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家长并不知道孩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抑郁，直到孩子表现出严重的心理障碍的时候，家长才带着孩子到处检测，医疗机构的精神专家往往判断为抑郁或双相障碍，家长通过刘承洛记忆重组中心的刘承洛记忆重组官网预约面诊，带着孩子来到了北京，孩子需要通过专业的潜意识心理干预，将病理性记忆重组，同时通过场景重建技术提高抗压力和学习的积极性后，才可以返回学校复学。
青少年来访者在幼年阶段遭受到父母不良教育方式的打击，形成了隐藏在潜意识内的病理性记忆，并导致了扭曲的认知和应对方式，随后在学校的生活中，由于扭曲的认知和应对方式导致了社交和学业上的挫败感，出现了心理障碍。需要对病理性记忆进行重组后，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抑郁和双相精神障碍的症状，让孩子迈向原本属于她们的美好未来。
抑郁症的发病存在心理因素，这在很早之前就已被注意到。早期主要集中在各种传统心理学流派中。不过，当时大部分传统心理学流派对抑郁症的解释都只触及表面或局部，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抑郁症的解释很大部分是不科学的。
但是，其中非常最值得一提的是贝克提出抑郁症的认知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抑郁症来访者存在一定认知上的误区，如对生活经历消极的扭曲体验、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悲观无助。而这种不良认知模式是从哪里来的呢？该理论认为，个体童年不幸的生活事件以及挫折是关键原因，可影响着大脑信息的编码、理解以及检索。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个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会激活这种功能失调性态度，产生认知歪曲和负性自动思维，导致抑郁的产生，并使消极的观念进一步增多，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呈螺旋式上升。
而且这个理论还指出，遗传因素和早期的不良生活经历都会使个体产生生物性应激反应，从而进一步加剧抑郁的发生、发展。从那个时代来看，这个理论对抑郁症的理解是颇有前瞻性的，但当时心理学界的声音非常弱势。而且，传统的认知治疗相对于药物治疗而言是低效的，因此得不到精神医学界的重视。
绝大部分精神医学的专业人员把研究重心放在遗传、生物学层面的研究，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抑郁症是脑部病变导致的疾病，必须通过物理或药物治疗才可解决。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专业人员固守这个观念。然而，只采用单一遗传因素显然无法满意地解释抑郁症的病因，而神经递质等生物学层面的学说也找不到答案，抗抑郁药对大量来访者无效，而专业的心理干预确实能令病情好转，再者，新近的“抑郁症海马神经元再生障碍”学说还把原因指向了外界应激事件……
现在，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早年慢性应激是诱发抑郁障碍的主要风险之一，而且各类环境、社会、心理应激对抑郁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均有重要作用。这里有一个专业名词“应激”，也可以称为“精神应激”，在有的文献里也被翻译成“压力”（stress），是指机体应付困难处境时的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的来源之一是“应激源”，也就是导致应激发生的各种事件，可大到战争、自然灾害、恶性犯罪，也可小至个体遇到的人际纠纷，家庭矛盾、学习和工作的烦恼等等。通俗一点，也就是会引起人们产生负性情绪的事件。针对不同人群的临床研究都一致发现，儿童期应激、尤其是虐待经历，对抑郁障碍的起病、症状、缓解、预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是抑郁发病环节中的重要一环。
有研究发现，情感虐待会给儿童的行为、情绪、社会功能带来负面影响，和成年期情绪的敏感性增强有关，有证据显示它和负性自我联系、抑郁症状及人际关系困难有关。还有数据显示，抑郁发作前来访者有促发的应激生活事件，而且抑郁首次发作前出现应激事件的概率更高。
