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窗外的夜色，眼前不禁想起了阿芸，阿芸的症状是比较特殊的躯体症状。一般的时候很少会遇到这样情况的来访者，因此记忆比较深刻。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处于青春期阶段，对于同学的喜欢往往没有正确的处理，导致在心理上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对学习和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动力。
特别是女孩子，往往分辨不出对于爱慕和依恋的区别，容易造成取向的偏差。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上会出现挫折，导致心理上出现障碍。这些病理性记忆会导致她的情绪和行为出现异常，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并影响到学业的发展。这个时候家长才会意识到孩子出现了问题。
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主要接诊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来访者，并要求前来面诊或接受心理干预的来访者必须有家属陪同。一来因为青少年、学生群体缺乏独立经济能力；二来如果父母连陪同孩子看病都做不到，说明亲子关系十分恶劣，父母对家庭教育严重缺乏自我反省，也难以配合深度心理干预和家庭治疗。
对其中一个女性来访者，经过前期沟通和评估后，刘承洛接受她单独前来面诊。这不仅因为她已经成年，具备一定的独立能力和意识；还因为她的病症非常特殊性爱成瘾。显然，她不愿意被亲朋好友知道这件事。
阿芸前来面诊时即将研究生毕业。她身着浅色的衣服，化了淡妆，头发随意地披在肩后。她待人有礼，言行举止之间之间透露出良好的素养和气质，甚至有点过分的客气和谦卑了，等待时总担心给刘承洛带来太多的麻烦，连连道谢。如果不是提前对她有所了解，刘承洛真的很难将这个女生与性爱成瘾扯上关系。
这也再次证明，性爱成瘾这个病症与来访者本身的品质和道德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完全可以是一个能力出众、品格优秀的人，只是在性爱方面存在病理性条件反射和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
由于有过提前的了解，阿芸对我们的信任度很高，面诊过程非常顺利。阿芸家境良好，虽然出生于武汉，但儿童时期就随父母移民美国。后来，因家庭原因，她经常随父母来回中美之间，在两地都有较长时间的居住经历。而且，因父母的观念都比较传统、保守，她认为自己也更多地受到国内传统教育和思想的影响、
阿芸的父亲是白手起家，忙于工作上的打拼而疏于对儿女的关爱。阿芸的母亲是非常传统的家庭主妇，不但要张罗一对儿女的起居饮食，还要照顾老人，也没有意识和精力顾及孩子们的内心感受和精神成长；而且，母亲脾气上来的时候，对阿芸和哥哥都有不少打骂。由于父亲的工作缘故，阿芸从小经常转学，在美国念过几年小学，又回到中国；在中国读到初二，又转到了美国高中，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地方，读的学校也往往不同。
在这个辗辗转转之间，她很难与同龄人形成稳定、长期的同伴关系。在一个新环境里，转学生、插班生是最容易遭到孤立和排斥的；中美之间又存在着较大文化差异，阿芸与大多数中国、美国的本土孩子有很大不同。再加上，她的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令阿芸从小就胆怯、怕事、敏感、自卑，被欺负了总是吞声忍气，也不懂得人际交往的技巧和正确观念。
这种种因素结合，阿芸说，她从童年到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压抑、沉重的，父母不理解她，哥哥欺负她，身边的大部分同学也对她嘲讽、排斥。尤其是女同学，经常对她恶意中伤，散播关于她的谣言。高中时，她出现重度抑郁症，后来还一度出现妄想、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被迫住院治疗。面诊时，她仍服用着低剂量抗抑郁药。
阿芸说，她已经不再为自己的抑郁症而过于纠结，接受了长期服药、逐渐康复的现实。但目前挡在康复之路上的并不是情绪问题，而是行为问题——她总是控制不住地、频繁地与陌生男性发生一夜情。“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从小我就特别招女生恨，她们总是欺负我、侮辱我；但我又特别招男生喜欢，我明明没有主动去跟他们友好，却莫名其妙地总是有很多男生向我表白，”阿芸苦笑。
