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哲学问题对于处于思想尚不成熟的年轻人来说，是极有可能产生负面思想和情绪的。尤其是对有人格偏执的来访者来说更是这样。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小珍，非常聪明，有自己的想法。在初中的时候，她看了很多哲学书籍后得出了人生没有意义的结论，
之前的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的影响，小珍处于抑郁的状态，敏感而且多疑不容易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更容易得出消极的想法。
如果家长在小珍成长的阶段里没有让她接触到哲学书籍，小珍就很可能不会得出人生的负面意义，让我们的心理干预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父母可以对孩子的思考行为予以肯定，但请一定要告诉孩子，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人生阅历尚浅，思考这个问题为时尚早，等以后人生阅历丰富了，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会更加有意义。
根据小珍和家人的描述，她曾有自残行为，但对于行为的过程和原因，小珍完全不记得了。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经历了较大的病理性记忆事件，或者是多重性病理性记忆的累积所导致；二是在幻觉、妄想等精神障碍症状的支配下出现的极端行为。
无论是哪一种，自残的原因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都很重要。父母不清楚孩子的自残原因，无从防范，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再次自残。对孩子来说，这件事也很可能是个心结。
理论上，小珍的内隐记忆层面很可能有相关记忆。如果她愿意接受深度潜意识下的病理性记忆重组（MRP），往往可以想起或者看到当时的心理活动和相关事件，并接受病理性记忆重组。
而且，对于很多患病孩子来说，自残行为本身也是一个重大心理病理性记忆。也就是说，导致自残的病理性记忆性事件和自残行为本身带来的病理性记忆，两者最好都得到重组。临床中我们处理过不少类似情况。
小珍在障碍的发展过程中有咖啡因成瘾和糖成瘾的问题，这也会加重其情绪障碍，令精神心理障碍复杂化。
临床中，不少被诊断为抑郁、双相情感障碍的来访者伴有物质使用障碍问题，通常认为两者是共存关系。据2007年美国调查报告，双相情感障碍与物质使用障碍共存率约42.3%。轻者就如小珍那样，嗜糖、嗜咖啡，尼古丁成瘾；重者则酒依赖、服用成瘾。
这样的来访者，其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等问题与物质使用障碍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必须施以高效的、综合化的干预，两者同时解决，否则很容易复发。
小珍15岁，他们一家三口来自上海。等待面诊的时候，小珍神情比较木讷，眼睛缺乏灵气，眼神里有防备，右手不时捏大腿。
父母介绍情况的时候，小珍显得有点心烦，提出回避。
小珍的父亲先开口了。“孩子从去年年底开始出现妄想，特别严重，认知能力低，有一段时间每天喝很多咖啡，后来还说活着没意思，学习跟不上”，
“专家建议服用，她也愿意，但服用后开始嗜睡，学习状态就更差了。后来换了一个专家调整，精神好一些了，可是学习状态还是不行，有时候不愿去学校，我们也不逼她”，
“中考的时候，我们连哄带骗地劝她考完了，最后考了全班倒数第一，上不了本校的高中，这件事对她打击也挺大的，暑假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
“期间还发生过两次危险事件，第一次是她事后告诉我们的。她说那天午睡起来感觉很难受，觉得活着没有价值，就用刀割手腕，可那把刀钝，觉得疼，就放弃了”，
“她又找了长绳子，但找不到地方挂，正犹豫的时候，她妈打电话回家，她才彻底罢休”。
小珍的妈妈擦了擦泪。“第二次是大概1个月后。我跟她妈都上班了，她上午自己去辅导班，中午回家吃了点东西，然后爬到阳台边沿上坐着，埋着头，拿着手机。邻居看到吓坏了，一直劝她，马上报警，通知我们”，父亲语速有点急促。
“邻居劝了十多分钟，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突然手一撑就下去了。幸好家里是3楼，下面院子有些植物垫了一下，她断了一根肋骨，没有生命危险”。
小珍的父亲极力地稳住情绪，但能听得出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一旁的我也听得心惊肉跳，如果当时小珍家的楼下是水泥地，很可能就酿成悲剧了。
得知孩子曾经轻生，刘承洛的心也悬起来了，他缓缓地说，“就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来访者家庭预约了我的面诊，后来得到反馈，家长说，孩子从26楼跳下去了。”
刘承洛沉默了一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难受，过了两天才缓过来。你们的小珍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小珍妈妈的眼眶更红了，“对，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可是，这件事情她完全不记得了，她一个劲问，我怎么在这里了，好痛啊，怎么回事”，
“后来我们问她，她说只记得那天上了辅导班，但不记得是怎么回家的，还记得后来做检查，很疼，其它都不记得”，小珍的父母愁眉深锁，脸色非常凝重。
