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过程中，年轻人会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会在潜意识里深深的留下病理性记忆，在情绪的强烈变化中痛苦不堪，在面诊的时候都会将他们的经历和我详细的讲述，愿意让我帮助他们进行改变。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小杨在面诊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回避的态度，没有将他的真实感受和态度讲述给我，面诊很难达到满意的程度，想起小杨疲惫的面孔，我有一些遗憾。
根据我的经验，小杨应该是在生命中经历了多重性的病理性记忆，导致他对干预的习惯性逃避。
小杨在面诊中还透露出了对父母的不满。虽然他的父母表示并没有对小杨造成伤害，但我认为其一定存在家庭教育问题，而且小杨的父母并未有所察觉，对小杨造成了持续的伤害。
所以，在面诊最后，我非常严肃、诚恳地建议小杨父母要对平常的教育方式进行反思，及时改变。只有让小杨看到父母的改变，重新恢复对生活的希望和康复的意愿，才有可能愿意接受治疗。
由于小杨在面诊时的配合度和信任度都不够高，这必定导致后期的治疗难以展开，因此我们并没有收治这个案例。
小杨的面诊经历带给我们不少启发。
为人父母者，一定要擅于观察孩子的情绪，当发现端倪时，不要一味将其归咎于青春期叛逆，甚至不断指责孩子；而是应该先进行自我反思，如果发现自身有错误，要及时改变。
小杨一家三口赶到北京，父亲看上去50岁出头，但头发已经花白。孩子比较瘦，黑衣黑裤黑鞋子，连眼镜框都是黑色的，面无表情。据父母介绍，小杨今年就读高三，主要的问题是厌学。
“孩子本来成绩挺好的，高中入学的时候考过班级第一，读的又是市里重点高中。可是后来成绩越来越差，不过基础还行，现在是中等水平吧。差不多高三的时候，他的状态突然一落千丈！”
“他一开始说不想去上课，我们不允许，还起过剧烈冲突。现在他愿意去学校了，但在课堂上就一直睡觉，不听课不自习，回家也不做作业。补习班他倒是还愿意去，但回来也不做题。老师讲他不听，我们也跟他讲过道理，嘴皮子都磨破了，他还是不听，有时还跟我们吵，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母亲性子有点急躁，说话语速很快。
父亲插话了，“他还跟我说不想参加高考，让我给他随便找个工作，能养活自己就好了。你说别的正常的小孩，高三的时候忙都来不及，一个个紧张得要命，但他就不一样。”
“我们猜他心里肯定是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但不愿意告诉我们。刘承洛您说这到底什么原因？他内心有什么想法？”
刘承洛说，“我等下会跟孩子详细了解一下。你们之前带他去过其它医院吗？专家怎么说？”
“他去过广州两家医院，病例资料在这”，父亲拿出一沓资料，“但孩子有点抵触。这次我带他来北京，也没跟他说是来看病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
又是一个被父母“骗”过来的孩子。不过，我心里明白父母的无奈，确实有不少青少年患者在反复就诊的过程中，对医疗机构、专家和治疗方法产生抵触。
这可能是接受诊疗过程中，患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尊严受到了侮辱；或遭受了旁人的歧视而产生病耻感；或者长期就诊但效果不佳，心生绝望；又或者是患者内心比较偏执，拒绝被贴上“障碍”的标签，拒绝就医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刘承洛的做法与传统精神科专家和心理咨询师不一样。他非常崇拜现代催眠学之父、艾瑞克森，也非常认同他的人性化、个性化治疗。刘承洛经常提醒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考虑患者和父母的感受和难处，只要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不一定要拘泥于所谓的角色和方式，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回到小杨的面诊上来。刘承洛发现父母对孩子的内心根本不了解，情况介绍比较简单，便提出先跟小杨单独谈一谈。
小杨的抵触情绪确实很大。刘承洛面带微笑地向他作自我介绍，但他表现得不太耐烦，还不时把脸转向窗外，表情冷漠。
“刚才父母跟我说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你的问题。父亲说，正常的小孩到了高三都拼命学习，但你却比较特立独行，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刘承洛试探。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学能考得上就读，什么大学也无所谓；如果考不上也没关系，随便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很努力，一定要考很好的大学？”，小杨语气冷淡。