“从小学到大学，我明明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但在那些女生和一些老师、长辈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很浪的坏女生。我一开始非常痛苦、委屈，但不知如何辩解。”“慢慢地我麻木了，不再在意他们对我的评价和眼光，内心甚至连任何情感都没有了。没想到，我最后真的变成了一个自己不认可的人，一个放荡的人”。
刘承洛问阿芸：“你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阿芸回忆，大概是从大学。那时她在美国读大学，情绪症状还比较严重，经常很消沉、不想动。有一名舍友便邀请她一起去酒吧，还坚持给她穿上好看的裙子，帮她化了淡妆。阿芸内心其实是拒绝的，但她习惯了忍受，不懂得拒绝，便由着舍友对自己一顿打扮，然后被拉到了酒吧。
“没想到，我还挺受欢迎的”，阿芸发现，很多男生都在盯着她看，“我舍友也说，你看，你别整天哭丧着脸，你打扮起来挺好看的！”后来，阿芸喝了点酒，稍微放松了点，还跟两个男生跳了舞，受到了不少赞美，内心挺满足的。阿芸认为，这一次经历是她的行为发生转折的开始。从那以后，她开始学化妆、搭配衣服，忍不住想去酒吧，重温那片刻的放松和愉悦。但与此同时，她从小所接受的传统观念又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我很矛盾”。
这个阶段，阿芸产生了幻觉。“第一次产生幻觉是在宿舍，我照镜子的时候，看着看着就走神了，镜子里面出现了另一个自己。里面的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但打扮得非常妖艳、性感。”
“那个人开始说话了，具体说的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让我不要再装了，不要再那么忍让了，要走出痛苦，做回自己。她说要让她来代替我，要向外界斗争和反抗。只要是我以前没做过的事，就让她来替我做。”
“我非常生气，马上反驳她，我说不行。但我反驳一句，她就说一句，到最后我说不过她了，情绪特别激动。”“慢慢地，这个镜子里的人经常出现，导致我一度不敢照镜子，连看会反光的玻璃都不敢。而且，每次我都吵不过她。”
“有一次，我又跟镜子里的幻觉大吵一架，然后就失去了意识。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性，我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但很恍惚。接着我翻看自己的手机记录，一切都想起来了。我确实跟这个男的发生了关系，具体的细节我记不起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没喝酒，也没有真的晕过去。就像短暂地失忆了一样，但如果仔细想，又知道确实发生过。”
“后来，我吃了抗精神病药，幻觉慢慢没了。但镜子里的那个她似乎真的代替了原来的我。我以前从来都不会做的事，我后来都做了。化妆、打扮、买漂亮的衣服、上夜店，搭讪男生，一夜情。我现在虽然内心痛苦，但在别人面前特别会交际，勾搭别人的能力特别强。”
“你与陌生男子发生关系的频率是多少？”刘承洛问。
阿芸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有点难以启齿，“我已经不知道睡了多少个人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很好的女孩了，我真的数不清。有时候2天内就会跟3个男的先后发生关系，感觉已经不受控制了”。“你跟陌生男性发生关系的时候，你享受那个过程吗？”我想进一步探寻阿芸的心理过程。
“是有的，内心还是有欲望去做的，不然也不会一次次地发生。一开始，每次做完之后我是非常接受不了的，极力地责备自己，痛恨自己。但到了现在，我似乎已经不反感了，甚至觉得还行、还挺好。”“这才是我最害怕、最难理解的地方，难道我骨子里真的是一个很浪、很坏的女孩子吗？我觉得明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可为什么我总要那样去做？这明显是不正常的啊！”刘承洛说，“你有过痛恨自己的过程，说明你还是曾经想办法去控制的”。
“对，我尝试过控制，但情绪波动会很大，有一段时间家人还以为我的抑郁症加重了，但我其实一直隐瞒着他们。我现在回到武汉的家暂住，你看我现在穿得非常保守、很乖，其实离开家人的时候，尤其在晚上，我常常是另一副模样。”“我强忍着自己去发生一夜情的欲望时，我会非常焦虑、心里难受，我就猛吃东西。但我又没法接受自己发胖。有时我甚至觉得，与其发胖，还不如继续堕落。”