“第一次割腕之前，有什么事情刺激吗？第二次的跳楼呢？有没有明显的诱因？”刘承洛关切地问。
“暑假的时候有个小男生向她表白，她也接受了。但后来对方父母知道她的障碍，非常反对。男生再也没找她了。其实她心里也明白这段恋情不会有结果，但很纠结，可能第一次自伤就因为这个事”，小珍的妈妈说。
“但是第二次事件，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她自己也不记得了，我们跟她说起来的时候她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觉得奇怪”。
刘承洛又问孩子现在的状态如何。
“高中开学以后，也不听课，上课就看课外书，也不跟同学说话，说别人冷落自己。只去了5天就不愿意去了”，小珍母亲说。
“有了暑假的危险事件，我和她爸现在轮流陪着她。现在状态还可以，能每天坚持做运动，与普通人交流有些木讷，基本不跟同学、朋友交往。她自己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
“面诊信息表上写着她很爱吃甜，具体是怎么样？”刘承洛问。
“她特别爱吃甜食，一天不吃就难受。她把家里的冰糖、红糖都吃光，后来还用碟子装着白砂糖舔着吃，直接把速溶咖啡往嘴里倒，那玩意儿很甜，”小珍的母亲说。
“她可能有糖成瘾，情绪波动可能也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刘承洛说，“那你们现在对孩子有什么期待呢？或者说，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
小珍的爸爸叹了一口气，“我们本来对她的学习期待很高，她妈妈以前对她很严厉，这可能也是导致障碍的原因吧”，
“但现在我只想她恢复正常社会功能，减轻抑郁，如果能继续上学那最好，上不了我们也可以接受。还有，她说想起过往的事很痛苦，我么希望能抚平她以前受过的伤害”。
刘承洛向家长点点头，示意说：“好的，等下我跟孩子谈谈吧，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回事。那次自残的背后应该有重大的心理病理性记忆，在深度潜意识下她有可能会回到那个情景，重新想起来，而且这个经历可能又成为孩子的病理性记忆，我们一定要谨慎处理！”
母亲也点点头说，“我很认可您写的那些文章，很多都很有道理。我也不认可精神分析，不适合青少年，只把责任指向父母一方并不利于这个问题的化解。所以，只要孩子不反对，我们就愿意试试。”
正如母亲所说的，小珍与人交流确实很不自然，她动作僵直，表情冷淡，声音一顿一顿的。
刘承洛作自我介绍时故意说了几句自嘲的话，想让她放松一点，她也只是抽动了下嘴角。
“刚才爸爸妈妈说你不想去上学，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是觉得心烦？还是学校有人欺负咱？”刘承洛试探着问。
“父母都希望我去上学，但我到了课堂上就觉得不能上课，要看课外书。我不喜欢吃学校的饭菜，水也不喝。爸妈就说那你去学校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因为这样你们开心啊！”
“噢，在学校里学不进去，那在家能学习吗？”刘承洛问。
“我在家看课本，做习题，也能学，但一到学校就不行，我自己也理解不了。”
“爸爸妈妈还告诉我，小学的时候你的成绩还不错，但突然一落千丈，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承洛继续往前追溯。
小珍沉默了一下，“我初二开始想一个重大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我想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天天头疼，还觉得如果想不出来我为什么要活着，那是不是说明我活着没有意义？”
刘承洛继续追寻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突然想这个问题？”
“我不记得了。不过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亲戚们还送我哲学书。我最后得出结论，活着没有意义”。
“所以那时候睡眠不好，上课就没有精神了？”刘承洛问。
“是的，但我会喝咖啡提神。一开始每天喝一包喝速溶的，后来要两包，再后来要喝鲜煮的才行了，每天当水喝，不然上课就会睡着。”
“你喝那么多咖啡，身体上有没有什么反应？”刘承洛对物质滥用的敏锐度一下子就上来了。
“有啊，会手抖，想上厕所，有时还有点腰疼。成绩就是那时候往下掉的。我本来是班里十多名，后来跌到倒数第二名。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跟其它同学交流，他们会看不起我”，小珍说。
“同学们暗地里有排挤你吗？说你的坏话吗？”刘承洛问。
“没有，我没听过。我也知道可能是自己瞎想的，同学们都很好，不会因为这点事瞧不起我，但我控制不了有这种想法。”
“这个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现在还对你造成困惑吗？”主任问。
“没有了。本来我做好了准备，如果活着没有意义就去死。但突然，初三我就想通了，自残都是懦弱胆小的人，我才不怕呢，我要强大，不能害怕生活上的挫折。所以初三我就不太喝咖啡了，睡觉也好了一些。”
“那成绩没有慢慢追回来吗？”
“我初三后期出现了一种想法。总觉得一天到晚有人监视我，我感觉不是不认识的人，也不是物品，我想不出别人了，最后觉得可能是外星人吧”，小珍说，
“那为什么只监视我不监视别人呢？可能是因为我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是什么不一样呢？我想了很久，可能因为我也是外星人，我是被他们造出来的假人”，