有一种解释是，发生于首次抑郁发作前的应激生活事件，会导致来访者脑生理活动的持久性改变，比如导致海马体积缩小。而这种持久性改变可能会改变某些神经递质系统及细胞内信号功能，还可能出现神经元的丧失，打破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平衡等等。这导致来访者处于一种高危状态，此后不需要明显的应激事件也会再次抑郁发作。从应激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就已经形成了病理性记忆，个体的心身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且有许多支持证据表明，应激生活事件与抑郁障碍间是一种剂量‐反应关系，即应激生活事件越多，程度越严重，持续时间越长，抑郁症的发病率就越高，症状也越严重。而且，当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时，看起来很小的应激事件就可导致抑郁症的发生。不一定需要较重大的应激事件作为诱因，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表现为很多来访者似乎是“突然”患病，发病前并没有遭受重大打击，令家人摸不着头脑。
然而，上述的论证还不能解答一个疑问：许多研究发现，面对同样的事件，并非所有个体都会发生应激反应，更加不会全都形成病理性记忆，出现抑郁症。即使在动物中，也是如此。而且，就算大家都产生了应激反应，导致病理性记忆，大脑产生了病理性变化，但不同抑郁症来访者之间的病情和结果又是不一样。这又是为什么呢？绝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其中存在易感因素。在许多抑郁症的心理社会因素模型中，“素质”（即易感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元素。
临床中，在家属和精神专家看来，不少抑郁症来访者并未遭受明显的病理性记忆，其遇到的应激事件都是常见的且非重大的，但最终却出现抑郁症。这是否意味着其大脑中存在与健康人不同的病理性差异？如果有家族史，是否来自于遗传？还有心理学学者认为，易感因素与人格特质有关。有研究表明，抑郁障碍来访者具有独特的人格特征，明显的焦虑、强迫、冲动、高依赖型及自我批评型人格、低自信的个体，易患上抑郁障碍。而且，学者认为，人格的形成与先天气质和后天经历都有关。
分析到这里，遗传、“先天”再次成为焦点。所以，导致抑郁症的“元凶”其实是“遗传”等先天因素和后天经历（即心理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个说法确实是相对比较客观的。早在20世纪初，英国精神病学家便首次提出遗传-环境交互学说，指出基因产物的调控作用与环境对疾病发展的干预作用在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占有主要地位，且二者存在相互影响。
可是，刘承洛通过大量临床实践上发现，后天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比先天因素大得多。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所谓的“过往并无明显的病理性记忆的抑郁症来访者”，并不是他们没有病理性记忆，而是经历的多数病理性记忆在外显记忆层面已经遗忘，但存在于内隐记忆层面，有待被发掘。
而且，刘承洛发现导致病症（主要是双相障碍、强迫症和抑郁症）的不仅包括负性情绪的病理性记忆，也包括部分过度的情绪病理性记忆，比如孩子自幼受到过度夸奖带来的过度兴奋体验。但由于这种正性的情绪可导致病症，刘承洛称之为情绪病理性记忆。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情绪病理性记忆与病理性记忆可并称为“病理性记忆”。关于病理性记忆这一概念，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前沿研究。
而刘承洛通过深度潜意识记忆重组技术（MRP）发现，抑郁症来访者的过往经历中存在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有很多是内隐记忆层面的，也就是说他们早就遗忘的。精准化找到这些病理性记忆并对其重组后，对应的症状可得到高效缓解甚至消失。而所谓的人格特质，性格特征比如偏执型人格，往往也是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所致。创伤被修复后，相应的性格可随之发生改变。这提示，多重性病理性记忆很可能是大多数抑郁症的真正根源，是常见抑郁症的“元凶”。
刘承洛临床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在生命最早期的病理性记忆，是一个青少年来访者在未满月时的应激事件。这个来访者在深度潜意识下“看到”自己在婴儿时期曾被大人用层层衣物包裹，感到闷热并大哭，长达数小时。做完深度潜意识下记忆重组后，刘承洛与其家长沟通，发现确有其事，而且是在来访者未满月时发生的。更神奇的是，精准化重组了这个病理性记忆之后，该来访者的相应症状：爱哭、极度怕热的症状很快大幅度缓解了。
到底有没有病理性记忆，在很多情况下来访者说的并不算，而是源自于家属和精神专家的主观判断。在临床诊疗中，刘承洛发现很多抑郁症来访者对过往的遭遇耿耿于怀，每每提起便痛苦不已。但其家人不以为意，来访者以往就诊过的精神专家也不认为是病理性记忆，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了解。