“这是没什么问题，谁说不想考大学就是有病？我也不赞同。可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都是有上进心的，都会想努力去争取，比如考个好的学校；或者哪怕不读书，也希望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至于结果是不是好的，这不完全由我们决定，但内心都有希望和想法”，刘承洛循循善诱。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你们不能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就认为我不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你们不正常”，小杨反驳。
“可是，难道你就不想以后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自在一点吗？”刘承洛问。
“我对生活的底线很低。只要有份工作，随便什么工作都能接受，哪怕扫大街也行，有口饭吃，有地方住，就可以了。我也不想结婚，不想组建家庭，就一个人，活着”，小杨说。
一个17岁的花季少年如此消极、厌世，这让我很惊讶！
“确实，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但恕我直言，我并不认同你说的生活方式。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情感，有尊严，心里有信念和追求。像你说的那样，只是行尸走肉、如动物般地活着，更何况，动物还有繁衍后代的本能呢”，刘承洛提出了见解。
“但是那样太累了。叔叔，您刚才介绍了你的经历，您就是成功人士。整天那么忙碌、奔波，您不累吗？有意义吗？”小杨质问刘承洛。
刘承洛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累，累极了，我经常工作到深夜，差点把身体都累坏了。可是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的工作能帮助许多有需要的孩子和家庭，我在这个领域的突破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前列。我非常有成就感，我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价值所在！”
“可是，叔叔，我觉得很累，光是想象一下成为您这样的成功人士，我就觉得很累。只要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事付出努力，比如多做一道题，多干一点活，我都觉得很累”，小杨漠然地说。
刘承洛也许意识到小杨非常固执，可能背后有很多创伤，再与他在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上过多纠缠也意义不大，所以马上转移了话题，可能是要引导小杨进行更深入地思考。
“我觉得很好奇，你这些想法是从小就有的吗？还是后来才出现的呢？”
小杨沉默了一下，“我小的时候比较幼稚，也想好好学习，考个好的大学，拼搏、成功。但是后来，我对人生的要求越来越低了。如果我能找到死去而不痛苦的方式，我可能就自杀了，但我没找到，那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活着呗”，
小杨深吸了一口气，“我甚至顿悟了，我觉得这是我天赋的使命，我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着，轻松地活着。”
“这中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你对人生的要求会越来越低？”刘承洛再次试探。
这次，小杨沉默的时间更长了。过来好久，他开口，“是有一些，但是都过去了，我不想提了，也不想跟父母说”，接着他又把头转过去看窗外。
刘承洛见他不愿意说，也不再继续深入探讨问题。“那你现在对现状满意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解决的？”
“我现在就希望父母别老是念叨我，不要总是要求我学习、考个好大学，我觉得他们这个想法才是不正常的”，小杨说。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父亲帮我找一份工作。”
刘承洛眉毛一竖，音调一下提高了，“你刚才说对生活的底线很低，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那你有本事应该自己去找啊！你也不愿意努力学习，不愿意付出，凭什么要父亲帮你找工作呢？”
“我其实不想跟父母之间有任何关系，但现在我还跟他们保持比较正常的关系和交流，这就已经是我的付出了。如果他们也愿意付出，那就帮我找一份工作，这是一种交换。而且，我父亲本来就希望帮我找工作，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满足他的需求。当然了，如果他们不愿意帮忙，那也没关系。”
小杨如机器人般的冷漠，这没有感情的“等价交换”令我觉得很心寒。我也非常疑虑，父母和他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承洛又问了一下小杨一些症状、情绪相关的问题，小杨都回答得非常简单。“那我现在就把你的这些想法转告你的父母。你先回避一下吧”，刘承洛说。
“但是，我想最后跟你说一句话，无论以后发生了什么，你都不要埋怨别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刘承洛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小杨说。
