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我第一次与阿辉见面。那时他在读高中，可是已经休学一年多了。躲在家里不愿意出门，不与人交流，情绪低落的时候还有自杀倾向；有时候又会暴怒，大吼大叫，用头撞墙，甚至动手打家人。尤其听不得别人的咳嗽声，否则马上会生气、发怒。
带着这样的症状，阿辉被不少专家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服用过药物，但病情并无明显改善，他就自行停药了。 我问他，是否在学校里遇到了什么难题？他说，班级里有几个“坏同学”经常欺负他，尤其上课时，经常在他身边大声咳嗽，干扰他学习。时间长了，一听到咳嗽，他就形成病理性条件反射，想起这些“坏同学”，非常愤怒。
阿辉继续说，他非常渴望能够好好学习。旁边的父母点头，说他真的是玩命般地学习。 我又问，为啥这么玩命地学习？阿辉答：“这样才能考上一个好大学啊”。为啥要考一个好大学呢？“这样毕业后就能当官”，阿辉的表情很淡定。 为啥要当官呢？“这样，我就能把欺负我的那几个同学杀掉，而且不留痕迹！”阿辉仍然很淡定。 这个回答却让我不淡定，旁边的父母也不能淡定了。估计他们也是第一次听孩子这样说。 我表面还装着淡定，继续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欺负你？ 阿辉开始表达对这几个同学的愤怒，述说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欺负他。他的情绪忽然变得非常激动，咬牙切齿，面露凶光——看来这种负性病理性记忆已经很牢固，是他内心的痛点，是刺激源，也是问题的根结之一。 说到后来，阿辉说：“我特别崇拜希特勒，我家里收集可很多关于他的物品和影碟。我感觉我的经历与他特别像，他也是从小受同学欺负，所以非常努力。” 我感到脊背发凉。我说：你想过这样走下去的后果吗？不怕被抓去坐牢吗？“没啥，抓到就抓到，反正仇报了。”阿辉又恢复淡定了，“我想过以后在审判席上，我会哈哈大笑。” 我的大脑中浮现出近年来多起杀人案的主角在审判庭上大笑的画面。这样的孩子如果不及时纠正，长大了很有可能发展成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幸亏阿辉还不到18岁，只能算是反社会性人格改变，纠正过来还有希望。
说实话这个个案的难度的确挺大的，而且风险极高，如果效果不好，后果不敢想像。我犹豫了，如果是明哲保身，我完全可以拒绝接这样的个案。 从公寓里出来，我面露难色，把我的担心和顾虑告诉了父母。他的妈妈马上眼泪留下来了：“刘承洛，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孩子，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如果您不给他治疗，孩子就废了。”没有办法，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我后来了解到，在家庭背景方面，阿辉的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则忙着工作，很少与孩子交流，只是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揍他一顿。于是阿辉渐渐形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也曾把在学习受欺负的事告诉过父母，可惜没有引起重视。 在与阿辉的交流中，我发现他尚有一定的同理心和自我反省能力。他对父母感情很深，对自己曾经动手打过父母的行为很后悔；而且他害怕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尤其当陌生人在他身边咳嗽时，怕一时忍不住会伤害无辜的人。所以把自己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 听着阿辉的叙述，我无法不动容。这是一头受伤的，又孤独无助的小狮子。他的人格问题目前属于“人格改变”，而不是“人格障碍”。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也许三四年后就会变成“人格障碍”。当他的内心被愤怒充满时，很容易伤害与他根本没有关系的陌生人。 据此，我认为不能因此把阿辉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他很有上进心，但又不敢踏出家门，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这让他非常痛苦。他显得躁狂、发怒的时候，其实是负性情绪上的宣泄，符合正常逻辑，并不是传统精神科大夫理解的无缘无故的躁狂。
在治疗过程中，我首先简单扼要地向阿辉分析了他的问题，其中一个刺激点是咳嗽声会引发他强烈愤怒。我让他明白，改变这个病理性记忆是关键所在，接着开始深度潜意识干预。先是常规的放松训练，他不容易放松，经过多次加深，最终达到了所需要的放松深度。 接着，我开始重组他对咳嗽声的病理性记忆，并试图植入新的心理程序。但马上发现他对于咳嗽声的反应非常强烈，愤怒的情绪很难在短时间平复下来。我意识到，必须先消除他潜意识层面的愤怒负性情绪，即首先进行记忆重组。
于是，我改变策略，先在深度潜意识的状态下进行记忆重组。所谓的记忆重组，就是重组患者原有的、对特定刺激物的病理性记忆，并替换成新的、健康的记忆。就像给大脑输入一个代码程序，一遇到特定刺激物，马上运行相应的记忆。 对于阿辉，我把他的“一听到咳嗽声就感到愤怒、被羞辱的病理性记忆”替换成了新的新程序：一听到咳嗽声，内心很平静，心想着“这跟我无关，我需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等等。想到这，便可以平静地继续从事正在做的事情，比如开心地学习等等。 阿辉很快就进入深度潜意识状态，记忆重组非常顺利。唤醒后，阿辉很平静。
连续进行3次记忆重组后，我特地让他父母带他在北京游玩一下，测试一下效果。 游玩回来的阿辉很开心，说自己对咳嗽声的愤怒和耻辱几乎无影无踪了，情绪很稳定。 我又开始与他一起设计其他病理性记忆的重组，比如想起或者见到那几个“坏同学”的情景，其实并不那么可怕；重返校园的情景；上课时、学习时的内心活动等等。这是为了解决他的学习障碍问题。因为对于他，不仅需要治愈原有的创伤、病理性记忆，还要重建各种学习情景下的开心甚至兴奋状态记忆，疗效才能稳固。
20天过去了，我突然想起了希特勒，问他是否要处理一下关于“希特勒”的物品？阿辉笑了笑，说：“我早想好了，肯定要扔掉。” 后来，我又处理了一下阿辉与父母的关系。心理干预大约进行了25个小时，治疗就差不多结束了。 阿辉回家后，就回学校复读。高考前有过两次比较大的情绪波动，幸好他父母向我及时反馈，我通过电话干预，顺利化解。
到今年9月，阿辉就要读大三，一直没有复发。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有过短期地情绪波动，我引导他及时进行了处理。 在许多所谓的“双相情感障碍”案例中，我发现不少患者和阿辉有类似的经历：遇到校园欺凌，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但不敢告诉父母，即使告诉父母，也没有引起高度重视；随后问题不断恶化，演变成所谓“双相情感障碍”，继发学习障碍。被专家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后，大剂量导致他们出现嗜睡、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等副作用，导致学习障碍加重，抑郁加重，形成恶性循环，最后休学，人生之路就脱轨了。
所以，对于这样的个案，一定要全面地了解青少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包括是否有创伤、情绪变化、学校影响、学习障碍以及家庭关系等等，才能全面客观地做出诊断，然后针对问题进行高效深度干预。 除此之外，好要想办法解决学习障碍，让青少年尽快复学，重新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上。这是服务于有精神心理障碍的青少年的大夫们应该考虑到的，也是应该追求的2