在很多来访者家人眼里，来访者抑郁症就是无缘无故得的，来访者就是天生脆弱，从小敏感。他们向精神专家转述病史时，其主观判断就会误导精神专家得出有偏颇的结论。其实，研究已经发现，对于儿童期而言，一些小的生活事件也可能引起病理性记忆，比如家庭矛盾、学校事件。刘承洛在深度潜意识下病理性记忆重组时，发现父母一些不经意的言语也可能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
研究指出，应激事件是否会发展成心理创伤，不但与事件本身的强度和种类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个体对事件的主观体验程度有关。如果个体抗压能力较强，通过早期的经历和较好的家庭教育形成了积极应对挫折的心态，其主观体验到的痛苦就会降低，这是防止应激事件发展成为病理性记忆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就是刘承洛经常强调的，应注重培养孩子的抗压力，有积极心理学的学者将抗压力称为“心理弹性”，并对它和抑郁症的关系进行研究。还有，主观体验程度又与社会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个体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很多家长以为所谓的儿童期不当教育行为指的是非常严重的、恶性的殴打，以及其它非人道对待，但其实儿童期不当教育行为包括了情感不当教育行为，比如言语辱骂，或情感忽视等行为。绝大部分父母的不当教育行为是无意识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大家必须意识到，错误的教育方式其实可对孩子造成病理性记忆。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对促进家庭教育的优化有很大帮助。
基于表观遗传学的发现，表观遗传特性的可逆性，导致难以确定来访者的“易感体质”到底是遗传得来的，还是后天环境导致的。就算是遗传所致，那么这种遗传特性的给予者——来访者的父亲、母亲的遗传特性又是怎来的？是遗传自各自的父母，还是后天所致？
实际上，即使是来自于父母的表观遗传学特性，其实也符合刘承洛常说的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代代相传。也就是说，父母各自成长和人生经历中带来的表观遗传学特性改变，部分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影响到孩子。但是，这并不可怕，因为无论是不是表观遗传学机制所致，通过药物治疗、心理干预、社会支持系统等各种环境因素的积极参与，表观遗传特性都可发生积极的变化，并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将积极的人格特质等遗传给下一代。那这样看来，所谓的遗传因素在抑郁症病因中的地位远不及环境因素重。而在环境因素中，心理社会因素是最主要的方面。
至于其他的气候、生态、饮食、运动作息或躯体疾病，是否也是引发抑郁症的环境因素？尤其是近几年出现的“脑－肠－微生物轴与抑郁症”的研究发现，有抑郁症来访者的发病很可能是因为肠道的功能出现失衡，导致大脑发生神经递质浓度失调等变化。而通过治疗肠道功能恢复后，运作恢复平衡了，抑郁症真正消失了。不过，因这种因素出现抑郁症的来访者只是极少数。
刘承洛通过翻阅大量文献发现，对于抑郁症病因的主要学说虽然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局部特点，但总体而言缺乏逻辑性的归纳，并未通过一条线将各个线索串联起来，从而解释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常见的、或者说大部分抑郁症的根源是慢性应激事件，并导致了多重性病理性记忆，进而导致了个体的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
而病理性记忆又可导致生物学上的变化（海马神经元再生障碍，降低机体免疫水平，神经递质浓度变化等）；而这些生物学层面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加重心理失调，两者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生物学变化可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进行遗传，但积极的干预也可扭转这种遗传特性；积极的、良性的遗传特性一样可以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进行遗传。我相信，随着科学心理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大脑病理性记忆理论方面的探索，科学潜意识和心理干预近年来刘承洛在临床中的成功案例不断增加，这个假说有望被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