他发泄完，我说：“孩子，你不要着急，你先了解一下再说。我们知道你的情绪一天比一天好，也知道你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疾病。但是，你能保证以后不复发吗？疾病复发的日子是痛苦的，我们希望能帮助你一起去克服。”没想到吃晚饭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你的建议我接受了，我觉得你说得对，我还是选择去北京，但治不治疗我说了算”。
阿海自己每天也做冥想，调整情绪。等待去北京的日子里，我不敢提及太多刘承洛及相关的文章，生怕引起阿海反感，只是不经意地提醒阿海“多看看，刘承洛可能有问题要问哦”快到去北京的时候，阿海的情绪更稳定了。但阿海仍然还想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找回学习状态，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我更在意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阿海的深层次心理问题，尽量降低后期复发的风险？
到了北京，面谈前夜，我真的好担心孩子不愿意接受刘承洛的心理干预，或者刘承洛说孩子不适合在他的机构做心理干预。深夜，在宾馆，从不拜佛的我静静地跪在那里祈祷了好久好久。阿海父母的自我反省、改变和提升实在难能可贵，我也确实找到了不少过往曾对儿子造成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面谈中发现，他们还忽视了一些更加重大的、关键的问题。而阿海在面谈的过程中，也透露了一些父母并不知情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