“刚开始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是假人，对不起家人和朋友。但是，后来有个同学跟我讲了很多道理，说其实别人不在乎我是真是假，只在乎我这个人。我就相信了。”
“那你现在还有觉得自己是假人的想法吗？”刘承洛问。
“有，持续了一年多了，但自从那个同学跟我讲了道理以后，这个想法不太影响我了”，小珍回答。
“中考以后我就成了‘死宅’，不出门，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啊。后来他们就说我跳楼啦，我整个不记得了，现在也搞不清什么回事”。
“那你对跳楼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心里会不舒服吗？”主任问。
“我一开始挺害怕的，把自己的日记都扔了，特别害怕哪天想不开又跳楼了。现在好一些了，我觉得就算这样把命丢了也没啥大不了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小珍的语气很淡定。
刘承洛又详细问了小珍的小学和幼儿园经历，试图寻找可能造成心理病理性记忆的事件。
小珍回忆，低年级时遇到了以为很严厉的语文老师，“她觉得我写的字丑，就把丑的字圈出来，打一个大大的红叉，还恶狠狠地骂我，有时还把我的作业整页撕下来”。
“你现在想起来这件事还会不爽吗？”
“嗯！”小珍用力地说，声音明显带有愤怒的情绪。
“妈妈说，她以前不懂教育，对你的要求很严厉，对你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还是有一些伤害吧。三、四年级的时候，只要我奥数题做不出来，我妈就扇我耳光。别的孩子考上了90分就有奖励，但如果我没有拿100分，我妈就会罚我，打我”，
“后来，我不敢当天放学就把卷子给妈妈签字了，等到第二天上学前再给她，她就来不及罚我了”，说着这些事，小珍竟有些木然。
“你爸爸呢？对你的教育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跟爸爸讲过这些事，他那时经常出差，只在意工作，3天就坐一次飞机，还没算上高铁火车的呢。他从不管我，老妈就只在乎我的成绩”。
“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你内心对上学并不太喜欢，压力很大？”刘承洛试探着问。
“是的。到了初中好一些了，老妈去上班了。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但爸妈都觉得那是狐朋狗友，怪我学了不少坏习惯”。
“那我就基本明白了”，刘承洛说，“现在我把你的爸爸妈妈请回来，你们一起听听我的看法，可以吗？”看来，刘承洛对小珍的心理过程有了总体的把握。
刘承洛简要地总结了小珍的心理路程和发展经过。
“抑郁状态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不是双相情感障碍，更不是精神障碍。如果要按照现行的主流精神障碍标准，更符合抑郁障碍伴有精神障碍症状”，
“不过，如果按照我们提出的新的诊断思路，小珍其实是比较典型的‘病理性记忆潜意识失调’，这是我从心理病理性记忆的角度提出的新诊断”。
接着，刘承洛梳理了小珍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明显心理病理性记忆，包括老师和母亲过分严厉，父爱缺位等。
“孩子跟妈妈无法交流，爸爸又长期不在家，她的内心长期是压抑的”，
“到了初中，她开始考虑人生的意义，她说忘记了为什么会突然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她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感受到的更多是痛苦和烦恼”，
“接着，她成绩一落千丈，靠咖啡提神。她的手抖说明已经咖啡因摄入过量了。夜晚失眠，白天靠咖啡打鸡血，时间久了人的精神肯定受不了，何况她那时的情绪仍然是非常压抑的”，
“再加上那时小珍已经特别不自信了，对外界刺激超级敏感，这容易产生被监视感，但小珍你又想不通为何有人监视你，就产生了外星人、自己是假人的逻辑推理”。
“我判断，小珍的主要症状是妄想，并没有幻觉。因为她的外星人想法是自己推断出来的，并不是听到声音、或者看到相关画面”。
刘承洛说，如果从病理性记忆重组的角度来做干预，必须重组小珍上述遭受过的病理性记忆，并利用深度潜意识找到小珍思考人生意义和跳楼的真正原因。
刘承洛还专门提到了小珍的“糖成瘾”，“其实糖成瘾的背后也是内心的压抑，所以通过寻求让人开心的物质，激活大脑奖赏效应回路。而血糖浓度的急剧变化，也会明显影响情绪”。
最后，刘承洛还介绍了学习障碍、家庭干预、抗压力塑造等干预思路，让一家三口更深刻地了解孩子障碍的本质，到底包含了哪些方面，可如何解决。
小珍跳楼那天，到底经历了什么病理性记忆？或者说，当时她的心里想到了什么？
退一步讲，如果小珍能找到其它适合自己的干预方法，情绪稳定，并逐步恢复社会功能，即使她一直想不起来那件事，也未尝不是好事。这本来可能就是心理上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小珍看似无来由地“思考人生意义”也让我有所感悟。
十二、三岁，正值豆蔻年华，大部分孩子烦恼的应该是学业、成长、与同龄人关系的青春之事；但小珍却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又或者说，她正因为长期感觉到来自父母、学习压力的痛苦，才会对人生萌发质疑。可是父母、亲戚都对此完全没有察觉，反而赠送哲学书。
我想，当家长发现孩子十来岁就思考人生，并消极地说出“人生有什么意义”时，这可能是一记警醒，孩子的内心可能已经有问题的苗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