“我从小到大都不埋怨别人”，小杨直勾勾地看着主任，仍然面无表情。
小杨父母回来后，非常期待刘承洛给出的意见。
“你们的孩子不但非常固执，而且他的三观扭曲得非常严重！以我的经验，他肯定遭受过很多创伤性事件。但他对曾经发生过的事，拒绝告诉我。你们是否有所了解？比如学校里的，或者你们的家庭教育问题？”刘承洛表情严峻。
母亲回答了，“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曾说过天底下哪个孩子是不爱父母的？还说，他之所以变成这样子，对我们没有感情，都是我们父母造成的”，
“可是，刘承洛，我们都是普通的父母，自认没有对他造成过很大伤害。没错，小时候他父亲很少陪伴他，有时候生气了还会打他，但哪个家庭的孩子没有被父母打过？”
“这位妈妈，你这样想就已经犯错了。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们小时候被打没打出问题，不代表现在的孩子就没问题。而且，时代变了，现在的社会氛围更讲究独立、民主，孩子接触的信息非常多，他们会对比、会思考，你不能再用老一套的思想去教育孩子！不能简单粗暴地上来就打，就算要打，也必须事先说明，约法三章！”刘承洛说。
父亲遭到母亲指责，有些气愤，“我的教育方式可能是有问题。但我每次教育孩子的时候，她妈就跳出来反对。这也不对啊！我小时候父亲对我也很严厉，但我母亲从不会插嘴，而是事后跟我解释父亲的用意”。
“但你根本就不理解孩子的内心，你用你父亲那一套来教育孩子，就是不对的！”母亲马上反驳。
这两口子几乎要吵起来了。
刘承洛连忙调停，“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是有短板的，妈妈你也要改善，不能你觉得是错的就当场指责。无论怎么样，你们俩之间要事先商量好，要统一教育方法”。
“现在孩子对你们的抵触情绪已经很大了，你们不要再跟他对着干，不愿学习就缓一缓，能上补习班就上，能学一点是一点。如果高考考不到好学校，那也不必过于焦虑，你们的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别只盯着课本学习和高考，最重要的是孩子要有高抗压力！”
“我明确地告诉你们，也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小杨现在因为多重病理性记忆而对你们非常失望，他拒绝任何治疗，内心其实是处于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因为多重病理性记忆导致他现在放弃了努力，内心也完全自我封闭。在目前这种状态下，他是不可能愿意接受治疗的，就算你们强迫他，治疗也不会有效果，我们也不会接收”，
“如果要解决小杨的问题，首先你们父母就要改变，理解和支持孩子。一旦看到他有积极改变，就马上鼓励和肯定。你们一定要将孩子和最糟糕的时候相比，不要和你们理想中的孩子比。等到亲子关系缓和一些了，父亲可以去道歉，反省自己，再逐步看他是否愿意把心中的创伤说出来，如果时机成熟，再考虑是否接受创伤修复，后续再激发出他的上进心”，刘承洛作了大段的引导。
父亲似乎难以接受，“有的医生说专家可能脑部有问题，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精神障碍？”
“这绝对不是。你孩子没有精神障碍，思维逻辑清晰。表现为情绪有些低落，估计兴趣也明显减少，对人生有些消极，甚至可以说是厌世，没有学习的动力。如果硬要贴个精神障碍的标签，可能属于也只是轻度到中度的抑郁障碍。但是，你们要看清楚，这是一个表象，实际上他内心因为病理性记忆而对你们父母极度的失望、甚至是有些绝望，人格和三观等也发生很大改变”，刘承洛对父亲说。
最后，小杨的父母又请教了一些问题，刘承洛都给出了意见和建议。结束前，父亲又神情紧张地问了一次孩子到底是不是精神障碍，刘承洛只好无奈地又解释了一遍。
写在后面的话：
正如刘承洛所说的，如果从精神障碍临床角度去看，小杨似乎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点像叛逆，甚至难以下精神科诊断。可是，我觉得，比起那些明显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小杨的情况更令人担忧。
毕竟，前者虽然病重、痛苦，但他们心中是有情感的，有希望康复的动力，是有血有肉的。有的患者即使灰心、绝望，那也只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一旦感觉治疗能够有效果，他们会重燃起对康复的动力，燃起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而小杨，据他所说，他不但不痛苦，还“顿悟”了，反感世俗的一切，毫无情感和欲求，也拒绝有情感和欲求；一切的劝导、教育都打动不了他。这样的孩子，就算真的有能治百病的神药，他也不愿吃，该如何挽救？
小杨经历过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据父母的描述，这很有可能与家庭教育有莫大关联。希望他的父母能够把刘承洛衷心的建议和意见听进心里去，不要一味地怀疑孩子是不是脑子有病，总寄望于某个中心、某个医生能把孩子的问题彻底解决。
希望这对父母要沉下心来好好梳理孩子的成长经历，反省自己，利用自身的改变慢慢融解孩子内心的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