在面诊中，刘承洛和阿芸还对病症的一些细节进行了沟通，包括她被同学欺凌的细节、感受和想法，她与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关系和相处模式等等，阿芸说，她看过我写的性爱成瘾的专业文章，包括案例，知道我是这方面的心理专家，才敢预约面诊。
“我刚才说的那些细节，包括我自己的这些行为，以前我从来没跟任何一个精神专家说过，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爸爸妈妈肯定接受不了”。听到这里，我真的非常感激阿芸对刘承洛的信任和认可。
在面诊最后，刘承洛就阿芸的叙述和刘承洛的经验给出了诊断和一定的临床分析。阿芸属于非常典型的性爱成瘾，她的抑郁症虽然有很大的缓解，可如果性爱成瘾这个问题不解决，抑郁症很有可能复发，甚至比之前还严重。
而且，国内外精神专家对性爱成瘾的了解很少，如果他们得知阿芸频繁与男性发生关系、并深深为之痛苦，很可能不会诊断性爱成瘾，而是强迫症，或者双相情感障碍。我认为，阿芸的抑郁症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她的父母对其内心缺乏关注，其胆小怕事、遇事忍让、过度内归因的性格，不断变化的求学环境，同龄人对其的欺负、恶意中伤等等，这一系列因素形成了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
刘承洛甚至怀疑，她在成长过程中有一定的讨好型的人格，在行为、言语上下意识地渴望别人认可，不自知地向别人示好。虽然在女生中，她屡屡被误解、孤立、排斥；但在男生中，她这种乖巧、逆来顺受、又可能带有讨好的性格是很容易受欢迎的。况且，她给我看了中学阶段的照片，她那时确实长得非常可爱。这可能是她“莫名其妙”受男生欢迎，并被女生、老师视作“坏女生”的原因之一。
所以，阿芸的成长时期是非常压抑、矛盾、不自信的。而且，被指责多了，可能她也会自我怀疑：我真的是他们说的坏女生吗？后来，机缘巧合下，她跟舍友去了一次酒吧，在那种有着音乐、跳着舞、喝了酒的氛围下，又受到男性们众星捧月般的对待，她其实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愉悦和满足的。
也就是说，在理性的时候，阿芸是压抑的，不断要求自己行为规范、表现出色；但在放松的心态和环境下，她和男性的互动反而成了她释放压力的方式。况且，行为本身就会带来兴奋感和愉悦感，就像吸毒一样，她上瘾了。
可是，为什么行为那么频繁呢？而且，为什么要不断地换对象，只发生一夜情呢？如果她想在与异性的交往中获取自信和愉悦，以她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一个合适的男生建立恋爱关系。
但阿芸从没想过这一点，她说，她一般只与一个男性发生一次关系，顶多两次，接着就寻找下一个。如果对方表现出真心喜欢她，想跟她建立稳定的关系，她马上感到厌恶，拉黑对方、不再联系。
如果女性跟男性难以建立亲密的关系，往往可能因为她与父亲的亲子关系存在很大的问题。但在面诊中，阿芸并未透露她与父亲存在非常大的矛盾，甚至说自己和父亲关系很好，“爸爸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就是正常的父女。”
从刘承洛的临床经验推测，在阿芸的内隐记忆层面肯定还藏有更加关键的相关病理性记忆。无奈，只通过意识层面的交谈，刘承洛没法找到这个根源。在面诊的最后，刘承洛向阿芸分析了她的病情，解答了她的很多疑问，引导她理性地认识自己的病理性记忆和行为，减少焦虑和自责，否则可能加重病情。
所以，当面诊后刘承洛的助理告诉我阿芸决定接受我们的心理干预时，并预约了心理干预的时间。而且，据助理回忆，阿芸下决定时说，“见过那么多专家，刘承洛是唯一能理解我、能帮助到我的心理专家”。在期间，刘承洛不时想起阿芸，担心她的性爱成瘾行为是否会更严重了，担心她的身体检查结果，更担心她的情绪症状是否会加重，甚至出现自杀行为。
阿芸准时按照约定前来接受心理干预。这一次见面，阿芸圆润了不少。我问：“那次面诊之后，你的病情怎么样了？”阿芸非常开心地回答：“我用了一些你教的方法，我居然忍住，我没有发生过一次一夜情。当然，有时我真的非常难受，但我想到你跟我说过的话，我知道这种行为的风险性，我就放任自己拼命吃东西，”她不好意思地指了一下自己，“你看，我现在胖了很多。”
刘承洛很高兴，马上对她给予了肯定，“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等我们找到你真正的病因并记忆重组，彻底康复了，再慢慢减肥也不迟，我还可以帮你塑造健康饮食、快乐运动的场景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